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 女王登基六十年 -- 万年看客

从查尔斯王储夫妇分居与离婚到戴安娜殒命巴黎之间还有四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她又找上了其他情人，继续在报纸与杂志上大喊大叫，有时候每隔一天就会出现一篇相关文章，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不消停。温莎王室沦为了肥皂剧中的配角。这出肥皂剧尽管源自家族内部，此时却已经超出了家族的控制。一开始女王与爱丁堡公爵还打算说合查尔斯与戴安娜，后来他们干脆与全世界一起坐到了观众席上。老两口倒是要看看自己的儿子与儿媳之间要怎样维持所谓“分离但团结”的生活。

一位当时女王的身边人认为：“我觉得她受了不少罪。她根本不知道怎样与戴安娜打交道，当戴安娜将她的孙子‘保护起来’不让她见面的时候她非常难过，王储夫妇在桑德林汉姆的大吵大闹也令她头痛。她实在应付不了这些事情。”女王对于自己的儿子基本不抱幻想，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即使不算刻薄，至少也有些暴躁。曾任外交大臣的赫德勋爵（1）这样说道：“她在这个问题上的坦诚态度，以及她的家人应对相关事件的迥异态度与方法，都令我感到惊讶。她只在自己信任的人面前讨论这个问题。”女王很不习惯极端的情感表达。在戴安娜出现之前，除了乔治六世的间歇性愤怒发作之外，她还从未见过其他类似情况。而戴安娜则极其不理解上一代人的所思所想。她曾经告诉政客们，他们需要劝说女王采取更加“平易近人”的态度。曾经因为饰演女王而赢得奥斯卡奖的海伦.米伦将女王那一代人称作“高贵的一代”，沉默寡言、效力公众的英国特质是那一代人的标志。但是二十世纪末期的英国充满了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人。双方之间的鸿沟看上去从未像此刻这样宽广。

话又说回来，想要控制住戴安娜本来就不容易。自从她搬出她与查尔斯王储共同居住的海格洛夫庄园之后，白金汉宫可以将她与绝大多数王室活动隔离开来，并且将她的生活与工作范围限制在了肯辛顿宫的一间公寓以及圣詹姆斯宫的一间简朴办公室里面。尽管白金汉宫方面不能直接将她赶走，但是查尔斯王储的朋友们以及其他王室成员还是共同筑起了一座抵制戴安娜的冰冷高墙，他们对戴安娜不理不睬，也不回复戴安娜的信件。不过话又说回来，戴安娜也有自己的朋友。这样一来残存在伦敦的上游阶层就分裂成了两派阵营，分别支持丈夫与妻子。将孩子们送去寄宿学校之后，戴安娜越发成为了一个孤立、孤独且危险的人物。在此期间女王一直维持着繁忙的行程，到处参加各种惯常活动，维持着王室年份的正式运转。与此同时戴安娜也在国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她在尼泊尔与津巴布韦大力宣传援助工作，并且留下了许多质量上乘的照片。此外她还成功地访问了巴黎。凡此种种都与她的丈夫的访问与演讲唱起了对台戏。她的班子有意识地将她表现成了一位自主能动的替代型王妃。她可以毫无隐晦地谈论自己的饮食障碍，可以与死者家属一起流泪，也可以将病患紧紧搂在怀里。她是一个情感外露的人——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表现欲太强——而女王则绝对不会这么做。

但是戴安娜与查尔斯一样，也一直在寻求真爱，尽管困难重重。她特别嫉妒两个孩子的保姆蒂姬.莱格伯克，然后又对查尔斯正式迎娶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的可能性产生了痴迷的兴趣。她谈了很多次恋爱，有时候很严肃，有时候则只是玩玩而已，但无论怎样都必须秘密地在暗地里进行，而且从媒体角度而言危险性正在日益增强。一贯难以捉摸的游戏规则如今已经彻底改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她与安德鲁.莫顿合谋出书的作法。彼此凶狠竞争的小报与外国杂志如今都将她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下手目标。她会向某一位记者或者主编爆料，然后其他记者与主编就会气急败坏地对她群起攻之。这注定是一个多输的游戏。

戴安娜曾经十分擅长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被别人拍照。各家报纸的摄影师们积年以来一直在跟踪拍摄戴安娜与其他王室成员——《太阳报》的阿瑟.爱德华兹是这一行的先驱兼第一等高手——他们发展了独特的技巧，一方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过分骚扰自己的目标。但是如今的全球传媒市场上出现了一批由自由职业狗仔队组成的雇佣军，随时准备为了出价最高的买家而运用自己的摄影器材与技能。这些人不听命于任何一位有可能被有关部门训斥或者接听电话求情的老板。主编们尽管可以采用他们的照片，事后又能与获取这些照片所采取的手段撇清关系。这些人就像食人鱼一样咄咄逼人，为了拍摄照片不惜骑着摩托车追赶汽车，很擅长挑衅性的冲撞施压，从而捕捉到特定的愤怒或者恐惧表情。戴安娜的照片如此奇货可居——报纸促销的灵丹妙药——以至于她身边的任何人似乎都成为了贿赂的对象。

许多好莱坞明星过得都是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大帮重金聘请的保镖与护卫，借此来维护自己的隐私。同样，王室家庭也拥有自己的宫殿与护卫力量。戴安娜虽说也拥有自己的安保人员，但是相对而言还是比王室成员更暴露。她依然相信自己可以任意操纵媒体。一段时间里她看上去的确有这个本事。她将报社主编、专栏作家与公司总裁请到肯辛顿宫，向他们问计求助，对他们奉承迎合，还与他们眉来眼去。当她首次遇到运势正旺的工党党首托尼.布莱尔的时候，她在布莱尔面前大肆吹嘘了一番自己操纵报纸的能力，甚至暗示自己愿意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当中为工党助一臂之力。1997年1月，戴安娜与布莱尔、阿拉斯特.坎贝尔以及其他几位双方都认识的朋友一起吃晚餐，席间戴安娜夸口道自己认识全英国几乎所有的报社主编。她告诉他们，图像是最重要的因素。“你必须用照片来打动人。他们能从你这里夺走很多东西，但是他们永远夺不走你的照片。”

布莱尔的确认为“同理心”将会是工党竞选活动的关键主题，并且表示“我们都应该向她多加学习”。后来他还声称自己一直对戴安娜抱有几分戒心，尽管她为新工党提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对于身处她那样处境的人来说，这种做法实在不同寻常：“她偶尔会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某张为什么我们正在使用的某张宣传照片是垃圾，或者哪张照片本可以拍得更好看……她完全理解我们打算实现怎样的宣传效果以及为什么这样打算。”两个自以为是媒体宇宙男女主宰的光鲜人物就这样在桌面以下拉拉扯扯，这幅景象着实有些怪异。阿拉斯特.坎贝尔则认为戴安娜其实想对布莱尔下手，至少也是被他给迷住了。但是与此同时另一场更加重要的自欺游戏也正在进行当中。两个人都相信，他们可以无止境地操纵新闻世界，让各路媒体始终如一地为工党或者王妃提供增光添彩的报道。他们俩最终都要在惨淡的现实面前自食苦果。戴安娜比布莱尔还要早一步。

甚至早在1995年，布莱尔就觉得女王很有理由为戴安娜担心。在他看来，温莎家族是一个“完全可预测且受到高度调节的生态系统”，而戴安娜则是“一颗无法预测的小行星”。他认为，就像他自己试图改变英国的形象一样，戴安娜也打算对君主制的形象来个改头换面。“女王对于君主制有着十分敏锐的看法与放眼长远的打算，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这一局面肯定十分令人心焦。”女王知道，君主制不仅要象征传统，也要与时俱进。但是进化的步伐必须稳定可控。戴安娜试图操控舰队街的做法就好比皮划艇上的幼童试图钓鲨鱼一样危险。在周复一周争夺新闻报道版面的私人竞争当中，她尽管可以比查尔斯王储智高一筹，拿出质量更好的照片。但是当各家报纸将她如何咄咄逼人地迷恋一位有妇之夫的故事捅出来的时候，她立刻就被迫打起了防御战——并且失败了。接下来的一本新书又捅出了她早年写给情人詹姆斯.赫维特——报界很快就将“爱鼠”的绰号栽到了他的头上——的情书以及她与其他几位情人的故事。

为了扭转局面，压制住查尔斯王储以及认为她精神错乱而且一心只想操纵别人的媒体势力，戴安娜决定允许BBC《全景》栏目主持人马丁.巴希尔在1995年11月对她进行专访。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几乎所有她的朋友都反对她这么做。这个决定一直没有泄露给王室圈子。BBC总裁约翰.伯特甚至将BBC主席赫西勋爵（2）都瞒在了鼓里，因为他的妻子是女王的密友。日后跳槽到布莱尔手下的伯特认为这次访谈“标志着BBC体制性崇敬君主制传统的终结，尽管BBC并未就此丧失对于君主制的尊重。”节目录制完成之后，戴安娜通知女王自己接受了采访，但并未透露进一步细节。这期节目的播出时间恰逢查尔斯的生日，观众人数达到了2300万。

在这期节目当中，她质疑了女王应对英国国民的能力，还暗示查尔斯王储可能不是当国王的材料。她在同一段话当中从第三人称转换到了第一人称——这个纰漏总是很能说明问题，而且历任首相们都有这个毛病——“她不肯安静地离开，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要战斗到底，因为我相信我必须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我还要养大两个孩子。”（戴安娜经常在摄影师面前展现自己的好妈妈形象，领着两个孩子前往主题公园或者电影院。另一方面，她向全世界展示着自己的婚变伤痛，而两个孩子却被她扔在寄宿学校里独自承担后果。出于外人无法理解的原因，她显然认为这种做法与自己的好妈妈形象并不冲突。）在精心排练之后，她为英国公众留下了许多杀伤力极强的台词。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我们的婚姻是三个人的事”以及在未来成为“人们心中的女王”的打算。她承认了自己与詹姆斯.赫维特的婚外情，但是主持人并没有询问其他情人的情况。戴安娜的私人秘书帕特里克.杰弗森此前一直试图弥合她与王室之间的关系。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他就辞职了。

巴希尔访谈绝对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电视界的最重大事件之一。通过这次采访，戴安娜爆炸性地加大了赌注，并且直接向女王与王储投下了挑战书。节目播出后不久，民调公司显示大多数民众都支持她。戴安娜看似已经“胜利”了。接下来她继续口无遮拦地攻击莱格伯克，并且拒绝参加桑德林汉姆的王室家庭圣诞聚会。女王终于认定事态已经不可挽回了，查尔斯与戴安娜必须离婚。她向首相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接下来的斗争主要围绕着离婚条件展开。一开始戴安娜拒绝离婚。不过后来她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支持：当时正在与安德鲁王子闹离婚的约克公爵夫人为她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律师安东尼.朱利叶斯则为她提供了战术支持。她提出了高达1700万英镑的离婚补偿金，高额年度赡养费，还希望保留“殿下”的头衔。尽管殿下头衔并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是依然象征着某人与女王的亲密程度，因此只有家庭成员才能获得这个头衔。失去这个头衔就意味着她被正式驱逐出了王室家族，以后再也不会受邀出席国事活动之类的场合了。最终她得到了金钱，但是没能保住头衔。1996年7月正式敲定的离婚条款迫使威尔士亲王不得不向女王借钱，从而赋予戴安娜完全的经济自由。此外离婚也同时向两个人赋予了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追寻幸福的机会。

戴安娜早已明确表明自己打算成为一名非正式的“王室成员”，与正牌王室分庭抗礼，而且她身后依然有着广泛的媒体与民意支持。她可以嫁给任何她中意的人，此人也将会因此与英国君主制搭上线。她的第一位真正情人是一位盛名在外的巴基斯坦裔心脏外科医生哈斯纳汗，后来此人主动结束了这段关系。第二位情人名叫多迪.法耶德，他的父亲是哈罗百货的老板，一位特立独行且出口成脏的埃及富豪。戴安娜很快就高调回归到了慈善工作当中，与艾滋病人以及麻风病人亲切交谈，还发起过反对在非洲使用地雷的运动——她曾经以冰冷的算计口吻告诉布莱尔，自己当时“走得是温情路线”——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一副熠熠生辉的国际巨星做派。此外她也很乐意在政治层面上搞一点恶作剧，告诉每一个有心听众查尔斯永远无法成为国王，而且王室目前麻烦缠身。

此时工党正抓住皇家游艇的退役大做文章，布莱尔的“现代化”主题显然也十分迎合王室。因此戴安娜的做法尤其令白金汉宫焦虑不已。但是戴安娜的地位其实并不像焦虑的廷臣们眼中那样稳固。查尔斯现在公然与已经离婚的卡米拉出双入对。许多人都觉得她绝不可能成为王后，许多人都觉得这两个人绝不可能结婚。女王本人则迟迟不表态。根据某位顾问的说法，在1993年到1994年期间，人们经常在私下里讨论卡米拉的未来角色，以及“关于她的事情可以承认到什么程度”。话又说回来，查尔斯显然觉得自己挣脱了桎梏，温莎家族也觉得自己挺过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冲击。但是最严重的冲击此刻尚未到来，而那一天戴安娜却看不见了。

戴安娜死于巴黎公路隧道的结果是一场悲剧，罪魁祸首是生命的脆弱与人心的贪婪。她并非死于谋杀，她并不是听命于白金汉宫或者军情六处的阴暗势力的受害者。我们怎么才能肯定这一点呢？证实否定命题总是很困难的。哈洛德.威尔逊也有可能是俄国间谍，世贸大楼也有可能是CIA自己炸塌的，科学教的教义更有可能全都是事实。但是太多人已经耗费了太多精力，试图在一丁点证据也没有的前提下将那个可怖夜晚的事件当成阴谋论的素材。因此头脑冷静的人们必须斩钉截铁地回答：“并非如此。”任何一位曾经亲眼见过白金汉宫工作机制的人都不会相信爱丁堡公爵（比方说）有能力命令任何政府部门做任何事。

但是这些阴谋论的确反映了两方面的现实。首先，戴安娜得到了千百万人的爱戴，这些人在她与温莎家族的媒体战争当中站在了她的身后。其次，戴安娜的死亡的确为英国王室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倘若戴安娜没有意外身亡，她的星运很可能平缓地黯淡下来，她也最终会像许多富有、迷人且从未嫁入王室的女性那样过上安逸平淡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她的前夫要想再婚则会更加困难，以至于根本不可能。事后推想一下，戴安娜一定会忍不住趁机向白金汉宫施放一阵冷箭，或者故意帮倒忙。不过戴安娜本人嫁给穆斯林倒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毕竟像查尔斯王储那样对穆斯林抱有好感的白人基督徒并不很多。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们的事后猜测，因为戴安娜已经死了。她在1997年8月31日的死亡剧烈地摇撼了英国，以至于不少人都感到有些恍惚。一条如此明亮鲜活的生命居然如此可怖且如此突然地消逝在了转瞬之间，人们不禁会因此感到骇然，还难免会感到愤怒。最合适的怒火发泄对象就是媒体，因为媒体为戴安娜的照片创造了一个油水如此丰厚的市场，以至于摄影师们为了获取照片甘愿不择手段。戴安娜刚刚去世之后，摄影记者们走在街头的确会被人啐一脸唾沫，他们的主编也遭到了咒骂。但是归咎报纸与归咎报纸读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毕竟读者们购买报纸正是为了消费此类新闻，换句话说真正的祸根其实正是此刻最为愤怒的千百万民众。日后电话窃听丑闻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公众的怒火因此转向其他目标也就不奇怪了。戴安娜的毕生大敌是谁？是谁剥夺了她的王室头衔？她经常抱怨什么人的铁石心肠？女王与爱丁堡公爵曾经试图挽救儿子的婚姻，王太后也做出过相关的努力，而且戴安娜本人在婚变当中并不能算是无过错一方。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了。在极短时间内，女王本人就沦为了公众愤怒的焦点。在她的统治期间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即便在她以前犯错误的时候，比方说1966年威尔士阿伯番矿灾发生后未能及时赶到现场，她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沦为众矢之的。当然我们不应当过度夸大这股怒火。感到愤怒的人的确很多，但是他们宣泄愤怒的地点恰好是伦敦市中心全世界各路媒体的面前，更何况媒体此时也正在到处寻找替罪羊。但是在铺满鲜花的街道之外，也有人做出了更冷静且更厚道的评价。

但是当时的公众情绪的确令人感到紧张不安，似乎已经到了暴动的边缘。人民心中的女王摇身一变成为了走上街头的反女王。在事件爆发之后的最初几天里，真正的女王一直与自己的丈夫和孙子们呆在巴尔莫勒尔。老两口依然像平时一样带着两个孩子前往克莱西的教堂参加周日礼拜，王室家族的所有核心成员也群策群力地伸出了援手。两个孩子得到了悉心关照，有人与他们谈心，有人陪他们散步。而且家人们还将两个孩子与电视、报纸以及广播报道完全隔离开来，以免他们更加伤心。安妮公主与爱丁堡公爵尤其提供了可观的帮助。王室成员齐心协力在两位悲伤的男孩身边编织了一层茧壳。在整个成人期间，一直有人批评女王身为家长却没有将孩子照顾好。不过同样也是这批人还会在另外的场合批评她未能充分履行英国与英联邦交代给她的职责。尽管媒体一直在热烈地要求她在伦敦露面，参与全国级别的守灵仪式，但是她却不为所动，坚持留在苏格兰专心照顾孙子。她现在明明应该照看自家孩子，为什么非得离开苏格兰。回到一座门窗紧闭的宫殿里呢？她尖锐地问道。

根据女王家人的说法，女王对于自己身为祖母的角色非常热心。因为长子的婚变，这个角色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就像许多其他家长一样，她也很怀念离巢单飞的子女们。安妮公主谈到自己的母亲时认为，“你原本以为自己巴不得赶紧把孩子们全都赶出家门……然后你就突然意识到家里实在太安静了。我觉得她很想念孩子们的陪伴，因此她非常喜欢自己的全部孙辈。”（最近刚刚当上奶奶的安妮公主声称，女王对于自己抱上曾孙女这一点“既好奇又高兴”。然后她又补充道：“不过我觉得她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到1997年的伦敦，布莱尔与他的媒体团队正在警惕地关注着事态发展。日后布莱尔这样写道：“悲痛情绪的倾泻正在转化成为大规模的变革运动。这是国民情感表达的非常时刻，王室家族也因此遭到了威胁。我不知道假如王室方面继续按部就班的话究竟会怎样。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但是对于当时正身处暴风眼当中的我来说，这一点实在难以确定，因为这场风暴实在无法预测，而且令人手足无措。”这是一段很不寻常的言论：一位首相居然觉得君主制可能踉跄跌倒。在感情上，布莱尔将自己视为叛逆者的一员。当一切事务都按照规矩进行的时候，这帮人“对于‘规矩’根本不屑一顾……事实上还认为正是这些‘规矩’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最终导致戴安娜死亡的事件链条……公众的怒火已经指向了王室本身。”与此同时，女王的私人秘书菲勒斯与简福林在安排戴安娜遗体运送回国以及讨论葬礼事宜的时候也与唐宁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白金汉宫与白厅进行了好几次漫长的电话通话，讨论如何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排一场恰当的葬礼，以及威廉王子与哈利王子在葬礼现场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此期间爱丁堡公爵为了保护两个孙子的利益不惜大动肝火。

在女王的顾问们看来，查尔斯王储的时任发言人马克.柏兰德似乎在发言中暗示道，要是没有威尔士亲王出面安排，当时就不可能做出任何妥帖或者特别的安排。时至今日白金汉宫依然会在私下表达对于这种说法的不满。女王与王储各有一套班底，此前两路人马就一直不对付，双方经常吵架拌嘴或者互不理睬。 实际上当初是女王的团队安排了运回戴安娜遗体的特别航班，也是他们率先意识到斯宾塞一家打算举行私人葬礼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看上去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明智老练的查特雷斯勋爵给他的继位者罗宾.简福林打电话祝贺道：“你干的还算不错。”但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女王的顾问们迟迟未能领悟当时公众愤怒的规模。一贯对于媒体的情绪变化保持警觉的阿拉斯特.坎贝尔曾经打电话警告白金汉宫，“我不知道这些记者在捣什么鬼，但是似乎和旗杆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小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规矩与传统在这里发出了同一个声音。白金汉宫的上方只能张扬一面旗帜，也就是女王的皇家旗（Royal Standard），而且只有在女王入住的时候这面旗帜才会升起（当女王进入白金汉宫庭院大门的时候，这面旗帜就会骤然冲向旗杆顶端。这项仪式长年以来一直得到了仔细遵守，时机也总是掌握得恰到好处。升旗仪式的负责人是一位来自皇家骑兵团的士兵，他的头衔是女王掌旗官（Queen's Flag Sergeant））。女王不在白金汉宫的时候，白金汉宫就不会升旗。而且皇家旗从来不会降半旗——在理论上，只有已故君主的遗体尚且停放在白金汉宫且继任者不在的情况下，白金汉宫才会降半旗。此外白金汉宫从来不升米字旗。

这套规矩显然满足不了1997年的英国公众表达悲痛情绪的需要。电视报道与挑逗性的报纸头版标题聚拢了公众的注意力。光秃秃的旗杆象征了王室的冷酷无情。将陈腐的规矩撕碎吧！《太阳报》大声疾呼道。最终女王决定在白金汉宫用米字旗降半旗致哀。新的传统就此确立，直到今天，当女王不在的时候，米字旗依然飞扬在白金汉宫上方，并且会为了致哀而降下，例如双子塔遇袭的时候。假如你想体会一下温莎改变传统以顺应民意的速度，只要看看这个案例就行了。随着大量人群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白金汉宫与肯辛顿宫门前，留下一束束玻璃纸包裹的鲜花、临时制作的牌位、蜡烛、泰迪熊以及手写的祝愿卡片。与此同时，廷臣们在远处观望着，等待着，唯恐事态有变。这段时间非常奇怪。人们不惜一连排队几个小时，只为在圣詹姆斯宫的悼念册上签字。许多神色清醒的人们都声称戴安娜的面容“浮现”在了宫殿里悬挂的查理一世画像上面。一车又一车的人们从英国各地赶来，在街头露营。哭泣的面容与愤怒的神情彰显着歇斯底里的汹涌暗流。

女王的一位顾问还记得一层层花束的塑料包装纸在夜风中沙沙作响。“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为阴险不祥的声音。”另一位在从度假期间赶回来的顾问觉得“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接近革命的气氛。数量如此惊人的人群就这样推磨似地绕着白金汉宫转圈子，所有人全都一言不发，这一幕简直令人胆寒。白金汉宫内部非常不好过，白金汉宫外面则非常吓人。”在前往他本人所在选区特里姆登的教堂的路上，布莱尔发表了一篇情感流露得恰到好处的电视演讲：“她是人民的王妃，她将以这一形象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中与回忆里。”话虽这么说，但是新工党并没有趁机给女王拆台，而是尽其所能地提供了帮助。在这个关键时刻，唐宁街十号内部丝毫没有一丁点共和主义的苗头。直到今天廷臣们对此依然心怀感激，就连一贯争议缠身的坎贝尔也是他们的感激对象。“保卫王室家族毕竟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一位廷臣这样说道。

布莱尔曾经在自己的自传当中记述过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戴安娜的场面。这是一幕非常奇特的场景。当时是1997年7月，戴安娜造访了首相私宅。布莱尔之所以邀请戴安娜，是想看看她在自己着力打造的“新不列颠”当中能否扮演一个正式角色——尽管他对戴安娜或许并不完全放心，但是依旧痴迷于她的魅力，并且无疑还想从这颗明星的身上蹭下几许星尘。她还带来了威廉王子，并且要求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在后院的草坪上与警察、工作人员以及布莱尔的家人踢了一场足球。布莱尔这样回忆道：“可怜的孩子，我想他大概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非得跟着她来这里不可，而且他也不想踢足球。但是为了不败坏其他人的兴致，他还是踢了起来。”这时候布莱尔与戴安娜正在一边散步一边交谈。布莱尔希望戴安娜能将她与多迪.法耶德之间的关系说清楚。尽管布莱尔从没见过他，但却总是觉得有些“不自在”。两人之间的谈话进行得并不太顺利，但是宾主分别时的气氛还是很温暖的。通过这次会面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戴安娜并未遭遇意外的话，她将会在布莱尔治下的英国扮演怎样的角色。此外这次会面也使得布莱尔在特里姆登教堂门前的演讲有了另一种略微不同的解读方式。他也在其他的描述当中使用过“人民的”这个形容词，而且显然他很能与戴安娜这样一位终日遭受媒体追猎的名人感同身受。用布莱尔自己的话来说，你要么喂饱这头野兽，要么就被野兽吃掉。

白金汉宫里面的廷臣们眼看着女王、公爵与年幼的王子们从苏格兰返回了伦敦。他们透过高处的窗户看到了这一切。“随着女王走出车子，围观人群当中响起了掌声。起初还有点凌乱，接着就逐渐热烈起来。”女王与公爵走进白金汉宫的时候，夫妻二人就像其他人一样谈起了人群与鲜花，他们也觉得这一幕非常怪异，因为这么多“《每日快报》的读者”——传统英格兰中部保皇主义的骨干核心——居然大举出现在了同一个地点。随着女王的返回，公众情绪再度为之一变。女王穿过肯辛顿宫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手捧花束走了过来。“这些是给戴安娜的吗？”女王问道。“不，陛下，是给您的。”

女王在戴安娜葬礼前夜进行的演讲内容平实朴素，波澜不惊，甚至有些冷漠。女王从不会“真心外露”。她绝不会在画师面前故作姿态。但是她的确在尝试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解释她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在尝试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应对这场悲剧。在惊骇、难以置信与愤怒等各种情感当中，也有人正在“关心那些留在她身后的人们”。透过摄像机镜头，她凝视着臣民们的双眼：“作为你们的女王，以及作为一位祖母，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全都是肺腑之言。”然后她完成了必需完成的事情：本着超脱的风度与基督教的基调，她将戴安娜称作“一位非凡且天赋异禀的人”，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当中，她总能面带微笑乃至开怀大笑，用她自己的善良来激励他人。如果仔细倾听的话，女王的演讲其实暗藏着几根小小的倒刺：成千上万的人们“虽然从未见过她，却感觉自己了解她”。这番话不仅肯定了戴安娜的明星特质，也暗示了公共场域里的戴安娜与私密场合里的戴安娜并不是同一个人。她辩解道：女王之所以此前一直停留在巴尔莫勒尔，是因为“我们都在试图帮助威廉与哈利渡过难关，帮助他们理解并接受他们两个以及我们其他人共同遭受的可怕损失。”但是这关简短演讲所透露的最重要信息是女王听取了民意，理解了民众的心理，并且尽她所能地地做出了改变。“我相信，从她的生平当中，以及从她去世后非同寻常且打动人心的社会反应当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演讲结尾，她呼吁人们团结在君主制之下。戴安娜的葬礼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悲痛与尊敬的情绪将整个英国团结成为了一体。”

这次演讲之后，一直有人在讨论布莱尔与坎贝尔为文稿的撰写提供了多少帮助。当时的高阶廷臣们尤其热衷于争论究竟是谁在“作为你们的女王”后面插入了“作为祖母”这几个字。说句实话，是谁都不重要。这篇演讲以及其他小细节——例如白金汉宫下半旗，例如女王在戴安娜灵柩经过面前时低头致哀的出人意料之举——算得上是女王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几项动作。戴安娜的葬礼直播在英国得到了3200万观众的收看（当年女王加冕仪式的收看人数也只有1900万而已），成为了英国电视史上收看人数第二多的节目，仅次于1966年英国队战胜西德队的世界杯决赛——说是并驾齐驱也不为过。任何现代电视事件都无法比拟女王加冕仪式的效果，因为电视已经不再是1953年的新鲜事物了，还因为支撑着战后英国从灰暗环境当中振作起来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可能再度重现。但是这场葬礼的影响力还是很可以与加冕仪式相提并论一下——在电视饱和度远胜往昔的当今世界，戴安娜葬礼的盛大程度也远远胜过了此前任何涉及王室的事件。据信将近三百万人赶到伦敦参加葬礼，或者等候在送葬队伍前往斯宾塞家族居住地奥尔索普的道路两边，沿途路面上全都洒满了鲜花。

到了这个阶段，温莎家族的事业再度得到了恢复，尽管此前他们还要经历一场非同寻常、打动人心并且略有些古怪的葬礼。戴安娜的弟弟斯宾塞侯爵在葬礼上还发表了一篇忿忿不平的悼词，气坏了查尔斯王储，想必也气坏了女王。威廉王子与哈利王子与父亲与祖父一起跟随在母亲的灵柩后面的画面极其深切地打动了整个英国，也确保了英国君主制在他们这一代的未来。温莎家族曾经将不止一位女性接纳进自己的内部圈子里，但是戴安娜无疑是她们当中最非同寻常的一个。如今女王终于公开承认了她的力量与魅力。与此同时，她的宫廷则始终维持着不动不摇的姿态，避免了亚革命氛围的进一步深化加剧。

就算当年女王采取了不一样的应对方式——假如白金汉宫从未降半旗，假如葬礼进行得很难看，假如女王拒绝公开发言——最终也极有可能不会发生任何显著事件。布莱尔的担忧很有可能并不会立刻成真。白金汉宫的大门并不会被人推倒，下院并不会提出反君主制的法案，新闻界也不会出现公开针对女王本人的不恭敬言论。但是君主制本身还是会受到重创。白金汉宫进行的详细民调将会带来坏消息。查尔斯王储的民众支持率将会低无可低，以至于他恐怕会扪心自问自己究竟想不想当国王。下一次关于王室开支的下院辩论恐怕会导致非常难看的结果。君主制将会遭到锈蚀与磨损，曾经的光泽将会黯淡消逝，曾经的佳酿将会沦为酸醋。在我们这个时代，君主制就是这样衰落下去的。因此1997年的那些天的确至关重要。诚然，那些天是英国国民集体疯狂的一部分，是某种形式的全民歇斯底里，注定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但是女王的地位与事业的确很可能因此遭到削弱。而在现实当中，经历了这一切的女王或许更明智了，肯定更难过了，但是也确实更强大了。

（1）http://en.wikipedia.org/wiki/Douglas_Hurd

（2）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maduke_Hussey,_Baron_Hussey_of_North_Brad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