主题：我的喀什， 我的南疆 -- 故乡在喀什

前文出现过的亲身经历过1030事件的司马义是我的朋友 （请见老叶,大叶,小叶和司马义的1030，http://www.cchere.com/article/4012743）。

1981年10月30日，叶欣开枪打死了维吾尔族农民阿不都卡德尔。与1980年阿克苏49事件，1980年82高旭事件，1981年叶城113事件，和1981年伽师527事件不同，叶欣是按照刑事案件进行审理的，也是按照刑事审判的。这在法治尚待完善的今天也算是个奇闻。整个过程中，司马义的证词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过了很多年后，司马义也只是愤愤得说：叶欣打架不行。

但1030事件的意义远非司马义和当时的公司同仁们可以预料到的。首先，维吾尔族对公司家属院的冲击就是司马义们必须面对的。那时，没有人知道那些暴徒们是如何知道公司家属院的，但公司那一批有力的维吾尔族男职工的确起了救命的作用。司马义们组织成人墙硬是挡住了冲击的人群，被同族的打倒也不吱声，再站起来，再挡。所有的汉族员工都拖家带口翻墙到了隔壁农三师招待所院内（今天的前海宾馆）逃难。最后，暴徒们也没有冲进家属院。

我是在和司马义出差的日子里听司马义讲当时的场景和他的故事的。平淡，无高潮。暴徒也是我加的，司马义嘴里说出来的就是他们冲，我们不让他们冲。他们把我打倒了，我站起来了，还是不让他们进去。最后，司马义说：他们没有进去。

接着，中央的民族政策调整了。最狠的一句论断我一直没有写出来，那就是：2000年中国的历史就是汉族压迫少数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此论断一出，本来就复杂的南疆就更复杂了。南疆的少数民族不一定知道什么是建设，但知道什么是阶级，从新疆和平解放以来，打倒巴依，打倒阿訇，打倒侵略者不就是反对一个阶级压迫别一个阶级吗？只是这个将被打倒的阶级比巴依和阿訇更容易区别，他们就是汉族。所以逆工业化，冲击汉族聚居区，公然叫嚣汉族人滚出去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直到今天，我们都在为这次民族政策调整买单。为什么？因为当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其实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其实就是阶级斗争学说。把定海神针拿走后的东海就是民族政策乱邦版的乱境。自相矛盾讲的是文人对矛与盾的片面理解，其实自相矛盾的事很多，如果不信你就看一下1980年代至1996年的民族政策。

与那时背后挨了一枪的汉族相比，司马义非常幸福。他的工作从知青商店转为了出租地毯和抓饭盘子的调拨。出租地毯和抓饭盘子就是北美比较流行的Event Rentals。喀什较有身份的维吾尔人家在婚丧嫁娶时，讲究地毯铺地，用24寸青花大瓷盘盛抓饭。喀什的维吾尔红喜和汉族的一样，也喜欢扎堆。所以，司马义的工作那时也颇有些权势和高大上的感觉。就个人而言，每次还物件时顺带请司马义分享的抓饭也是蛮实惠的。

但3年后，司马义的幸福时光就打了个趔趄。他所掌管的库房丢了一批地毯和盘子。开了个头后，司马义就讲不下去了，只是给我说：L科长是我的朋友，是个好人。回到喀什后，我和L科长聊起此事，没想到从上海支边来的女知青竟然以一句：TMD开始讲起了往事。地毯和盘子是丢了不少，但在L科长的眼中蹊跷更多。门锁都没有坏，保卫科的也对答如流，追究司马义责任的建议一条比一条狠。舌战群儒我不知道怎样，但以一敌十我是听出来了。一次关于一个普通工人的责任处理会议，硬是开了三个小时。法办，没有成立。开除，没有成立。停职也没有通过。最后，处理意见竟然只是转岗并原价赔偿。

我问司马义，他究竟搞丢了多少地毯。他说：不知道。我又问，多少盘子？他说：老叶（叶欣的父亲）知道。我就呐闷了。这跟老叶有毛的关系。他说，老叶是专门搞瓷器的，他帮忙找厂家把盘子解决了。我才恍然大悟。不过司马义倒是有一点是明白的，他认为他知道是谁偷了地毯和盘子。我问：认。他说：是维族的，反正不是汉族的。然后就又沉默了。

转岗了的司马义开始了他的第二段幸福生活。司马义是作为搬运工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的。他的工资被扣得毫不含糊，一分钱也没有给他剩下，整整8年。但是，每到月底，公司库房就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加班要让他干。后来，头脑显然不太快的司马义都发现了规律：基本上都是晚上，基本上只让他一个人干，基本上都是现金。因为公司规定，晚上加班是双薪，调拨有权支出此种费用。然后，司马义就拿着没有比工资有任何减少的现金回家，生活。司马义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自己都觉得可笑。有的时候，就是一堆箱子从这里搬到那里，明天再从那里搬到这里。每年的夏秋两季是他的黄金时代。所有周边农村的各式干果都要交到我们公司来换现金。司马义也一转身成了搬运工的头。与别的工头不一样，他很照顾那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当调拔员们把秤砣游戏玩得出格时，只要农民找到司马义，他就会直截了当地告诉调拔员差不多就行。那时的调拔员们可不是可以惹得起的主，但一般都对司马义买帐。农民们问司马义，为啥他那么牛。司马义总是说：我有朋友。后来，农民们也有直接提前来找他的。说到这里，司马义牛叉叉地说：我吃过的好东西多的很，国家主席都没有吃过。一问，无非就是甜不能再甜的杏干，酸的不能再酸的梅子，和无花果什么的。这样的日子过了7年，然后，司马义又开始了另一段幸福生活。

1992年，地毯钱还没有还清的司马义被公司抽调到了新组建的边贸公司当翻译。许多人都惊住了。当时独联体刚开放，干什么都是摸索。到边贸公司的人不是有关系就是有本事，这些和司马义似乎都无关。别人问起司马义，怎么干的？司马义说：我有朋友。聊起边贸，司马义见证了汽车大战，吉尔吉斯人烧国货，许多人发大财，许多人倒大霉。聊起翻译，他讲的全是笑话。如：汉族领导带他去买鸡蛋，但不让他说话。汉族领导画了一只鸡，但不太象，然后领导就喔喔喔地叫了几声，再画了几个圈。然后就把鸡蛋买回来了。每次司马义讲起这个笑话，都笑得停不下来。那时，跑边贸的补贴非常高。跑了半年，司马义就把全部的帐还清了，第一次领到了久违的工资。有一天，他联系了一整卡车的地毯。然后，他把已经睡着了的领导叫醒，说这个生意很挣钱，这车地毯很好，如果公司拿上后他说不定可以再回出租地毯和盘子的工作。听他说完，汉族领导笑了笑，然后说：你自己做吧，挣的钱给你妈妈买点东西吧，出租盘子和地毯的生意，公司早就不做了，全是个体户在干了。司马义有些失落，挣了钱，但再也回不去他最喜欢的工作了。回到喀什后，他非常痛恨他的邻居。原来他在吉尔吉斯期间，他的家人有病，要很多钱，然后向邻居借钱时，邻居乘机买走了他家的一块地。他伤心地说，妈妈没有告诉我，要不然我一定不同意卖那块地。我问道：那钱怎么办？司马义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他的答案：我有朋友。我又问：你妈妈知道你有朋友吗？他说：知道，就是不知道他们是谁。

司马义是很喀什，很维吾尔的那种人。很喀什说是他的打扮，花帽，小刀，衬衣永远喀什化。最有意思的时尚就在他的刀把上。我都忘记他换了多少个刀把了，牛角的，羊角的，彩色有机上玻璃的，铜的，银的，一看就知道全是精细活。衬衣是司马义比较时尚的地方，夏天穿的短衫必有手绣的图案，精神，耐看。最让我欣赏的是做饭时的司马义，做抓饭时，一根根胡萝卜粗细一致，羊肉精肥有序，洋葱整齐，米粒饱满圆润。做手抓肉时，给汤打沫时，就象渔夫一样耐心，精准。当然，他也有虚荣的时候。在吉尔吉斯那边的吐尔尕特，有卖马奶子酒的。司马义就说那是奶。我喝后告诉他，今天他能喝多少，我都买单。然后，他喝了7碗。我们把大醉的他扛回国后。醒来后的他，揉着眼睛说：昨天晚上太吵了，没有睡好。

我调离后不久边贸公司也不行了。我再见到他时，他在新开的商贸城中的大排档中坐着休息。这个大排档非常有意思，除了司马义的摊子外，全部都是山东煎饼，河南胡辣汤什么的。换言之，他就是在一堆绝对不是清真的摊子里卖他的清真食品。说是清真食品，其实就是抓饭。我问他，生意如何？他说：三锅抓饭卖完了。我又问：麻烦多吗？对一个抓饭摊主来说，没有不管他的大盖帽。他说：一点麻烦没有。他见我不相信，他又说：我有朋友。我一下明白了。当年那些被大人们背着翻墙头的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他问我：我想去当阿吉，现在怎么样。我说：你的妈妈还在，不着急，慢慢来。他笑着点点头，说：你是我的朋友，我不急。此时，一阵温暖涌上了我的心头。

在喀什，有许多这样的司马义们。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兄弟。我非常喜欢维吾尔族的一句话：没有墙，我们就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