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 （前传）建国后的林总之开国政坛架构A -- 史文恭
家园 【原创】林总的庐山 （前传）建国后的林总之开国政坛架构A 对于林总而言，九届二中全会是他在中国政坛的天鹅之歌，而要展开这段故事，我们需要从一个原点来追溯它的渊源，那就是tg和开国时的政坛架构。
大多数红旗下成长的同学有时会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比如，我们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时，会天然地以为新中国在诞生之初就有一个完美的，强大的国家机构，实际这是完全错误的。新中国的建立是由于一个在时间上被提前了至少40％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所导致的一个非常仓促的过程，（tg原先的建国预定是1950年元旦，而不是1949年10月1日），同样的，为了完成这个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机构，tg不得不在政权的初期和一大批同路人结盟，这些蜜月时的陪嫁丫头们后来都在1957年的风暴里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身份。然而，历史的进程和现实的需要象铁锤和砧板，在他们的捶打和撮合下，新政权必然要产生并开始它的时代了。
而这个时候，决定中国当代史的核心力量，也伴随这一过程自然形成和开始驱动历史了。这个力量，就是传说中的tg第一代领导核心－－－民间的七言绝句名之为“毛刘周朱陈林邓”是也。但这个核心的形成并非是偶然的。
一个新的政权，对于胜利者们而言，就像大航海时代时那个广袤的世界，他们所能占据的位置将会有非常绵远的历史影响。对于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们，他们所发现的新世界是地理意义上的，但对于能够在新政权里划分范围的胜利者们，他们所获得的，是能够延伸和延续的一张大网的始发站。
当然，历史是公平的，胜利者所能获得的战利品取决于他们的功绩，就像马云的阿里巴巴上市之后必然会带来一大批亿万富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创业之初时的清洁阿姨也能获得一大批原始股，所以，“毛刘周朱陈林邓”的由来是一个精确的历史进程的产物。为了加深理解，我们用一个小故事说明：
1980年的6月3日， 中央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英明领袖苏政委从日本访问回来，从上海一路视察到南京。江苏省委，省府隆重接待，后来叛逃香港的省委书记许家屯，虽然年纪比苏大，还一路搀扶着苏政委上台阶。
而在这场喧闹里，住处和苏政委下榻之处仅100多米的时任政治局委员，刚刚给越南鬼子一计耳光的许世友却纹丝不动，秘书一再汇报他，苏政委到了哪里，并请示他是否要去拜会一下，许司令却说：“告诉他们，我的腿不好，行动不方便。”
结果，第二天，苏政委在江苏政界、军界的头头们陪同下，登门摆放许司令。两人客客气气地完成了礼节性的会见。
但半个月后，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帅驾临南京，他的飞机还没到，许司令不仅一两个小时内问了四五遍叶帅的到达时间，还提前半个小时到叶帅居处，迎候他老人家。第二天，叶帅来许司令家，两人呆在一起，膝盖顶着膝盖，脸对着脸，谈了好一会儿。
这个鲜明的对比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政坛的基本原则，即政治人物的力量其实决定于他的资历和历史，而并非他的头衔。许司令这样能在建国后刀光剑影的政坛下全身而退的人物，当然能看得清苏政委的底牌是一个过渡人物，而叶帅，才是传说中的“八柱国”。所以他对华的“前倨”和对叶的“后恭”都是非常自然的政治举动。作为一个补充，1984年，邓公来南京接见苏省军政头脑时， 虽然事先交代，许司令腿脚不便，小平同志准备上门看望，但许司令很自觉地前去拜会，而且认认真真地给邓公行了两个标准的军礼，－－－他几个年轻的秘书很诧异地发现，－－“许司令原来也是会敬礼的。”
顺便说一下，桀骜的许司令除了对东哥一往情深外，对林总，也是“尊敬中含着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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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889]史文恭:【原创】林总的庐山之毛林情事之井冈往事[/url]
通宝推：springisok,莫言2024,乡下大西瓜,醉寺,PCB,小瀚,上古神兵,为中华之崛起,文化体制,老醋花生,韩信点兵,不远攸高,普鲁托,家园 【原创】建国后的林总之开国政坛架构B “削藩”还是“勤王 如前文所言，开国之初，作为领导力量的中枢机构的建立，是一个仓促的过程。因此，这样建立的机构必然需要调整，于是，在东哥忙完了开国的两件大事，即对内的恢复经济和镇反剿匪，对外的抗美援朝之后，他要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历史进程的政治中枢了，这就引发了建国政坛的第一场地震：五马进京和高饶事件。
所谓“五马进京”，就是1952年秋，胡服同志向东哥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后得到批准。随后五位地方书记被招入中枢，其中包括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至此分别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的一把手。
说起这事，有些人把它比作“削藩”，其实这说法很不妥当，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进京养老，这叫削藩，可要是让他们做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吏部尚书，这就不是削藩了，真要类比的话，这叫“勤王”。
为啥要“勤王”呢，这就涉及到开国初期的两个大事，我们知道，对新中国的管理，在机制上有两层，外层即国家行政机构，新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是政务院（后称国务院）总理，而不是国家主席。而内层即tg，这就涉及到tg党务工作，或者说党建工作。对于东哥而言，此时他对这内外两层，都有一些问题。
内层的问题来自一位重量级历史人物的不幸离世，那就是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任弼时是1922年的超老资格党员（而且他比东哥还年轻11岁！），很早就进了政治局，后来是红二方面军的政委；长征的时候，反张国焘的分裂立了大功；东哥后来在tg领导地位获得共产国际的确认，除了林总的表哥张浩，他自己的弟弟毛泽民外，任弼时在莫斯科的融通也是功不可没。后来，东哥转战陕北的时候，和他一起战斗的，除了周公，就是任弼时了。－－－另外，在tg成年礼的七大上，任弼时是代表资格审查的负责，选举后产生的五大领袖（即五大书记），他的分工是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可谓此时tg的尚书令也。），以他这样军政双优，年龄优势巨大，和苏联关系又非常好，在建国初期，本来应该是前程远大的。但可惜，天不假年，他英年早逝，留下来的工作，只能由胡服同志接手了。
而胡服同志，那时候不幸连着犯了一系列令东哥不爽的错误，从双十谈判时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右倾错误，到晋绥土改时“村村冒烟”的左倾错误，又到开国时宣传“剥削有功”和反对山西省委的“互助组”和东北的“富农党员”，总之，作为第二提琴手的胡服同志走调之频繁，已经到了第一提琴手让高麻子去查他早年东北被捕的老账的地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党务工作给胡服同志，是不能让东哥放心的。
而且，当时胡服同志还在没经过东哥批准时，就以中央的名义发文件，为此东哥专门为此写了一个通知敲打他和中央秘书长杨尚昆。
外层方面，一大堆投奔而来的民主人士当上了政务院的部长后，以自己的专业和经验自矜，（更有甚者，如水利部长虽是北平解放的英雄，却也私藏了一批武器和电台），真以为tg浴血几十年来的江山也有他们一份了，忘记了自己身是客的身份，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是此时政治活动的主流，东哥当然不能放松这个要点，而此时也出了一件大事，即薄书记主持的财政部起草税法的时候，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平等对待，严重违反东哥希望的控制和限制民族资产阶级的战略方向，更不妥的是，这个新税法公布时，由于仓促，没有和东哥进行很好的沟通。
所以，对于这个内层和外层都出现了指挥不灵的错误时，－－－－虽然这些错误都还算是无心之过，但显然东哥要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了。于是，他要引五马进京，加强自己在这两方面的工作。而五马里面，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高岗高主席雄踞计委主席，主持和国务院平级的“经济内阁”，这个计委的阵容非常华丽，完全胜过了政务院系统；另一方面，原本是胡服一手提携的饶漱石，在入住中组部后，马上和胡服派大将安子文斗争，并倚重高岗派来的郭峰为心腹。两位刚刚入住中枢的总督，对于中枢的外层和内层如此强势入手，确实令现在的观察者惊奇，－－－或许，这已经说明，“五马进京”这一决策的真意和后面推手的强悍了。
然而，恰如历史和常识都告诉我们的，突然的灾难和突然的幸运有着同样的杀伤力，当然，后者的效果更隐蔽，也更诙谐。－－－资历太浅，人脉不深的高饶两位，在被突然提到高位以后，在还没有对高层政治入门之前，就完全因为自身得意之下的惯性走向了发展的反面。
他们的错误包括，首先，动手太快，太早，太明显，高通过新税制在中央政经会议上以攻击薄来影射刘，逼的同样是华北局第一书记进京的薄一波检讨了两次还不放过，而饶在中组部，下车伊始就攻击实权派安子文副部长，这两位的战术可以理解，但操作的水平却还未成熟，反观后来东哥在文革前抽丝剥茧的做法，先清理“彭罗陆杨”，再直捣刘邓司令部，很有节奏，很有章法，也很有艺术，对比之下，高饶两人的行事，颇有几杯酒下肚就毛手毛脚的粗糙了。
这还不算，高饶的第二个大错就是四处宣扬，尤其是高，－－－这种大肆宣扬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所造的舆论和他许的愿，都是在东哥对胡服同志的最终决定还没落地时，就发出去了。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到了由陈云和邓公两位分别汇报到了东哥耳边。－－－无论高岗要传的什么话，如果他的谰言只有一个人传给东哥，他还可以自慰，但被不同人“汇报”了两次，－－－那高岗找人是什么眼光？他搞政治工作又是什么技术水平呢？－－作为东哥，他看到高岗的如此低水平的表现，能不从哭笑不得到恼羞成怒吗？
如果只是这两条，对于东哥而言，高饶二人，虽然水平还不够，总还能做个帮手。可高饶两位又犯了最忌讳的错误，即应该是给东哥冲锋陷阵的，可还没冲锋成功，两个人自己却牵手了。这样的牵手，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两个新人在加入一个大圈子时，互相温暖壮胆，但对于东哥而言，the牵手本身说明了，高饶两人有私心了，－－－老大没批准，他们两个就牵手，这是大忌，而牵手的目的是因为要抱团，抱团自然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政治地位，－－－于是，结论出来了，高饶两位并不忠实于东哥的战略部署，而是带着自己的私心来的。一旦这点被确认，他们和东哥的合作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所以，他们的命运就此决定了。
钦定“高饶同盟”后，东哥把高和饶留给胡服，周公，邓公他们处理，自己寂寞地回到了菊香书屋。高出不胜寒，苏轼在酒醉的时候对着八月十五的月亮这样嚷过，而东哥，在送别了高岗之后，同样感到寒意丝丝而来。－－－－话说，本来以战功和渊源而言，林总比起进京的五匹马来，超出的都不止一个身位，那么，东哥怎么就没招呼他这几十年追随的爱将呢？
通宝推：foureyes,柴门夜归,韩信点兵,肖肖,普鲁托,为中华之崛起,请我吃饭,京华烟云AMIP,家园 还是太幼稚了啊。。。。 只做事情不做人还是不行啊。。。。。
家园 我认为小史同学这段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恐怕是不对的。 整个分析是按照建国初毛刘存在严重分歧的判断来架构的，结果那几年的历史，尤其是高饶事件被解读成一片迷雾，让人昭昭复昏昏。
这种分析思路倒不是小史的个人创造，而是最近十多年来的流行看法，特别也是一些左派和右派很少有的一个共识看法。我认为，这个看法未必恰当——建国初毛刘之间的意见差异，只是同事之间的正常工作分歧，这种分歧并没有成为影响毛政治权力安排的重要因素，更没有到了毛要重新考虑接班人的地步。
略举几个证据。
一、毛刘关于剥削有功的分歧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重要。
文革中曾大批刘解放初的剥削有功论，给人感觉毛刘一建国就分道扬镳了。但实际上刘在天津的这番讲话，是根据自己对毛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解而作出的，在他本人来说是紧跟毛思想的。在毛后来谈要限制私人资本搞社会主义后，刘就立即领会并改口，跟上了毛的新思路。这只是认识上的时间差别，并不是毛刘要各走各路。
刘改口很快，所以刘这段讲话在党内没有什么大影响。但高岗在得到了刘天津讲话的油印件后，如获至宝，贴身放着，一有机会就掏给别的领导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党内其他高级领导多不知道刘曾经有过这个讲话，也可以推测毛对刘的天津讲话并不特别在意——如果特别重视此问题，毛必定要在党内高干中敲打的。
二、毛53年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在满洲被捕的档案以抓把柄之事应该并不存在。
高的秘书和时任东北局秘书长张秀山是此说的主要源头，但高的秘书当时并不知情，只是后来有所耳闻，而张则是当事人。张秀山说他得到高指示后决定采用全面清查敌伪档案的方法以避嫌而暗中调查刘少奇被捕情况，但据当时负责查档案的组织部长郭峰回忆，东北清查敌伪档案是因为驻苏参赞叛逃而从52年中就已经开始，并不是53年开始的。他本人从未得到过调查刘少奇的指示，另外，他作为直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不可能存在瞒过他而另搞暗中调查的可能。顺便说一下，张秀山的说法来自张去世后的家属整理稿，郭峰表示了强烈不满，因为张去世前给郭峰看过的回忆原稿并无相关内容。在郭峰的反对下，张的家属把原文中的“郭峰知情”改为了“郭峰不知情”。
不过查档过程跟刘少奇倒是确实发生了关系。查档中发现了一份揭发30年代满洲省委书记刘少X问题的材料，基层审档人员认为此刘是刘少奇，事关重大要求向上汇报，被郭峰否定。此人于是越级上报材料给东北局。后经查明，此刘并非刘少奇，只是名字近似而且正好在刘少奇之后继任满洲省委书记。材料所涉之事也只是一般工作问题，与叛变无干。其实，刘少奇任满洲书记时用的不是“刘少奇”之名，而是赵之启，基层审查者纯属误打误撞。
我推测，很可能是东北局接到基层审档人员的汇报后上报了毛（高岗肯定很乐意汇报这个情况），毛指示查清楚情况，后来被讹传为毛让高岗秘密调查刘被捕情况。
三、最根本否定毛刘建国初存在严重矛盾的是毛自己的言行。
毛退二线是自己的个人决定，受到了党内外的集体反对，毛如果在此之前就对刘有戒心，何必提出退二线之论，又何必放弃国家主席职务，让聚光灯打在刘身上？对照下一个接班人林彪，就更清楚了。毛在对林彪产生疑虑后，立即对林提出的军队“缔造”和“指挥”二分论大为不满，并且为了防止林彪得到国家主席职务，坚持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职位——防范多严密。
我的看法是毛刘在七千人大会产生重大分歧，四清时彻底决裂。建国初的不同看法和意见不能作为毛刘矛盾的依据，更不能以此为出发点解读建国初的历史事件。
而高岗的问题就在于他跟小史一样夸大了毛刘这时期的分歧，试图借此在党内重新分配权力，触怒了包括毛在内高层多数人，因此而倒霉。这样看待高饶事件，就发现所谓高饶事件的迷雾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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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
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1951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方面与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开始停战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后，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五马进京：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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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史文恭有文曾论到：从年龄看，任弼时才是毛准备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只是备胎，不是接班人。但是任的英年早逝，即打乱了毛的计划，又给其他人（包括刘）留出了想象空间。
从时间上看，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中方被迫卷入），掩盖了任弼时去世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深远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储位空悬，也会引人遐想。刘在建国初期的举措失据，或是有此影响吧。而引五马进京，未必单纯是对刘的压制，或许还有扩大考查范围的用意。
读史渐多，感慨越多。能历史留名的人物，都非凡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往往都有深意。所谓深意，就是说一个动作绝不会只为一个目的，一石三鸟是基本要求，一石五鸟或许才能算高手，还有更高境界呢？以围棋打比方，高手的子力效率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了了几手闲棋，已经把大盘瓜分完毕了，旁观者还没有看懂。俺只是普通围棋爱好者，水平很差，但是喜欢看围棋频道的讲棋，不是为学围棋，而是为学其中的道理。听讲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手眼里很大很大的“大棋”，在常人眼里很普通，甚至整盘棋都下完了，还不明白那手棋“大”在哪里。
家园 查秘密档案的猜想可能成立，但本篇立论不成立 主席和卫黄的分歧一直存在，主席对此性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但主席还是把握的很重要的几点：
1、1945年9月，在刘系干部大量进入东北后，从重庆直接指派林彪去东北挂帅。
2、虽然刘、邓的夫人都是搞核物理出身的，但搞核弹始终没有让她们接触。
按主席自己的说法，是到了七千人大会时，才最终认清了他和刘集团的分歧的性质，而不是那时才“产生了重大分歧”。
家园 有道理，不过刘在认识上与毛不合拍，当远早于七千人大会 认识跟不上，动作上就吃力，表现就是忽左忽右举止失据，到大会，那就是放弃了，不跟了
林也如此，宁可跳车，也不跟了
高，是毛暂时不让跟了
家园 孤证不立！ 口传耳食的二手孤证使用更要慎重。
如果已有当事人明确否认了的二手孤证，那就更不能用了！
家园 不宝推不行了。这个帖子有想法。刚建国时马屁精少奇不敢造反 家园 简单认为刘没啥本事，靠拍马屁上位，本狐觉得也是个误区 考虑到刘在北方局、华中局的工作业绩和资历，再考虑41-43年整风期间中央人事格局，有留苏和湘区工作经历的刘卫黄同学进入中枢，可以说是唯一选择。
换一句话，是历史选择了刘，而不简单是毛的提拔or刘拍马屁。
后人读史，往往会不自觉地受到材料提供者视角的影响。
通宝推：SleepingBeauty,
家园 很期待下集啊 本来以战功和渊源而言，林总比起进京的五匹马来，超出的都不止一个身位，那么，东哥怎么就没招呼他这几十年追随的爱将呢？确实如此，我也很疑惑，单纯就是养病什么的也说不过去，林总功劳很大，却没有提拔重用，也不该是功大难封。
据说，林总在新中国成立初就写了“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之类的句子自勉。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高饶事件之前写的，林和高的关系本是极好的，高出事，林未免兔死狐悲，心灰意冷啊。
家园 高饶倒台的原因在于主席本想拿他俩来斗争，而非决裂。 1.五马进京，一方面有勤王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的确有削藩的想法。五马进京前，其实真正的削藩是削军方势力。
这点上，毛刘周代表中央，利益上是一致的，彭林刘陈贺聂粟叶全部交出军权，上调的上调，养病的养病，办学的办学。
后面的五马本来就是监督前面的军头的角色，然后第二轮再把他们调上来，这样，在地方上就完全被调空了，中央的权威再也不会受到威胁，这一点上，是中共吸取了中国封建政治和国民党的政治教训，做的非常成功的，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后来又设立本被撤销的大区，也是因为区域诸侯已经不存在，完全不对中央构成威胁。
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威胁矛盾基本上不存在，剩下的就是中央内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几乎从五马一进京就开始了。
2.主席的想法本来是是试探性增加刘周与新来五马的矛盾，让他们相互牵制。结果最后引发了建国后第一次党的分裂的危险，最后只好抛出办事不周的高饶。
3.高饶是不是个集团，这很难说，但无疑高岗是关键，饶与高的关系，估计是饶通过高知道了或猜到了主席的本意。但饶本来被认为是刘的人，其实饶自己谁都不服，是标准的单干户。原本在主席眼中，饶在他与刘之间，不如此，饶也不可能被认命为中组部长，他本来是在毛刘间的一个平衡棋。加上他单干户的名声，在本比较适合在毛刘周之间搞平衡术，但饶一到中组部就开始反刘，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平衡。
或者说饶在政治方向上判断是正确的：到了中央就要站在毛一边，尤其是手握组织大权，这是根本的长远之计，但在时机上不幸地同高搅和了在一起。
或者换个角度说：饶只不过是毛与刘斗争的牺牲品，他也可能与高无涉，但也从来没有向主席交底，所以刘要借机拿高的同时也顺便拿下他立威。
毛在高上理亏，也就顺便再让刘一个。何况他本不是自己的人，是刘的人。
4.高饶倒台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
就是太冒进，是不分主次。
毛刘周三巨头，一次对准两个，毛不得不在最后时刻权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高上调中央本来是削周的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加国家副主席，高本来已经在政务系统上权力配置上与周有直接冲突，高再去主动出击搞刘的党务系统。高可为不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主席让高夺了周的一半权力后，再让高云调查刘，大约只是想利用一一高的“二杆子性格”或者说“鲇鱼效应”，未必想到这可能涉及到党的决裂这么严重的问题。
5.陈邓 与林彭
从历史描述上看，饶是否串联不明确，但依他单干户的名声，似乎没有证据。但高四处通气，是确有实据的。高找的人，主要有如下几位，陈邓林彭。
这其中很有意思，陈邓是向主席汇报了，林彭没有。
高为什么找这么几个人？
其中，陈林彭与高有工作交集，相互欣赏，陈是中央常委，而林原本管过东北和中南，饶在华东也是霸王的厉害角色，高又是西北出身，主政东北，所以高觉得不需找老习。华北是刘的老窝，余下的只有一个西南，所以高去找邓。
关键问题在于：高去找诸位诸侯串联，是否经过毛的同意和暗示？
从事情的发展逻辑上看，毛或许只是暗示高挑动一下局势，而不是授意。
另一个关键问题，高直接找了林彭，林彭居然同情高所主张的，而且林彭也没有向主席汇报。这或许是高倒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毛清楚，林也好，彭也好，刘周是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的，主席死后，谁能管得住你？这话不完全是栽赃，只有毛才能真正管得住。真要翻脸的时侯，秀才是拿兵没办法的。
而高居然在没有毛明示的情况下，动了这个根本，这恐怕不得不让毛惊悚。
而林彭何以在高串联的情况下，没有向毛汇报，彭也就罢了，林居然也是，这让毛不得不考虑。这说明林彭同情高，有共鸣，林彭有怨气。
军队有怨气，而这个怨气完全是毛的决策造成的。是党的体制和国家长远之计而造成的。
何以林彭同情高？就是因为打得天下是一批人，坐得天下是另一批人。换成高的说法：就是红区党与白区党，军党与地方党。
而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
往浅里说：是在五马进京之前的第一次削藩。
往深里说：是土共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党指挥枪。
高压周一头已属不智，在压周的同时再挑战刘，在没有老大明确之前再去军队搅一手，而且起了大的波澜。这已属完全白痴，太不了解主席。
这个斗争已经不仅仅牵涉到党务，政务，还直接牵涉到枪杆子，而且这个枪杆子居然不是刘周试图挑动的，是高岗这么一个毛头小子掀起的。
毛不得不考虑：刘涉党不涉军，周涉政军，林彭涉军，高现在是涉政涉军，又向党权冲击，还涉俄，背后还站个斯大林。
而且还有二杆子性格，这样的人，如果刘周都倒，高是否比刘周更可靠？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就突显出邓的聪明。
在这种局面下，邓没有跟着高搅和，而是向主席汇报，这种汇报一方面可试为向毛摸底，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只听主席的，不搞小团体，另一方面也向刘邓示好，最后表明自己不屑跟在高之后。
陈邓二人都汇报了。
但邓的这种态度其实更为毛所看重，陈不涉军，是周的副手。陈的态度代表周的态度。
邓本是铁杆毛派，军政双挑，与周无关，与刘无关，他的态度其实代表党内绝大多数力量的态度。
这也是高饶事件后，邓坐上总书记位置的根本原因。
最后说一句，高饶虽然倒台了，但十年过后，文化大革命所做的一切，仍然是高饶当年所主张的又一次翻版。
这次，主席扳回了一局，而当年高饶事件的受益者几乎统统倒台，唯有周苦力支撑至死。
高饶事件谁整谁都是表相，其实质就是军功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主题。一直到现在恐怕还在上演和延续。
而对于毛主席来说，他一直试图在其中平衡左右，觉得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但最后在行政上的失败，又迫使他转向拿起枪杆子，但他深思熟虑后，迫于时代潮流，迫于强大的自尊心，而改其名为“文化大革命”。
这个主题有点像什么？
同封建时代的皇权与相权（官僚系统）的斗争又是何其相似？
官僚系统有其自我堕性和封闭性，如果一个领导者只想讨好和维护这个系统来支持自己，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超级大官僚。
其出发点恐怕还达不到封建皇帝的态度。
而与其斗争，敢于斗争者，注定是强人，但成败功过，则很难说。
但完全放弃斗争和管束，则也是一种堕落。
通宝推：jboyin,振振公子,迷途笨狼,脊梁硬,家园 什么是“勤王” 勤王，指君主制国家中君王有难，而臣下起兵救援君王（皇帝）。
家园 高饶事件说明主席政治上弄不过总理少奇，组织路线上最终失败 苏区、长征等革命史早就有信服力地说明，搞政治斗争主席实在不行，几次被弄得很惨。主席交际能力应该是不怎么样，政治斗争也搞，但总的来说给人印象不好。有证据说明，不少大佬对主席有看法，私底下非常顾忌。
第一高手显然是总理，比主席高明太多了，搞成了艺术。
所以政治斗争艺术上不成熟的主席，其实相当依靠总理的艺术。之所以革命成功，是因为主席战略上实在太牛，总理内心真的服了，合作无间。我猜测，总理对这个局面没有不满，因为他确实承认自己不行，是真服了，之后就再也没想过当一把手、接班人。但是主席作为一个才华逆天、傲气冲天的人，内心里恐怕有疙瘩。
另一方面，打天下是服气，建国后坐天下，总理少奇对于主席应该是不太放心。平时交往能看出来，象主席这么狂放的风格，这也是正常的判断。打胜仗的将军元帅，和搞建设的行政官员思维显然有区别。所以，就形势上搞了一个“一票否决权”，具体事务架空。主席对此不满显而易见，明说了。
五马进京，分权的直接目标就是总理、少奇。演变成高饶事件，再一次说明主席政治斗争手法的拙劣，高饶是牺牲品。主席对高岗肯定放了口风，政治上不成熟的高岗执行得更成问题。最后大佬们要作出选择，失败是一定的。真正意外的是，主席对高饶产生了怀疑，弄出了人命。主席这种“神经质”，在多个事件中充分表露，往往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产生巨大的影响。主席年代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必须承认和主席的性格直接相关。
让高饶这样的备选，从人事上压倒总理少奇，实践说明行不通。之后主席决定自己出手搞经济，又出了大事，只好从具体事务中退出。所以，政治上主席已经失败得很惨了。
但是，主席的本事在于能突破框架，不玩这一套组织斗争了。最后把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弄得完蛋了一样。最后，作为总理的继承人，小平陈云又把这个组织路线搞起来了。
本事超级大的主席，其实是共产党借了他的本事。主席的影响比天大，但组织路线不是主席的遗产，主席更多是一个前期受害者、后期破坏者。我们也要有正确认识，主席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但他更多是一个思想家、军事家，而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政治上主席缺点实在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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