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 女王登基六十年 -- 万年看客

女王的身体硬朗得很。作为一名很清楚自己能发挥怎样功用的人，她始终保持着平和冷静的态度。假如她和自己的母亲一样高寿，那么她还将继续统治十五年。倘若当真如此，她将会成为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轻松超过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英国君主制的有形外观依旧维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宫殿的内饰依旧反映着维多利亚女王的审美口味。皇家卫队的仪仗制服依旧沿袭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款式，今天的绝大多数大型王室活动都遵循着维多利亚的先辈们设立下来的模式。但是维多利亚女王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女皇。她一开始仅仅统治着一座小小的群岛，上面挤满了潮湿多雨、沾满煤灰的村镇与新近开垦的农场。但是在她的统治期间，这个区区岛国却将自己的权柄伸展到了世界各地。相比之下，伊利莎白二世女王的手里并没有同花顺，而是一把十三不靠的杂牌。她的统治起始于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最终阶段。当初为了反抗英国君主而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顶替英国成为了统御全球的强权。在她的有生之年里，她兴许还能看到中国向同一个角色发起挑战。

维多利亚女王为了英国的持续扩张可以说是无所不为。与她的曾曾孙女相比，她更算得上是一位执行君主，要亲力亲为地处理很多国家政务。但是伊利莎白二世女王也绝非无所事事之辈。为了维系英联邦的精神，她常年不辞辛劳地到处访问，精心打理着她那位女皇先祖留下来的遗产。她研读文件的劲头与维多利亚女王不相上下，决心要想那些以她的名义统治英国的政客与公务员们彰显自己的存在意义。维多利亚女王整天将自己关在怀特岛、温莎城堡与巴尔莫勒尔，致使共和主义情绪滋长发酵。相比之下，当前的女王则经常性地在世人面前亮相。尽管维多利亚女王也是一位坚韧的女性，但是假如她见到了自己后人的日常行程安排，恐怕也要大摇其头，叫人赶紧送来嗅盐，并且命令马车打道回府。

在如今这个时代担当女王肯定比从前更不容易了。比任何人都更有条件近距离观察她的爱丁堡公爵认为，任何人都不会自愿选择如此度过一生。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爵本人恰恰正是这样一位不长眼的志愿者，因为他迎娶伊利莎白公主的时候早就知道她会成为女王。从那以后，他的工作就是支持自己的妻子，担当一家之主，不辞辛劳地在幕后操持，维持“王室集团”的运转。

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核心区别在于君主制将家庭生活与公共领域缝合在了一起。这项任务对于任何君主都不容易。古代中国、拜占庭、奥斯曼、哈布斯堡以及莫卧儿的帝王家庭永远充斥着明争暗斗。软弱的性格、嫉妒的子女、密谋的母亲与不幸的爱情导致了一幕幕政局动荡、政权易手与杀人害命的戏码。谢天谢地，温莎家族的生活要宁静得多。当今的立宪君主已经不像专制君主那样电力十足了，因此承担的风险也要小得多。温莎家族未来面临的任何危险都不太可能源自政治动荡，就像1917年导致温莎王朝形成的政治动荡那样，而是更可能源自家族内部。与早年丧夫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比，如今的女王极其有幸地享有一段漫长且幸福的婚姻。这也是她的成功秘诀之一。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她也生养了一个大家庭，她的家人也各自承担了相应的创痛。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如今这位女王的继承人也不得不为了获得统治的机会而一直等到垂老之年，同时还要竭力建立自己的独立地位。

她的成功能够给自己的儿子带来怎样的教益呢？首先一定要谦虚。她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一块牌位，而牌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好不要做声。自从一开始加冕仪式带来的兴奋之后，她再也没有成为国家级乐观主义狂热的中心，因此当整个英国都陷入自我厌弃的抽搐发作时，女王也总能安然置身于枪林弹雨之外。假如说这样的成就看上去过于被动的话，不妨设想一下一位主动且固执己见的君主在六十年代、撒切尔执政时期或者新工党即将卷入中东战争的时候可能会为自己招致怎样的麻烦。

还不止如此。女王担任君主的风格在极大程度上埋葬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我意识。几乎每一位本书读者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因为或明或暗的教导而相信个人发展或者说以最为鲜明的方式“做你自己”是人类的至善。发展个人的才能，不断开拓进取，加薪升职登上人生巅峰，如果最终不能比一开始更有钱，至少也要更有智慧——我们被告知这就是人生意义的所在。这一切说辞对于女王全然不适用。从社会角度而言，女王的地位已经登峰造极，再没有发展余地了。她的人生意义就是她从小肩负的天职与使命。不久之前人们还以自己的社会角色来定义自己。假如你是一位鞋匠，鞋匠就是你的身份与存在意义。你看上去像个鞋匠，穿着打扮像个鞋匠，也很乐意别人将你当做鞋匠。究其本质而言，你就是你的行当。这样说来，女王至今依然是她的行当。伊利莎白二世女王与那位穷尽一生心力扮演这个角色的女性之间只有一丁点空隙（尽管这是一条很值得研究的空隙）。

至于女王的继承人查尔斯王储，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必须自行为自己打造一套生活，必须主动塑造自己的角色。查尔斯王储是一个谜，他本人大概也会认同这句评语。王储本性善良，为人精明，还有着非同一般的行善抱负，等他成为国王之后，这些特质很可能会导致麻烦。我们已经习惯了现任君主的自我克制。而查尔斯从来都有主动传唤政府大臣以及用投诉信轰炸政府部门的记录。他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自我克制的人。实际上，如今王储身边的人们已经开始小声讨论新时代君主制理论的可行性了。根据这套理论，君主的角色是国家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长。董事长的职责就是挑战与制衡董事会的其他人——那些来去匆匆、惹人厌烦并且经常才具不足的民选政客们——并且弥补他们的缺陷。假如议会因为公务开支或者其他什么丑闻而沦为了鄙视的对象，假如大臣们面对困难的长期问题缩手不前，假如公众丧失了对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忠诚——那么当代君主就必须挺身而出。

正如前文所见，在过去六十年里，女王的态度要远远更为谨慎。作为一名“非执行君主”，她一直审慎勤勉，洞察人心，在国家大事方面能够为政客们提供大量源自记忆的经验与建议。女王本人并不是真正的董事会，但是她的存在彰显了国家发展的连续性，她说话也总有人听，就像久经沙场的董事长兼公司创始人在某个全球公司内部说话有人听一样。董事会或者党派政治议会政府的处境越是破落挣扎，听她说话的人就越用心。为什么她每天都要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耐心研读红色公文箱送来的文件呢？因为只有这样她说话才有底气。作为一名优秀的国家元首，她必须了解国家的事态进程，就好比非执行董事长在出席董事会之间也要研读公司文件一样。

女王担任着一份长期工作。她的记忆能追溯到二战末尾，她的愿景则延伸到了自己的孙子将要继位统治的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公众的注意力主要侧重于婚礼与周年庆典之类的不规律活动，但是真正重要的王室活动还是议会开幕大典。在这出复杂的宪政哑剧当中，女王象征了国体的延续性，因此也就代表了所有那些没有给执政党投票的选民，所有厌恶现任首相的民众，以及所有根本没有参与投票的人们。她象征着现今政府上台以前这个国家经历的全部岁月与世代，还象征着未来将要掌权的各届政府——国家的延续远远超过任何选举周期，而国家与国民的利益也远比任何一届政府的利益更加持久。人们几乎从不谈论这个事实，但是正如前文所见，这项事实很有现实意义。女王对于政府大臣们的困境往往有着深入的思考，大臣们也经常为此而感到惊讶，并且表现出审慎的赞赏态度。尽管女王从不决策，但是她却可以促使人们三思而行，并且成为促进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催化剂

女王总会对时代情绪做出反应。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国家面临公共紧缩的时候，女王将王室开销砍掉了330万英镑，冻结了一部分工资，还削减了自己的出行开支。皇家航班尽管顶着“皇家”二字的名头，但是主要还是承担军事任务，偶尔也运送一下各位大臣。不过皇家专列的命运则难免要打个大问号。女王访问英国各地的时候可以在这列火车上过夜，而且这列火车也提供了难得的安全保障。现在这列火车的前途也成了问题。女王前往桑德林汉姆过圣诞节的时候早已改乘了普通列车。当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或者说剑桥公爵与公爵夫人——进行婚后第一次海外出访，前往加拿大与美国的时候，他们的随行人员仅仅是通常认为必要人数的一个零头。与其他王室产业相比，白金汉宫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是最低的。

女王从来不会主动挑起任何话题，从来不会强硬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发动运动，无论她多么重视相关议题。大臣们尽管可以猜测英联邦危机、乡村狩猎活动立法问题或者王室预算削减问题会令她感到多么心焦，但是她从未干预过政治决策或者提出抗议。她的儿子可未必会这样克制。他继承了父亲对于环保问题的关注，从人口增长到转基因作物，从野生动物保护到热带雨林存续都是他的兴趣所在。爱丁堡公爵虽然观点强硬，但是却出言谨慎——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会在私人会面当中抛出几个反问句。 相比之下，查尔斯王储的作风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情绪化，尽管他也会依靠一张规模可观的私人筹资网络（他的赞助人当中也包括阿拉伯君主）来推动自己的项目。我们知道他在建筑、社区、科学与农业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观点。人们都认为，一旦他成为国王，就必须压制这些观点。公开发言的风险很大，显而易见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涉足政治辩论就意味着卷入斗殴乱战，此外还因为君主理应代表全体国民——其中自然也包括科学家、激进建筑师与商界人士。

女王很擅长将自己的善意之网抛洒得十分宽泛。这一角色的某些部分对于查尔斯而言相比并不吃力，实际上他一直在履行这方面的义务。女王曾经支持过医疗系统与志愿者组织当中的无名女英雄们，也支持过众多成功公司与经营良好的城镇。总体而言（这也是王室的想法），媒体的存在就是为了指指戳戳进行批评。而君主制的职责则是尽可能起到制衡作用，大力宣扬一切新闻界不屑一顾的正面事物。为什么女王总要无休止地访问小村镇、工业区、大学校园与小公司呢？因为别人都不去。鼓劲打气就是女王的工作。她的儿子也很努力，并且已经通过周复一周的外出活动娴熟掌握了假装感兴趣的技巧。

不过查尔斯王储可能会辩称：如果说君主制的确有影响力，那么难道不应该将这份影响力用来行善吗？从头上扎的纱巾到脚下蹬的雨靴，女王从头到脚都是一位传统派。她大概会同意这种说法，并且温和地暗示她其实比看上去更乐意推进变革。为了维持不变，必须要时刻变化。据说查尔斯早已拟定了登基之后最初六个月的活动计划。他需要重新审视的事项包括荣誉体系。鉴于大英帝国已经一命呜呼，继续沿用源自帝国时期的骑士团勋章来为英国公民授勋真的合适吗？古老的骑士荣誉真的还能打动今天的英国公众吗？目前官方认可的王室成员人数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呢？我们并不清楚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可以肯定他有看法，而且很想将看法转变为实际结果。朋友们都注意到，随着他日渐年长，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像他父亲了，尽管早先两人的性情看似对立。有一位认识父子二人的内部人士认为，爱丁堡公爵为人敏感，并且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掩饰这一点；威尔士亲王则是一位坚韧果决乃至铁腕无情的人，终其一生同样也在掩饰这一点，因此他在讽刺漫画当中才总是一副时刻不停摆弄袖口的焦躁形象。

无论查尔斯打算如何解决这样的两难局面，女王的去世都将是温莎王朝所经受过的最严峻考验。在英国以外，很多将她奉为最高元首的国家都可能会趁机选举本国总统。曾经于1999年在澳大利亚发动支持君主制运动、并且随后当选首相的约翰.霍华德曾经在2006年女王访澳时表示，尽管他认为澳大利亚依然会将女王当做国家元首，但是女王统治结束以后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加拿大的共和主义情绪正在增长，王位易手的时刻往往是宣扬共和主义的好时机。巴巴多斯据称也是类似的情况。甚至就连女王一贯戒心十足地守护着的英联邦首脑地位也不能自动传承给她的继承人，因为这个角色并不是宪政体系的固有组成部分，而是当年英联邦各位政治领袖送给女王的礼物。当然这一切或许全都不会导致英联邦遭受任何程度的破坏，但是恐怕更可能出现相反的局面。

在联合王国内部也存在着显然无法长期压制的变化势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加冕誓词。目前的加冕誓词要求新任君主竭尽所能地维系“依法树立的新教归正宗”以及国教会的“信条、崇拜活动与管辖权限”。诚然，“信仰捍卫者”这个骄傲的王室头衔其实不值一驳，因为亨利八世从教皇那里获得这个头衔之后不久就与罗马断绝了关系。但是人们依然通常认为在英格兰地面上得到捍卫的信仰是圣公会与长老会形式的新教基督教。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罗马天主教徒（“公然信奉教皇的宗教”的人）无权继位。法律学者罗伯特.布莱克本曾经在异象研究当中饶有趣味地开列了一张清单，列举了所有因为这条限制而未能统治英国的“失落君主”：例如詹姆斯党拥戴的最后一任王位觊觎者亨利九世，乔治二世的二女儿阿玛利亚公主，以及血管里流淌着维廷家族血液的意大利公主尤兰达。最后这位公主在史料中被人称作“流亡女伯爵与家族当中的美人”。

查尔斯王储曾经公开表示自己希望成为广义上的“信仰捍卫者”而不仅仅捍卫某一种特定信仰。他对于伊斯兰教以及其他非基督教信仰向来抱有同情态度，因此很难想象他会容忍目前的加冕誓词，或者禁止天主教徒继位的禁令。类似的转变看似细微，假如将婚变导致的各种议论比作体型硕大的骆驼，那么这些改变无非是蠓虫而已。但是这些转变的确有实际意义。首先，针对天主教徒的禁令冒犯了一大部分英国人；其次，加冕誓言的针脚一旦遭到拆除，普世圣公宗作为国家教会的地位立刻就会被打上一个问号。对于目前走在下坡路上的圣公会而言，这一变故实在无助于招募新人。首相与政府官员忙着任命主教（无论多么间接）的景象不仅在外人看来越发违和，就连教会都觉得别扭。而且在信仰多元化的英国，难道当真应当向任何一门宗教的高阶教士们提供特殊照顾吗？另外君主制如何维护形象也是个问题。假如查尔斯王储到时候依旧健在，并且不打算立刻传位，那么他将会成为一名高龄国王。假如他的统治也持续很多年的话，甚至就连威廉王子也要等到中年才能登基。

查尔斯王储扩展了王室成员的正当活动范围。他为很多公益事业筹集了数量惊人的善款，例如雨林保护与失足青少年再教育。但是几乎所有这些善举都发生在聚光灯之外，因为他根本不指望媒体能够对他进行正面报道。千百万其他人也像他一样在环境与文化等领域抱有保守观点，而且这些人的诉求在当代英国的日常民主政治当中基本得不到反映。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自由市场经济与科学乐观主义推动下的经济增长在英国的公共辩论当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其他议题都只得退避三舍。因此声称查尔斯“不参与政治”是很天真的说法。他从来都是一位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人，只不过他的政治愿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远比威斯敏斯特的日常辩论更加宽泛而已。正如前文所见，早在撒切尔时代他就曾经因为抱怨英国国内贫富分化而激怒过唐宁街。布莱尔上台之后他也有类似表现。王储曾经十分强硬地为“保护乡间生活”的主张出头声辩——所谓的“乡间生活”就是猎狐的委婉说法。当然他还有过更重要的举动：为了抗议中国的西藏政策，他曾经决定抵制中国国家主席官方访问。

因此查尔斯具有明确的信念与可观的精力，尽管在组织能力上有所欠缺。他在宗教、环保与人权等领域都提出了重要问题，并且试图利用自己的特殊位置将政客、商业人士与社会活动家们聚拢在一起，为了改善现状而共同努力。多亏了卡梅伦的联合政府，王储很有望获得远胜以往的财务独立性，可供君主制体系支配的财富也会更多。成为国王以后，他的地位很可能会更加强健。问题在于他不能身兼社会活动家与国家元首这两个角色。一旦成为国王，他的工作不仅是要接待中国国家主席，还要尽其所能地令对方真心感到宾至如归。身为国王，大臣们无论送来什么立法计划——比方说这份文件是要修建一处风力发电场，可能会破坏乡间体育爱好者一向热爱的美景——他都要微笑着签字。作为国王，假如他的政府与南部非洲某国签订了一份商业合同，而合同的履行将要进一步破坏当地价值无量的生态体系，或者假如他的政府需要他为阿布达比那座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博物馆揭幕，他都只能默默无语地听之任之。

今天的查尔斯王储、威尔士亲王有能力承受日后的查理三世国王或者乔治七世国王所必须承担的各种义务与责任吗？如果说继承君主制还有任何意义，那么这套制度就绝不能违反自己制定的规则，因此查尔斯继位的可能性非常大。很久以前查尔斯王储就已经在实务与感情两方面拉开了自己与女王宫廷之间的距离。等他继位之后，必然会对目前的白金汉宫工作人员进行一番大清洗，将自己的团队部署进来。有人提出过一项相当激进的主张，即王室家族应当在他的统治期间全体搬离白金汉宫，让这座建筑完全成为招待国宾的宾馆以及举行大型活动的中心场地，国王的大本营也将会离开伦敦，转而坐落于温莎城堡。无论这样的前景是否成真，查尔斯都肯定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有所不同，就好像他目前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女王一样。这种想法固然不难理解，但是假如新任国王因此排斥了女王统治时期吃尽苦头才领会到的经验教训以及坚定不移的自我约束作风，那么这种想法也将会非常危险。假设他的确能活过自己的母亲——有时候人们难免担心他可能会赶在女王之前去世——那么查尔斯王储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有趣的国王。

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有人在白金汉宫提到“逊位”二字，肯定能使得听者闭口不言，做出一脸苦相。一般的回答是“我不认为女王曾经有过这种念头”，或者“她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又或者把大卫伯伯拿出来说事，“女王认为一辈子经历两次逊位未免太多了”。要说女王从未想过逊位问题恐怕有些言过其实。她也曾经在私下里与忠诚的高阶员工们讨论过逊位问题，尽管后来她又宣布自己反对逊位。对于她来说，只要有可能，肯定会将这份工作干一辈子。但是正如前文所见，女王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她的职责正在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儿子与孙子们的身上。她的访问出行将会越来越少。由于菲利普亲王已经年逾九旬，她希望能够尽可能地陪在他身边。他也已经放开了一部分工作，表示自己希望能拥有更多的放松时间，还抱怨自己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使了。夫妻二人都觉得自己肩负的官方职责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逐渐变得越来越累人。假如女王因为年事太高而无法继续履行责任——现如今这个问题在社会上也算比较普遍了——我们手头上确实有一部《摄政法》可以用一用。有些人认为这部法案“好用得很”，也有人觉得法案“需要修订”，从而赋予查尔斯王储解散议会、批准王室开支预算以及代表女王宣读演说词的权力。有一位内部人士这样看待女王逊位的问题：“我不会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假如女王当真过于老迈，过于疲惫，逊位还是很有合理性的。主要还是要看公众的态度。”

在涉及君主制的问题上向来都是如此。目前为止英国公众对待登基六十周年的女王的态度可谓清澈见底。精神高昂的女王统治的时间越久，对于她治下的这个国家就越有利。尽管她的国家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侵袭，但依然还是当得上幸运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