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 （前传）建国后的林总之开国政坛架构A -- 史文恭

最近看了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

建国以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件是高饶事件，一件是反右运动，这两件案子没有翻，其它案子基本都翻了。过后叙述得比较完全的，是薄一波写的《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那本书，其中对于高饶事件有专门章节的论述，但是这书撰著者本人对很多事件是避讳的，很多内幕、前因后果都言语不详，而且传主对自己的事情解释过多，让人也有点自我粉饰之感吧！

　　这以后的官方版本，基本上都是按照薄一波这本书的版本进行叙述。至于一些纪实类的一些小说，什么《高饶事件始末》、《死亡联盟》之类，人为添加的东西就更多了，徒增混乱，可信度很低。多年来，党史界学人对高饶事件都觉得说不太清楚。尽管还是有些零零碎碎的史料披露。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领袖传记和年谱，还有《杨尚昆日记》，对此事件都有些记录，但是都比较零碎。最近有这几本书的出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对解读高饶事件形成一个小高潮。第一本书就是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第二本就是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这本书披露了很多的细节，特别让人震惊的是披露了当时毛泽东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一事，这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新近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的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是目前最完整地反映“高饶事件”的一部著作。这本书有大量的史料，是根据当时的一些日记、笔记等原始材料写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给我们对高饶事件的历史认识带来一个全新观感，很多是具有颠覆性的。但是这本书有一个弱点，就是过多运用文学的笔法，在进行历史叙述时，作者心证太多，猜度过重，这就大大影响了其史学价值。

　　这几本书出来以后，使得我们对高饶事件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所以最近这一两年间，海内外学界掀起了一个重评“高饶事件”的风潮，其中也有高岗家属的声音。比如高岗夫人李立群和“美国之音”的记者谈高饶事件，在海外流传很广。李立群还谈到一个上层动向，中央组织部对高岗过去革命功绩也重新做出了肯定性的结论。

　　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使得我们对原来对高饶事件的历史结论发生了怀疑。大家都知道对高饶事件的处理时间很长，发生时间可以说是在1953年底，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是1954年2月，真正处理完结的是1955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整整持续了一年多。这本身就说明高饶事件很复杂，很多事情都落实不了。那么，根据当前披露出的大量新史料，对于高饶事件的问题，现在应如何看？如何重新进行解读？能够得出什么样的判断呢？

　　首先，高岗和饶漱石是不是个联盟？通过一系列历史细节的披露，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很难说是个联盟，或者说根本不是个联盟。当事人无论是高岗，还是饶漱石，都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是个联盟。历史上他们不是一个派系。高岗是1905年出生的，是陕北土生土长出来的干部。在陕北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去世以后，高岗就成了陕北根据地的代表，一直在陕北工作，也很受毛的重用。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有两个正统，一个大正统是井冈山，再一个小正统就是陕北，这是对高岗的很高的评价。而饶漱石，他是1903年出生的，安徽人，一直是在白区工作的，在皖南事变后接替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按道理，从山头派系来讲，他应该算是刘少奇系统的人。高饶两人在历史上没有打过交道，建国以后也没有来往。饶漱石就去过一次大连，考察东北的工业，当时东北的工业是走在前头的。高饶事件后，定性他们是个联盟，是说他们几个大区的书记奉调到北京以后，到1953年秋冬才形成的政治联盟。这个理由非常勉强。1955年毛泽东在全国党代会上讲到为什么高饶是个联盟呢？他说了几条：因为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批薄一波时，他们两个意见是一致的。在1953年10月份召开的全国组织会议批安子文时，他们也是一致的。另外，他们出事以后，高岗替饶漱石说好话，饶漱石替高岗说好话，这就证明他们是联盟。毛泽东还说：联盟不需要签字，不需要契约的。这样定性的反党联盟，理由太牵强了，显然是很难成立的。

　　我们看看当年给高、饶定下的罪状，能够落实下来的究竟有哪些？ 1954年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他们的问题讲的比较全。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周恩来对高岗问题有一个发言提纲，周讲了几条，第一条是制造“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第二条是搞宗派活动；第三条是私下散布党内讨论安子文的一个绝密文件，指的是就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草拟的“八大”政治局的最初名单，制造党内不和；第四条就是私自封官许愿；第五条就是搞东北独立王国；第六条是破坏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威信；第七条是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第八条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第九条是进行夺取国家权威的活动。还有一条就是生活作风腐化，加起来是十项罪状。

　　饶漱石的罪状就少了，因为饶漱石生活比较简朴，私生活上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生活作风没有问题。主要问题就是他奉调到北京当上中组部长后，在中组部部务会议上批斗安子文，而斗安子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整刘少奇，这个罪状是一个现实的罪状。其它的就牵扯到了一些历史问题：一个就是“黄花塘事件”。在新四军时期，饶组织一些人批判陈毅；另一个就是“玩权术”问题。在确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的时候(一般说来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军队干部，西南是刘伯承，中南是林彪)，他给中央报告说华东的同志不同意陈毅当主席，华东大区就成了他党政一肩挑，这就是“玩弄手段，谋取权力”；还有就是1952年中央让饶漱石到北京养病的事。这是毛泽东讲的。饶漱石认为中央不信任他，半夜三更就打电话给毛泽东要求接见，接见以后没什么事，扯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听出他的意思来了，是不是中央怀疑他，不信任他的问题？毛说没那个事，你要愿意在北京养病就养病，你不愿意在北京养病，你回去也可以，他这才放心。可见，上述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弄不到台面上来，怎么能构成罪状呢？所以从当时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罪状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拿这两个人的“罪状”进行对比，我个人认为，高饶事件说到底是高岗事件，饶漱石实际上是搭上来的。

　　从高岗的“罪状”中可以看出来，有些是与事实不符的，有些是张冠李戴，而且还有些就是纯粹的扣帽子。比如剽窃文稿、抬高自己这一条，本来中央领导人让手下写文稿的多了，让部下弄个发言提纲，他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一讲，中央政治局说高岗今天发言很好，毛主席表扬高岗，这个就等于说是剽窃？如果说这个事就是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的话，那我们领导人剽窃文稿、抬高自己的就太多了。有的还把集体起草的会议文件编到自己的文集里，那么，性质是不是更严重。

　　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后来搞《历史决议》时有个说法，说高饶事件，我们处理的比较宽容没整多少人。实际上不对，高饶事件的整人，当然与后来的“反右”、“文革”是没法比的，但就当时来说，应该说还是错整了不少人。东北局班子里的人，除了林枫以外，其余全部拿下。张秀山、张明远分别是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当时称之为“东北五虎将”的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全部被处理，而且一直整到了下边省市委的领导干部。例如，旅顺市委的领导班子就整的很惨。饶漱石牵扯的面也很广，首先是山东分局的代书记向明，因为牵扯这个事情被打倒，以后又牵扯到了上海市潘汉年和扬帆的案子。而且当时在东北，许多省市一级的领导人都受到牵连。东北原来是全国先进单位，出干部的地方，高饶事件发生以后，牵涉了一大批干部，有的是压制多年不能起用，有的是直接受到降级和党纪处分。更重要的是，高饶事件的处理为建国后的党内斗争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才有了后来整彭德怀，整刘少奇的更多事情出现。可以说，这个事件开创了一个制度路径。

　　牵扯到高饶事件中的这些干部，在“文革”后基本上都官复原职了。这就成了毛泽东在1955年的时候说的，高、饶成了两个单干户了。毛泽东当时是反对这两个单干户的观点，给他们加上了反党联盟的帽子。现在查明了，东北局干部与高岗只是工作关系，没有高饶联盟这回事儿。说高岗和饶漱石是联盟的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在1953年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张秀山在会上发言，饶漱石很欣赏，掀起了一个批判安子文的风潮，所谓“讨安伐刘”，批判安子文实际上就是打击刘少奇，定的是这么个罪状。现在，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搞清楚了，无论是张秀山的回忆，还是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的回忆，都没有这个“联盟”的事情。事实上，张秀山到北京来是参加粮食会议的，他原来根本不想在组工会议上发言，而且高岗还阻止他发言，说这些问题在组织会议上解决不了，不要发言了。然后，高岗就南下休养去了，连看都没有看过张秀山的发言稿。让张秀山到组工会议上发言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张秀山参加粮食工作会议期间，讲到东北对于中组部是有几点意见，讲了五条。毛泽东就说你到会上去讲讲，但是你讲的这五条都和刘少奇有关系，你先和刘少奇谈一谈。开会的时候，张秀山找了刘少奇同志，说是主席让我先给你说说。刘少奇也知道他要讲什么，就说不用讲了，你就发言吧。张就这样发了言，这完全与高岗、饶漱石无关，有关的倒是刘少奇、毛泽东。张秀山把提的意见也给安子文说了，都是公开提的，放到桌面上的意见。但是张秀山的这个发言引起了会议上的争论，对组织工作的批评意见很大，所以后来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了高饶联盟的一个主要事件，其实完全是和“联盟”不搭界的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岗里通外国的事，现在争论得比较多，有来自苏联的材料记载为证。但这也是与事实出入很大的事情。当时在中长路的苏方代表，叫科瓦廖夫，他向斯大林报告，说据高岗报告，中共党内有一些反苏的人，比如刘少奇这些都是反苏的人。这事情已经查明了，确实有这么一个文件，但这事件和高岗一点关系也没有，科瓦廖夫是信口胡说，但事出有因。因为毛泽东在访苏期间，骂了科瓦廖夫一顿，这是有点打狗给主人看的意思。毛泽东访苏在莫斯科期间，一开始斯大林曾经把他晾在那里，不提重新修订中苏友好条约的事，毛泽东就很生气，把科瓦廖夫找来痛骂了一顿，说我到你这里来是有事的，现在我是干什么事呢？整天就吃饭拉屎。科瓦廖夫把这个事情报告斯大林了，斯大林认为此人办事不力。为了弥补过失，科瓦廖夫就给斯大林打了这么一份报告。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说高岗想要把东北变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军在东北的时候，拆迁了东北很多工厂，而且苏军违反纪律的也不少，包括高岗在内的东北局的干部都很反感，但当时为了顾全大局，就没提这个事。但说高岗要把东北并入苏联，这是没有来由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高岗不懂外语，他每次和外国人接触都得借助翻译，都有秘书到场。所以当时刘亚楼还揭发说高岗和洋人密谈了三天三夜，这个根本不可能，已经完全被否定了。

　　那么里通外国的事情不存在了，联盟的事情也不存在了，集团的事不存在了，那么能落实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解读的一个问题。其中讲到高岗的问题，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高岗到中央以后不安分，老想夺周恩来、刘少奇的权。最重要的一个例证就是讲高岗拉陈云，拉邓小平。拉陈云的时候，就说是中央现在要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我们现在的党史都是这么叙述的。这是高岗作为野心家搞交易的一个铁证。但据现在的材料，赵家梁的《高岗在北京》一书的披露，这个话并不是高岗说的，而是陈云说的。陈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陈云跟高岗原来关系是非常好的，高岗是把陈云当圣人看的，一些重大事情都与陈云商量。但从政治上看，高岗的道行还比较浅，是个“二杆子”。

　　所以，高岗反党的事情怎么发生的？如果仅仅是围绕在这些具体历史细节中间打交道，是不容易看清楚的。高饶事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发生的背景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本来是支持高岗的，为什么后来又把高岗一巴掌打下去了呢？也就是说历史细节的披露，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对这些新的史料进行梳理，找出一个事情发生的逻辑线索来。所以我就试图在更大的背景下对高岗的事情做一个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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