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韦应物名篇鉴赏 -- 九霄环珮

略有小改。

3.4 对床

有独宿，就有对床，这是韦诗给我们呈现出的整体感的体现之一。独宿、对床同属事象，但代表的却是不同的生存状态。韦应物二纪以来“悲多欢自疏”，因此相较于表现孤独的诗篇，这些对床诗并不多见，诗中也没有惊人之语，多只是淡淡道来，惟有细品，才能读出其中至味。

《示全真元常》韦应物 p183

余辞郡符去，尔为外事牵。

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 　　

始话南池饮，更咏西楼篇。

无将一会易，岁月坐推迁。

此诗贞元元年在滁州罢郡闲居时作。全真，沈全真，元常，赵元常，都是韦应物的外甥。南池、西楼，都是滁州地物，这两句是回忆在滁州会面饮酒论诗的情景。无将，莫谓。坐，行将。推迁，推移。

这篇就是专写事象，雪夜对床把酒论诗，就是这样一种情境，它反映的是双层的难得：人与人难得相会与难得相知。人与人之间恐怕只有亲近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对床夜语。这种人情上的亲近是多美的景色也取代不了的。

韦应物的对床诗对后代深有影响。白居易有《雨中招张司业宿》“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 说明他也已发现雨夜对床的诗境了；他还有《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也是同类诗意。

苏轼更有多处写对床，有写给朋友的“中和堂后石楠树，与君对床听夜雨”、“对床欲作连夜语，念汝还须戴星起”，更有写给兄弟苏辙的“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买田秋已议，筑室春当成。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射策当年偶一时，对床夜雨失前期”、 以及“对床老兄弟，夜雨鸣竹屋”，几乎到了为之着迷、时时不忘的地步。苏辙也有对床诗相和：“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飘泊在彭城”，并在诗序中解释了他和苏轼之间的这样一个约定（也旁证了韦诗对二苏的影响）：“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

韦应物对另外三位外甥也写过类似的诗作。

《简陟、巡、建三甥》韦应物 　　p177

忽羡后生连榻话，独依寒烛一斋空。 　　

时流欢笑事从别，把酒吟诗待尔同。

此诗兴元元年秋在滁州作。时流，犹诗人。从，任凭。同，共，在一起。这也是写对连榻把酒吟诗这等美事的钟爱。此诗最后一个“同”字值得留意。考察韦诗全集，他平生羡的就是这个“同”字，平生恨的就是那个“不同”。

除了写给外甥两篇，韦应物还有一篇对床诗是写给同僚的：

《赠令狐士曹》韦应物 p100 　　

秋檐滴滴对床寝，山路迢迢联骑行。 　　

到家俱及东篱菊，何事先归半日程。

此诗越大历十二年秋京兆府功曹任上作。题下有一自注；“自八月朔旦同使蓝田，淹留涉季（季，即弟），事先半日而不相待，故有戏赠。”

诗写两人本是一同出差公干，有对床联骑美事，回去时对方却先归半日，韦应物说，既然我们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都是东篱菊，那你何必急那半天的路程呢。此处目的地相同自然是隐喻二人志趣情怀的相同，这也是说明了二人为何能够如此谈得来，以至有对床联骑之事。

下面这篇虽不是实写对床，但也表达了雨夜对床论诗的期盼：

《简郡中诸生》韦应物 　p173　

守郡卧秋阁，四面尽荒山。

此时听夜雨，孤灯照窗间。 　　

药园日芜没，书帷长自闲。

惟当上客至，论诗一解颜。

此诗也是兴元元年秋在滁州作。诗写寂寞的雨夜，独守残灯，意兴阑珊，这样的意境可以看作是前文所论萤火诗的翻版：“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但此处诗尾一摆，竟由独宿诗变化出一首对床诗来。整部韦诗全集，难得“解颜”一次。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对于韦应物来说，酒当然也能解忧，但他更看重客来对床论诗听雨，这是他在这个萧索寒冷的世界所能找到的最温暖的关怀。

下面这首诗虽不写对床，却是对床精神的延伸。

《善福精舍示诸生》韦应物 　　

湛湛嘉树阴，清露夜景沉。

悄然群物寂，高阁似阴岑。 　　

方以玄默处，岂为名迹侵。

法妙不知归，独此抱冲襟。 　　

斋舍无馀物，陶器与单衾。

诸生时列坐，共爱风满林。

此诗建中元年夏在沣上善福精舍闲居作。生，通甥。湛湛，厚重貌。玄默，沈静无为，杨雄《长杨赋》“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诗写作者与诸生列坐山林，以沈静玄对松涛，这是以山林为床了，以松涛为诗了。 韦应物内心既想要摆脱尘俗牵累，又想要获得与人相聚共赏之趣，这首诗正是同时表现了幽与聚这两种意境。

如果说独宿诗乃是言生活的现实，那么对床诗就是言生活的理想，因为人是社会性的人，这种生活的理想就体现在理想的人群关系上。韦应物诗中生活的理想，一个就是那个“同”字，与人在一起，其次就是一个论诗的“诗”字，当然，我们对这个“诗”字可以作符号化的理解，它实则是人与人之间共同志趣的一种代表而已，而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非得谈诗才算理想。

有关韦应物的生活取向，《唐才子传》如此记载：“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冥心象外。”韦诗极少见声色，在《乐燕行》这样一首听瑟诗中，韦应物总结道：“高节亦云立，安能滞不回”，便是提醒自己不要沉迷在乐宴之中。韦应物一生不见其热衷权位。他对待物质享受就更加淡泊了，不只如诗中所言“斋舍无馀物，陶器与单衾”，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他虽然最终位及从三品大员，却一生也没有置一处产业。任职时便住在公家郡斋，罢任时便居住寺庙。与之可聊作一比的是白居易，他自己写道：“冒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囊中贮余俸，园外买闲田。”这是满会为自己盘算的了。除此之外，他还蓄妾拥姬，直到六十八岁患了中风，才尽数遣散家妓。当然，白居易的人品是没有问题的，他那个时代的整体社会氛围崇尚蓄妾拥姬，连韩愈也是如此，况且时代不同，官员俸禄也有区别。不管如何，韦应物这种看淡物质、名位而崇尚某种精神境界的生活理想，让人总觉略有一丝圣贤的味道，这也是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常人而言的一个难以接近之处，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拔高韦应物，在彻悟的思想、救世的仁心、果敢的行动上，他和真正的圣哲尚不能相提并论。

《论语》中有一段关于生活理想的对话。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要他们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说他希望到一个处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千乘之国中去干一番事业，使那里的人们增长勇气和知识。孔子微笑。冉有说到一个国土纵横各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去干一番事业，让那里的人们增加财富。公西华则谦虚地说他希望多学习，参与祭祀或者同外国会盟的事务，穿着礼服，带着礼帽，做一个小司仪。然后孔子就问曾皙。曾皙铿地一声结束弹瑟，回答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曾皙说了这么一幅生活画面作为他的志向：“暮春三月，穿着春服，和五六位成年人，加上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庞洗洗澡，在舞雩吹吹风，再一路唱着歌儿归来。”孔子说他同意曾皙。然而孔子遇长沮、桀溺时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说了两层意思，一个是对隐者的态度：人不与人为群，还能与什么打交道呢？二是回答了孔子为什么虽同意曾皙的生活理想却没有照此行动：他说如果天下有道，他就不会参与改革之事。韦应物显然也是同意曾皙的，只不过韦应物描绘的画面更加幽暗，但那种生活理想的实质是相同的，那就是与志趣相同者在一起，除了咏诗，不论还在干什么，总归不是营营役役。韦应物也没有实现这种生活理想，他的原因也大体出于对自己社会责任的认知，但到底要比孔子要多一份平常心，只是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既没有孔子那样远大的志向，也没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这当然也没什么可责怪的。

《金刚经》是这么开头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这段引子说的是《金刚经》的缘起，是一段记叙文，说从前佛住在舍卫国的祗树给孤独园这么一个园子里，与若干门徒在一起。有一天世尊临吃饭之时，穿上袈裟，拿起饭钵，到舍卫城中去乞食，不分贵贱，挨家挨户地乞到食物后，回到给孤独园中。饭后，收拾袈裟饭钵，洗净双足，铺好座位，然后跏趺而坐。下面就是弟子须菩提提问，世尊解答的对话录了。读《金刚经》我们不但要注意佛说了什么，还要注意他干了什么。这段记叙文正是描述了佛在彻悟以后每日的生活起止。他是在这样一个园子里，而不是在宫殿里，是和许多弟子们在一起，不是独处，他的物质生活很简单，实际上是极端简化，然后他的主要活动是作为一个教师和学生们谈论一些哲理性话题。佛经中开篇多写佛在某地与中比丘多少人“俱”。这个“俱”字就是韦诗中多次出现的“同”。“俱”和“同”都是“在一起”。人们大凡都喜俱，不喜孤独。当然，佛陀在经中于门徒们俱，不是喜俱，那是他在教学。韦应物则既有喜俱的一面，又有乐幽的一面，而他乐幽之外，在某些时期又不乏萧索。喜俱，我们在前文燕集诗和此节多篇诗作中已见；乐幽，就更加普遍；幽独时的萧索，则可见诸萤火诗，以及前一节探讨的多篇独宿诗。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则给出了文艺复兴时代对最高的生活理想的人文主义诠释。雅典学院也就是柏拉图学院，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柏拉图学园，因为柏拉图当初建立的这个学园并没有多少建筑在内，它其实就是一个园子，和佛的那个祗树给孤独园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壁画《雅典学院》中的建筑高大、雄伟、壮丽，那是象征知识的殿堂，穹顶后的蔚蓝则是真理的天空。殿堂中一左一右，分别立着代表诗歌、和谐、音乐的太阳神阿波罗与代表科学和理性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雕像。大殿台阶上下分布着众多的哲学家（在上）和各类科学家（在下），其中有正在书本上记录着自己理论的毕达哥拉斯，有弯着身子使用圆规的欧几里得，有托着地球仪的托勒密，有正在掰手指给人讲解三段论的苏格拉底，有躺坐在台阶上的崇尚克制欲望的犬儒派的戴奥真尼斯，整幅画中要数他的姿态最引人注目，等等等等，众多人物济济一堂，三五成群，都似在参与着某个话题。画面正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正并肩走来，“柏拉图须发皆白，居于左侧，手中夹着一本《蒂迈欧篇》的印本，同时以右手指向天空，喻指自己的哲学研究主张：理念的世界。而在他旁边，亚里士多德则左手拿着他的著作《伦理学》，并将右手手心向下，指向地面：这实在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象征其哲学体系的物质性与积极性。”（马尔科·卡尔米纳蒂《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这些人们聚集在一起，自由、平等、开放、甚至闲适地探求知识与真理，这种生活方式和孤独园中的释迦牟尼何其相似。韦应物再世，相信他也定会大加赞赏画中境界。另外，韦应物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仿佛也有一个手指向上的柏拉图，代表着修道，和一个手心向下的亚里士多德，代表着济世。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有一位名叫郭瑀的人，是修道和济世的矛盾冲突最终酿成悲剧的一个典型。据《晋书·隐逸传》记载，这位郭瑀青年时代拜因避战乱而隐居在张掖东山的著名学者郭荷为师，郭荷死后，郭瑀继承师业，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设馆讲学，著书立说，弟子多达千余。前凉王张天锡和前秦皇帝符坚先后都想征用他，皆不应命。符坚死后，前秦内乱，前凉王张天锡之子张大豫起兵反秦，跟随张大豫的校尉王穆敦请郭瑀相助，郭瑀乃与敦煌索嘏发兵响应。不幸的是后来王穆听信谗言，不顾郭瑀极力劝阻，执意杀死了索嘏。郭瑀悲痛绝望，“不与人言，不食七日”，最后“还酒泉南山赤崖阁，饮气而卒”。郭瑀的悲剧在于，他本该做一个出世的学者，并不适宜参与世间复杂的纷争。韦应物后半生小心谨慎， 最终倒不至酿成悲剧，他的一生所凝就的剧本之性质我们在后文要详细加以探讨，这一剧本中的核心矛盾乃是在出世与处世之争，他在其中几经折腾，费尽思量，他对入仕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某种责任；另一方面，他也并不适合他在诗中多次提到的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如他在《种瓜》中所言：“率性方卤莽，理生尤自疏。今年学种瓜，园圃多荒芜。众草同雨露，新苗独翳如。直以春窘迫，过时不得锄。田家笑枉费，日夕转空虚。信非吾侪事，且读古人书”，他自己也认识到自己并不擅长农事。我们后世分析，尽管他也堪称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良吏，但他内心存在着一种他自己都未必真正觉察到的倾向，也是他从未实现过的梦想，那就是，做一个郭瑀那样的学者和师长，去一个临松薤谷那样的世外幽境，谈诗论道，共赏松涛……对此，纪录片《河西走廊》第四集《根脉》颇有些美妙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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