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伊比利亚美洲地区的基督教可以依靠殖民地政府的官方支持（尽管殖民地执政官还有大量其他问题需要处理，因此传教事务难免遭到掣肘）。但是基督教在亚洲或非洲等地却没有这种便利。此外由于千百年来亚洲和欧洲之间始终接触不断，欧洲人也不能依靠疾病来削弱亚洲的主要帝国。在这里葡萄牙人是主要的欧洲天主教强权，即使在在1580年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获得葡萄牙王位的时候，葡萄牙的虚弱依然意味着基督教在亚洲的传教活动很难得到或者根本得不到军事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在印度与中国这样远比葡萄牙人力量更强的本土帝国尤其如此。葡萄牙当局只有在小片飞地当中才能行使真正的控制权，例如设在印度果阿的堡垒要塞。也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效仿西班牙人创造的纯色基督教文化——不过拿“纯色”这个词来形容冲动冒失的反宗教改革巴洛克风格果阿殖民教堂倒是未必合适。这批教堂当中包括迄今为止亚洲最大的天主教教堂。葡萄牙人的宗教言辞总有忽视政治现实的倾向，而葡萄牙教会当局则经常给非葡萄牙的其他欧洲传教士们找麻烦，坚称保教权向自己授予了文化与宗教方面的至高管辖权：果阿大主教也就成为了环太平洋天主教教会的一把手。

一旦走出这些不甚舒服的欧洲统治区域，天主教在亚洲就只能凭本事安身立命了。他们的活动区域往往曾经一度经历过成功的传教活动以及随后的逐步凋零。在广大亚洲人口当中，基督教唯独在菲律宾群岛（这里是以腓力二世命名的西班牙殖民地）才最终确立了结实的立足点——但是这个特例只是对于一般原则的证明。就像在美洲一样，奥古斯丁派的行乞修士在菲律宾领导传教工作的时候也能获得殖民当局的强大军事支持。事实上，马尼拉的主教职位一开始从属于千里之外太平洋彼岸的新西班牙大主教区，因为菲律宾殖民地与马德里本土政府的绝大部分联系都要经由新西班牙进行中转。这个第一眼看上去有些古怪的联系很好地体现了菲律宾传教活动与西班牙美洲传教经历的相似性。

对于传教士来说，在缺乏军事后盾的前提下介绍基督教信息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这批传教士基本上要么是耶稣会士，要么是行乞修士，此时他面临着为数众多的亚洲民族与古老微妙且充满自信的文化，而且往往对于西方人能否提供任何有价值教诲抱有深切的怀疑态度。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与印度教精英难免会本着看戏不怕乱的讥讽态度审视基督教新来者与源自叙利亚的二性论“马.托马”教会（Mar Thoma）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葡萄牙人蔑视他们眼中的教派分裂者或者异端基督徒，并且在他们的教会当中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分裂和争端。在当地人眼里，这种行为实在算不上对于基督教兄弟之爱的有力演示。天主教徒烧毁了古老的二性论基督教图书馆，偶尔还会烧死几位二性论异端。此外天主教神职人员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印度传教工作面临着一项长期性的阻碍：印度教教徒皈依基督教之后就会自动失去种姓。因此传教士在种姓制度最低阶层人群当中取得了最显著成功也就不奇怪了（尽管还有必要说明一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过去几百年间为自己确保了较高种姓地位的马.托马基督徒曾经接触过这一群体）。

有一个基督教的成功故事理应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因为这个故事对于基督教在亚洲非洲传教工作的未来成功有着尤为显著的意义。若昂.达克鲁斯（Joao de Cruz）是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原印度教商人，1513年他在里斯本获得了新的葡萄牙语名字。为了平复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他来到印度南部的渔人海岸进行贸易。当地采珠人（Paravas或Bharathas）的不幸遭遇令他大为触动。这些人曾经也是特权种姓阶层，但是在一次失败的叛乱之后，当地统治者与他们的阿拉伯商人盟友一起将他们推向了穷困潦倒近乎灭绝的境地。见此情景，达克鲁斯随即建议采珠人向葡萄牙人寻求保护——这也自然意味着归附基督教。据说到头来总共有两万名采珠人接受了洗礼。*26* 因为采珠人习惯随着四季变化在广阔区域内往返迁徙，他们将自己对于新信仰的热情传播到了马纳尔湾另一边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即使当新教荷兰人在1658年攻占锡兰并且出于宗教改革欧洲特有的宗教偏见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系统性地压制天主教徒，当地天主教依然秘密坚持了下来。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荷兰人困惑而又愤怒地发现，锡兰的天主教徒数量居然比有荷兰归正宗教会成员人数还多，尽管后者得到了官方的扶植。荷兰统治结束时，归正宗教会也随之倾颓，而天主教教会却依然健在。*27* 这位亚洲次大陆当地人所采取的举措表明，由欧洲人启动与运作的传教活动会随着他们的维持能力而同步地兴衰浮沉，而本土居民构成的传教基础却没有这个问题。

1542年，依纳爵.罗耀拉的早期耶稣会同伴方济各.沙勿略开始了为期十年且成果丰硕的亚洲传教之旅。此后耶稣会士才开始逐渐积蓄力量。现在耶稣会当中出现了一种与伊比利亚美洲传教活动十分不同的全新态度：世界其他信仰可能也有一些价值，也能反映上帝的目的，因此值得花费气力来了解印度的文化，语言和文学。这种态度与耶稣会在欧洲对待新教的立场可谓相去甚远，不过异端本来就比其他信仰更加危险。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以下事实的证明：正是这位沙勿略当初将葡萄牙皇家宗教裁判所引入了果阿，旨在对付马.托马基督徒，虽然这个机构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是一位来自葡萄牙的犹太裔“新基督徒”。这一点很有伊比利亚经典风格。*28* ：

意大利耶稣会士罗伯特.德.诺比利（1577年-1656年）在印度进行了最大胆的实验。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在印度南部模仿起了高种姓印度人的生活，还穿上了在印度只有圣人才能穿的礼服。他流利地掌握了恰当的语言，并且特别留心地向布道听众们指出他不是Parangi （葡萄牙人）。尽管摆出了这套排场，高等种姓的印度教徒仍然倾向于无视他。但他的策略的确在低种姓群体当中为他确立了宗教上师（guru）的地位。葡萄牙当局激烈反对诺比利的做法，但最终还是于1623年在罗马打输了官司。诺比利在纷争期间发回欧洲的报告是西欧对于印度教和佛教的最早期认真记录的组成部分。日后天主教教会在印度南部泰米尔国家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完全得益于诺比利和他的意大利继任者，但他们的工作在十八世纪遭受了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的严重迫害，此外南美的耶稣会对于他们的做法一般也采取压制态度。*29*

实际上诺比利的做法是效仿了耶稣会在中国这片广大传教地区施行过的先例。面对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葡萄牙在这里的影响力更加弱小，甚至还不如在印度的时候。*30* 中国人并不特别热衷于大规模对外交往，甚至对于贸易都不感兴趣。而且中方的强大军力也使得葡萄牙人无法在澳门这块弹丸大小的贸易飞地上复制果阿的强制改宗政策。耶稣会士很快决定传教士必须适应中国习俗。这个决定意味着大量的快速自我教育。第一位伟大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1582年初到中国之时穿了一身佛教僧袍，当时他并未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话语权主导者多么鄙视佛教僧人。*31* 当地人指出这个错误之后，他和他的耶稣会同事们转而装扮成了儒家学者并且留起了长须。他们决定向当地人表明，在这种深切崇敬学术的文化当中（他们自己自然十分赞成这种精神），他们的学识也是值得尊重的。早在之前几十年，耶稣会就在欧洲建立了一套学院网络并且积累了大量教育经验，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们在学术方面颇有优势。1647年，有一位葡萄牙裔耶稣会成员做了一个军事气息颇为浓厚的比喻：耶稣会开设的学院就好比“装满天国兵士的特洛伊木马，每年都会培养众多的灵魂征服者”。他还有些顽皮地声称，耶稣会针对传教士的长期训练难免让人想起博物学家普林尼认为大象胎儿要在母象子宫里孕育两年才会出世的说法。大象与耶稣会传教士的孕育时间之所以如此漫长是为了一降生就做好战斗准备并且将其他所有生物全都吓得魂飞魄散。*32* 耶稣会士在数学、天文与地理方面的造诣的确为中国的上层阶级留下了深刻印象，耶稣会士也通过这些专业技能颇为光荣地在皇帝宫廷里挣得了一席之地，甚至还接手了帝国历法的改革——但却没能赢得大量信徒。

耶稣会很喜欢强调他们在中国宫廷当中的荣耀地位，但是这种做法难免掩饰了基督教追随者数量增长的真正原因。这些信徒的社会构成与皇帝身边的显赫人物可谓相去甚远。到了十七世纪末，中国的传教工作达到了成功的巅峰，信众人数大约达到了二十五万——倒也算得上是一桩非凡的成就，尽管就像在印度一样，这个数字与当时中国总人口相比依然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33* 但是当时全中国总共只有七十五名教士，而且他们还面临着语言不通的巨大困难：比如（耶稣会在美洲已经遭遇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听取告解呢？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采取了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即激励当地非神职人员担任领导。这些当地教会领导人既包括美洲传统模式的传道员，又包括所谓的“中国受贞女”（兴许是受了乌苏拉修女会的启发）：她们的身份是普通教众，一方面终生独身，但同时仍与家人同住并且面向妇女和儿童进行讲道。尽管在华神职人员的人手缺乏情况变得越发严重，尤其是在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驱逐外国教士之后，但是这项措施依然将中国的传教工作延续到了十九世纪。如果说反宗教改革欧洲的趋势是神职人员对于教众生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控制权，中国的大环境则始终推动着平信徒的活动——十八世纪中国天主教在朝鲜半岛的分支传教活动同样显示了这一点。*34*

就像在亚洲与非洲其他地区一样，葡萄牙对于非葡萄牙裔神职人员的怀疑阻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此外还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方济会与多明我会从菲律宾来到中国的之后针对耶稣会竞争者发动了凶狠的攻击，并且在传教政策的重大问题上屡屡发难。怀揣美洲传教经验的行乞修士们与中国本土宗教进行了全面对抗，与耶稣会士对待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态度形成了激烈反差。他们特别反对敬拜孔子与家族先祖的传统仪式，甚至还公开宣称已故先皇正在地狱里忍受烈火烧身。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法国人（其中包括许多同情所谓“詹森主义”的法国耶稣会士）成为了中国传教圈子里举足轻重的存在。仗势压人的他们同样反对弹性传教策略。这场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甚至影响到了远在欧洲的罗马。经过了漫长的斗争之后，连续两任教皇在1704年与1715年谴责了祭孔与祭祖仪式 。西方基督教理解与适应另一种文化的第一次重大努力就这样遭受了深刻的重大挫折。考虑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1724年雍正皇帝的反应如此愤怒也就不奇怪了。*35*

葡萄牙以亚洲或非洲基地为立足点所发动的任何一场起初取得非凡胜利的传教活动最终几乎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基督教在日本的活动就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证。*36* 沙勿略和他的耶稣会士同伴们早在1549年就抵达了日本，此时距离葡萄牙人首次造访日本仅仅过去了七年。此后耶稣会一直统御着日本的传教工作。他们很快就取得了成果：到了十六世纪末，大约有三十万日本人皈依了基督教，其中耶稣会坚定且富有想象力地迎合日本风俗习惯的作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从一开始，耶稣会对待日本文化的态度就十分认真。沙勿略曾经断言“与世间诸国相比，日本人尤其愿意接纳我们的神圣信仰”。他建议耶稣会多多招徕低地国家与德国的会士前来日本传教，因为他们更能适应寒冷天气，因此工作起来也更有效率。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曾经设想过组建一支日本本土人员教士队伍。还有一位名叫加斯帕.科埃略的葡萄牙人，到1590年为止他已经在日本招募了七十位初学生。此人尤其重视贵族和武士的儿子，因为这些人在日本社会很受尊重（他的同事们对此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并且限制了他的举措）。*38*

尽管在传教方面取得了成功，耶稣会士们却在政治方面陷入了致命的纠葛。无论是葡萄牙贸易政策还是日本内政对于他们来说都暗藏杀机。葡萄牙贸易的主要支柱是他们所谓的“大帆船”（Great Ship），每年都会满载金银块与奢侈品往来于葡日两国之间。耶稣会不仅投资大帆船借以支持耗资不菲的传教工作，同时也鼓励这些船只尽可能地多造访几个日本港口，从而激发当地人对基督教的兴趣。传教士和商人有幸在最恰当的事件到达了日本。当时日本正处于割据状态，许多封建领主都将基督教视为吸引葡萄牙贸易并且进一步实现各自政治目标的有用手段。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势力是强大的德川家族，他们起初也曾鼓励过传教活动。但是到了1600年，德川家族已经扫清了所有政治对手，因此不再将基督教视为方便法门，而是将其当成了麻烦甚至威胁。他们的态度转变并非全无理由：菲律宾之所以相对容易地落入西班牙王室的控制之中，正是因为奥古斯丁派的行乞修士早在腓力国王的战船与士兵到来之前就通过传教活动在菲律宾群岛开展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方济会行乞修士在1593年抵达日本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传教工作，结果导致的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早在耶稣会在中国引发争议之前，这批方济会传教士就对日本文化采取了激进的否定态度，致使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十七世纪初期，德川幕府将欧洲人全部驱逐出了日本，只保留了一个遭到严密管制的贸易点。*39* 然后德川幕府就发动了一场基督教历史上最野蛮的迫害活动。幕府政权对于日本基督徒的镇压也得到了新教荷兰的军事援助。当时荷兰人正在竭力破坏葡萄牙人在东亚地区的势力，因此毫无顾忌地与天主教耶稣会士以及行乞修士作对。尽管本土信众展示了非凡的英雄主义，但是日本教会还是沦为了人数稀少且欠缺教诲的残迹。两百多年来日本教会一直秘密地苟延残喘，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欧洲人使用武力打通日本国门并且大为惊讶地重新发现他们为止。欧洲人随即废止了日本官方的“踩踏基督”作法，即强逼涉嫌信仰基督教的嫌疑人踩过基督或圣母的绘像，从而迫使他们弃绝基督教。人们常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不过日本的迫害活动却提供了难以回避的反例。*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