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亚洲帝国的故事表明，虽然基督教的扩张和帝国扩张之间的关系可能十分亲密，但是基督教未必不会为帝国扩张帮倒忙。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多数英国新教徒并不像伦敦传道会那样将太平洋地区当作当务之急，他们认为莫卧儿印度才应该是传教工作的主要方向，因为印度境内有着面积最大且扩张最迅速的英国殖民地。十八世纪高派教会主教塞缪尔.霍斯利，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福音传播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活动家，并且支持英国的加勒比殖民地传教，但是却反对在印度传教，因为他认为改变别国的宗教并不是上帝为英国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尤其是因为当时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并非由乔治三世的代理人统治。*72* 福音派或许应该听取霍斯利的意见，因为从长远来看，印度将会成为欧洲传教士的最大的败笔。

霍斯利不是唯一一位公开表达疑虑的人。东印度公司（直到1858年之前，这家公司一直享受着天高国王远的便利，统管印度一切事务）最初极为警惕可能惊扰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行为。改革派穆斯林学者沙阿.瓦利勉强与英国统治保持着合作关系，而东印度公司也十分重视这段关系。东印度公司还会特意表示自己对于印度教活动的尊重，除非像是火焚寡妇这样在欧洲人看来极其残酷的行为。然后福音派向议会施加的压力——另一场由威廉.威尔伯福斯领导并且最终在1813年取得成功的运动——致使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允许传教士在自己的地盘里活动。*73* 加尔各答设立了圣公会主教职位，并且在接下来三十年修建了一座庄严的哥特式大教堂，与英格兰本土的款式如出一辙，设计者是一位军事工程师。就像在大英帝国的其他殖民地一样，福音派逐渐在东印度公司日常管理活动当中获得了影响力。自从1805年以来，公司一直依靠黑利伯瑞的院校培养后备行政管理人员，而院校当中的大多数教职员工都是福音派信徒。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经的学童们纷纷占据了各个行政职位。根据一位消息灵通的同时代评论家的说法，这些行政人员就职的组织早在1815年就已经统治了四十万人的生活，大约相当于大英帝国境内总人口的65％。*74* 这一局面就此洞开了基督教传教的方便之门。

公司方针稳步倒向了基督教，而现存印度宗教则难免付出代价。新教传教士很愿意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他们与东印度公司管理层当中的头面人物都越发将高等教育视为培养愿意合作的西方化精英的方式。1858年前任首相斯坦利勋爵承认，“虽然口头上信奉宗教中立，但我们在事实上已经背离了这一原则。”他写下这段反思的时候，英国对于印度的统治刚刚在前一年遭受的重大危机，即印度大起义，或者说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英国人长期以来一直称之为“印度兵变”。*75* 这是十九世纪任何西方殖民强权所遭遇过的最严重的反叛，起义的部分原因在于在印度推广基督教的努力致使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结成了联盟——众所周知的导火索之一正是配发给印度士兵的子弹用猪或牛的脂肪润滑的谣言，这条谣言一下子同时得罪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德里进行统治的穆斯林莫卧儿王朝的最后一个成员，年事已高的巴哈杜尔.沙二世，不情愿地成为了运动的领导者，但他竭力劝阻严格的穆斯林在起义期间利用宰牛之类的行为展现自己的不宽容态度，以免与印度教徒产生龃龉。*76*

即便如此，英国人的印度军队成功镇压起义的部分原因依然在于一大部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精英在冲突当中保持了中立，尽管他们始终引领着敌视基督教传教的声浪。这一点极为有力地激励的印度的英国新政府，使其突然偏离了支持基督教扩张的路线。1858年结束公司统治的维多利亚女王文告强调，新政府“不得对任何臣民的宗教信仰或崇拜活动加以任何干涉”。女王是一位信仰态度极其严肃的基督教君主，她的个人感情明确指向与文告相反的方向。这项政策主张对于她来说绝对是非同小可。与之相对的是，此时在不列颠本岛也推出了立法，终结了各派别基督徒可能遭受的几乎所有法律歧视。在远离中央的地区执行中央政策总是难免不太利索，结果基督教传教士在全世界最强大强权的最大殖民地里完全失去了官方支持。*77*

到了十九世纪末，较为敏锐的新教传教士们意识到，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在印度没有达到取得成功所必要的临界质量。就像他们之前十六十七世纪的天主教徒一样，新教徒发现印度的种姓制度对于基督教传教而言是一堵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基督教的宣传口径强调要破除一切基督追随者之间的障壁。英国人开办的学校继续蓬勃发展，但并没有提供足量的皈依者或者本土基督徒领袖来激发大规模皈依。印度人从欧洲教育当中拣选了自己想要的内容；基督教学校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与教会传道会在埃及成立的类似福音派学校相比根本不是同一个数量级。埃及学校的入学者也主要来自精英阶层，但那里的精英早已皈依了基督教。在印度，没有多少学生来自基督教家庭，也没有多少人打算接受新信仰，尽管他们从西方文化当中受益匪浅。实际上，基督徒在信仰与智识方面咄咄逼人的挑战反而促使印度教徒们躬身自省，并且最终增强了他们对于本国文化遗产的信心与骄傲。他们意识到了基督教西方对于自己的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并因此而感到骄傲。讽刺的是，他们往往是因为在基督教学院里接受了质量卓越的教育才意识到了这一点。

自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少数放眼国外的印度宗教领袖与欧洲和美国的独神论者之间就有信件往来，甚至还会碰头聚会。双方都正在针对自己所处环境当中的传统宗教理解发动反叛，并且都感到这样的探索有可能揭示更高一层的普遍宗教真理，因此难免惺惺相惜，至于特定文化的约束则完全可以被抛在身后。一马当先推动双方接触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名叫拉姆莫汉.罗易的孟加拉人，此人是个改革派，也是个颇具争议的合一主义者。他漂洋过海远赴英国，为他的前任雇主东印度公司针对火烧寡妇之类的印度教习俗下手改革的作法进行声辩。他最终在布里斯托去世。至今在独神论富商建造的市中心宏伟古典教堂里面仍然自豪地陈列着纪念此人生平的牌匾。*78*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印度教徒当中越发自信的思潮鼓励了更广泛的“印度教文艺复兴”，众多基督教皈依者又再度皈依了印度教（皈依这个概念确实是从基督教那里借用而来的）。西方反教权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理论在印度教信仰的现代化重建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一进程一方面试图回避神职人员的权力，同时又试图为种姓制度辩护。*79* 印度传教工作的曲折与挫败在基督徒当中孕育了新一轮谦卑情绪。印度新教徒群体当中首次涌起了忘记在新形势下毫无意义的历史性教派差异并重新寻求团结的冲动。这正是二十世纪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主要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