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性情和蔼的十八世纪怀疑论者大卫.休谟以不寻常的尖锐眼光看到了哲学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观察到身边的消费革命产生了以下结果，“与陌生人之间的贸易……刺激人们摆脱了懒散的状态，并且……撩拨得他们意欲享受比先辈们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44* 各种各样的财物刺激着人们做出选择，也因此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同样，闲暇也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为人们提供了做出深刻选择的机会：在别人设置的规定之外反思个人身份。这是对于洛克的人类心智原则及其外延的实际应用。在人类性行为这一最为私密的领域，人们对于男性与女性的理解方式在十七世纪后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此时的性别角色得到了更严格的划分。大多数选择依然对男性有利：女性曾经被视为淫荡而不受控制的存在，好比堕落的夏娃；此时的女性则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天然弱势被动的一方，需要男性的保护。*45* 最为令人惊讶的新现象出现在阿姆斯特丹与伦敦两地：从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两座城市里都出现了男同性恋的公共亚文化圈子，冒着官方的敌视态度发展出了一套酒吧和俱乐部网络。早在“同性恋”（homosexual）一词得到发明之前一个多世纪，“女同性恋”一词就已经在十八世纪初出现了。但女同之间的性行为并没有像男同那样激发如此强烈的公众情绪。新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的男同性恋在这两个城市引起了周期性的大清洗和道德恐慌——难怪当时的人们急着成立礼仪改革会。*46*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与现有的基督教伦理教导都没有多大关系：一个自行构建优先事项并且越来越不尊重基督教传统的新社会正在成形，而基督教将要应对这个新社会当中的新思想。甚至就连信众前往教堂的模式都受到了影响。在十七世纪，荷兰与英语新教地区发展了现代西方宗教的鲜明特色之一：参与基督教活动的女性人数超过了男性。诸如乌苏拉修女会之类的女性宗教团体数量在反宗教改革天主教社会当中的极大增长就是这一趋势的症状之一，但在新教社会还有一个与之不同且层次更深的现象：教堂内部在各种场合的到场人员性别组成也开始倾斜，会众群体当中的女性也开始超过了男性。

这一回的问题依然关乎个人选择，因此最早在自愿性宗教活动有条件存在的地区显露端倪。对于十七世纪初荷兰联合行省北部地区的研究——很多当地人都倾向于加入门诺派（Mennonites）这样的激进团体——已然显示了男女教会成员人数之间的失衡，甚至在官方教会当中也是如此。*47*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内战期间，官方教会的强制性结构土崩瓦解，而自愿教会的会众名单往往表明男女比例达到了一比二。*48*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马萨诸塞公理会当局也开始注意到了教堂到场人员的性别失衡现象。

加入英国自愿性会众群体的女性数量之所以不成比例地多，很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她们能够拥有更为宽松的自我主张空间。这种主张的力度在早期贵格会这样的新兴激进团体当中最为强烈：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贵格会当中的女性有资格扮演先知的角色，就像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某些早期激进组织一样。而且就像十六世纪的激进主义一样，贵格会的男性领导层也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逐步限制了女性的活动。*49* 到了十八世纪初期，贵格会对于女性的吸引力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贵格会的风气改变了：教友派崇拜活动的特征就是安静等待上帝，现在这种特征与以女性为主导的传统灵修形式产生了共鸣。敬虔主义的敬虔团契发展了一套自己的属灵生活，同样强调与神性的内在接触，尽管这一回敬拜团体在路德宗公共崇拜活动旁边找到了位置。有趣的是，当时少数人对于路德宗宗教改革早期女性活动家的作品感兴趣，例如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言不讳的贵妇阿古拉.冯.格鲁巴赫（Argula von Grumbach）就是其中之一。敬虔主义者也是这批少数派的成员，他们以外的其他人长期以来早已遗忘了当年那些女性们。*50*

十七世纪后期的人们早已注意到了教众群体性别比例倾斜的现象。这一现象也促使人们反思基督教的性别观念。英格兰教士兼劝谕作家理查德.阿里斯特里（Richard Allestree）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教士领袖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都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灵性，因为男性是激情的奴隶：“虔敬是一株嫩芽，”阿里斯特里这样说道，“……需要柔顺温和的土壤，因此女性的的柔韧对其生长很有益……我知道很多女士为理应自惭形秽的异性们树立了典范，在绅士们纷纷开小差的时候充实了我们的门庭。”这位新教牛津大学教师一直为宗教改革废除了修女院而感到遗憾。至于马瑟则认为女性比男性在道德层面上更加严肃，因为她们在分娩期间会一刻不停地意识到死亡。*51* 无论他的观点正确与否，与传统医学的体液理念与连续性别谱系理念或者希波的奥古斯丁认为女性天生不可控的神学诋毁相比，这样的观念可谓是惊人的转变。*52* 由于女性显然比他们的异性教友们更虔诚（而且对于神职人员的付出也更容易心怀感激），古代基督教关于女性天生比男性更加倾向于混乱无序且更容易受到撒旦诱惑的刻板印象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了。精英阶层对于女巫狩猎的越发厌恶可能也与此有关。

对于大气候变化十分警觉的女性们开始在教会寻求自己重新构建的地位。玛丽.阿斯特尔是一位终生守贞的高派教会圣公会托利党人，而且对于同时代哲学抱有热烈的兴趣。她的托利党立场使她成为了一位头脑清晰的批评家，毫不客气地指点着约翰.洛克之类革新基督教辉格党支持者的限制与不足：这些人整天大谈特谈自由二字，但他们的自由与一半人类并无关系（考虑到洛克对于非洲黑奴的态度，一半恐怕还不止）。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她开始出版她自己的观点，最终掀起了一场全新的基督教女权主义运动：“一般而言，人世的习俗将女性安置在了服从的地位上，这一点并不能否认；但是现实并不能成为论断对错的根据，更不能因为罪恶当道就颠倒是非。”她对于教育体系偏向男孩而女孩却得不到体面教育的现状感到愤慨，经常抓住阿里斯特里与其他同情的评论家的言论，添加一丝嘲讽之后转化成自己的论辩：“人们……几乎会认为，智慧的万物主宰已经预见了一切，预见到了女性将会被如何不义地剥夺来自外部的改善机会，因此为了加以弥补而赋予了她们更多的美德以及天生的内在善良。”*53* 这场女权运动的大部分都会被吸收到福音派运动当中，而女权运动活动家的热情也将使得福音派运动大受裨益。反过来说，福音派运动也将为女权主义提供进入西方文化的主要通路，这一功能将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但日后的情况将会表明，福音派新教最终无法为西方文化当中的女权主义设定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