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飞一块砖头——《决定》引起的联想 -- ifever

写这篇东西的目的是想从固定资产增殖的角度把建国以来的经济政策从逻辑上联系起来。经济上的二把刀写出来的当然只能是块砖头，而且还是半拉的。列位有玉的尽管砸，但是只有立场，没有具体分析的吵架就算了。

现在网上对中国发展规律的分析林林总总，但是很少见到有从固定资产入手的讨论。可是只有固定资本量才是实打实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资料。票子可以随便印，但机器和产品只能一点一点的慢慢造。因此我认为只有固定资本的总量才是决定像中国这样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也是唯一的客观因素。

49年建国时中国的经济一般说是一穷二白。虽然有人举清朝造的“官府号”轮船以及民国时期的其它例子来说明中国的技术已经很先进。但是不管怎么说，从经济总量和资本总量上看，谁也没法否定中国就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大国。同时还的考虑到蒋介石败退台湾时从本来已经破败到不成样子的大陆上又搬走了几百万两的黄金以及其它资产。

相比之下从网上找到的美国1955年固定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加净存货）是11910亿美元（1929年价格）----美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1950年美国人口约一亿五千万。可以估算其中20岁到4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大约在八千五百万左右。这样算下来，平均一个劳动力要对应1.4万美元的固定资本。这还是按照1929年美元的价格。相比之下，新中国那点固定资产几乎就约等于零。

关于现代化生产，网上多数人关注的是技术水平。但很少有人考虑到资本总量对生产效率的限制。具体到一个工人，无论技术多么高超，在没有机床和专业工具情况下的生产效率甚至比不上一个普通的手工工人。对于大多数应用学科来说，没有大量昂贵的仪器和试剂供应，再有天分的科学家也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而且往往是百无一用的那种。对于49年的中国来说，很不幸的正是这种情况。而且在没有外界大量援助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增值速度不但非常慢，而且一不小心下降起来倒是飞快。制造一台机器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操作错误报废掉却只需要一瞬间。在很多情况下，固定资产的增长是一个指数过程——起点越低，绝对值的增长越慢。从10台机器发展到20台机器所需要的时间往往和100台机器发展到200台机器所需要的时间差不多。从这个角度看，固定资本总量始终是中国发展的最具有决定性的限制性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苏联获取了156个工业援助项目。这才是中国真正现代化的第一笔本金。156个项目看起来挺多，但中国当时四五亿人口，平均起来要二百多万劳动力才能摊上一项。就算每个项目都是万人大厂，那也只有两百分之一的劳动者有机会以现代化的生产效率制造财富。其余的人还是只能辛辛苦苦的用双手在地里找生活。可以说无论是谁在台上，无论政策如何变化，固定资产缓慢的增殖速度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设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上限。从那时起，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都在这个因素的制约下产生和执行着。

50年代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实际上也是固定资产增值缓慢的后果。因为有限的固定资产数量只能容纳很少数人进工厂做工，城市始终面临强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新生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导致人口暴涨。到1968年正是这批新一代生理成熟的时候。据维基说当时高中毕业生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我们平常总说青年人是未来的主人翁，是社会的希望。但实际上大量刚刚结束青春期却又无所事事的青年对社会来说基本上就是祸害。因为刚结束青春期的年轻人有太多的精力和冲动，但人格和自我约束力却还没来得及发育完全，做事更是难得会仔细考虑后果。这时候如果没有老师或者师傅的引导，没有劳动纪律的约束，又有大把的无聊时间四处闲逛，再加上年轻人天生的一点点叛逆心理，相当一部分人都会有意无意的走到犯罪的道路上去。一个存在大量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的社会，哪怕衣食无忧也照样会犯罪率飙升。这样的例子我们今天应该已经见得不少了。

对于TG来说这个局面多少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味道。因为4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两个公认的变化：一是人均预期寿命急剧增长以及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另外一个是在TG的领导下，中国成年人文盲率从49年的80%以上急剧下降到了15%以下，小学入学率从建国前的20%直接跳到95%以上并且一直保持下来。前一个变化导致劳动人口急剧增加。后一个变化的效果则是新增加的青年劳动人口大多已经接受了基本教育，很难接受使用简单工具进行农业劳动的生活方式。由于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完全不可能跟上青年劳动人口数的急剧增加，导致大量的年轻人既不愿意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也没有机会进厂做工。虽然人均寿命的增长和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是TG的两大功绩，但客观上TG执行自己政策的高效率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这里我不想就上山下乡的对错来打口水仗。从客观上看，上山下乡政策主要还是为了解决有限的资本总量和突然大量增加的知识劳力之间的矛盾所提出的权宜之计。无论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个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击迫害或者干脆就是毫无目的的瞎折腾。

文革以后一刀切的把知青全部放回了城里，结果城市犯罪率立即飙升，最后以80年代的“严打”告终。这不是说知青们都是坏种或者就应该一辈子待在农村。但这个现象的出现至少说明当初的政策就算有错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胡来。

70年代以来中美开始逐渐接近。到后来的改革开放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为了解决资本和技术的不足。中国有了大量的接受过初等教育，适合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劳动力，但是缺乏组织现代化工厂所需要的资本和技术。而这些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又不甘心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如果资本和技术不足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这些劳动人口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而不是发展的资源。这时候能被外国资本剥削反而是件好事。

做个简单的算术：一个人完全靠双手土里刨食，平均下来一天可能也就是一块钱的收入。外国资本家投入一百块钱的机器和技术。这样一个工人一天可能会创造出几十块钱的价值。就算资本家拿走百分之八九十，一个工人一天也能剩下10块来钱，大大多于土里刨食不被剥削的收入。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刚开放时大家抢着去外资工厂里打工的原因。

对于中国来说，这件事更重要的意义是大大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以前由于生产资料不足，不得不从事低效率简单生产的劳动力被释放出来。虽然相当一部分劳动成果被国外的资本家拿走，但剩下来的积累起来仍然比关起门来慢慢攒要快得多。

与此同时，中国也得到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机遇。对于计划经济的弊端，罗素有一个很好的形容：生活中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能充裕到可以随时充分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大到别墅游艇，小到猫猫狗狗。如果两个人都想养一只小狗做宠物，而恰好只有一只小狗时，计划经济就很难有效率的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抽签，要么黑箱操作，或者干脆把小狗煲了分成两份。反正无论怎么分，没得到小狗的人总会抱怨其实自己才是最喜欢狗狗，最适合养狗的人。反过来，市场经济的解决方案就很简单——小狗的出价代表养狗的意愿。谁愿意在市场上付出更多的价钱，谁就更有资格获得这只小狗。不愿意出更高价钱的人当然只能承认自己并不特别需要这只小狗。

当然市场并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药。实际上市场本身就无法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但至少市场提供了一个能解决一部分社会问题的极其方便的手段。市场本身只是工具，本不应该有姓资姓社的区分。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能够解决稀缺品分配这样一个计划经济完全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时，市场的优势就显得尤其突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在建国的前三十年就已经比计划经济更加优越。从49到79这三十年是基本工业体系的建设时期，也是逐步解决温饱问题的时期。首先从白纸一张上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工业体系有蓝图可循，所以预先做出比较细致的规划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按计划一步到位自然比由着市场自然发展要节省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计划经济难于解决的稀缺品分配在此时也不是个严重问题。因为这时候稀缺的不是喜好程度因人而异的奢侈品而是维持生活的必须品。在还没有吃饱吃好的情况下，每个人对粮食和副食品的需要程度是一致的，可以比较容易的衡量。只需要按工作中的体力消耗情况大概划个三六九等就可以按计划既公平又有效率的分配下来。在条件所限只能顾及穿暖及遮羞的情况下，衣服所需的布料也可以按照各人身材计划供应。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比起来简直没有任何优势。

所以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只是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做出的调整。两者都适应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不足是市场化的生产过程中经常会导致购买力相对过剩。工业化大生产中资本家收取的利润会大大超出其个人及家庭所能消费的数量。部分购买力在资本家手里沉淀下来的结果就是购买力与商品总量的平衡遭到破坏造成商品的相对过剩。传统资本主义对此没有任何调整手段。过剩的利润在市场上累积成了巨大的压力，或者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自我爆炸，或者通过对外殖民甚至侵略而转嫁出去。另外，出口贸易也可以成为一种压力释放的管道。如果相对过剩的商品能够通过出口而处理掉，那么生产就能够继续循环，经济也可以持续繁荣下去。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压力转嫁出去而不是就地消灭掉。因此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因此产生矛盾甚至战争。同时，一个国家如果能够通过大量出口而处理掉相对过剩的商品，那么国内的经济循环就相对比较顺畅，生产也比较发达。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新崛起的强国往往都会在贸易中占据明显的顺差地位，同时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

真正从根本上处理产品或者商品相对过剩的办法是收入调节。通过高额累进税制和高额遗产税来及时的把过度沉淀在资本家手里的购买力收回并在整个社会中平均分配掉。对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样的做法等于从自己身上割肉。除非是暂时性收买人心的需要，否则决不可能施行。不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别是美国，出现了一种虽不能治本，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续命的手段。这种做法就是把过剩的利润转化成金融资本吸收到金融市场的蓄水池里。金融资本本质上就是账面上的一组组数字。虽然这些数字的形成有自己的规律和法则，不能随意增减，但和实际的物质生产不同，金融资本的增长本身并没有物理上的限制。因此不管市场上有多少相对过剩的购买力，金融市场理论上都可以制造出对应数额的金融资产来进行吸纳。这样生产的循环就可以不依赖外部市场的支持而持续进行下去。

现代市场经济里金融市场起到了货币蓄水池或者缓冲器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在刚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并没有采取任何收入调节机制。由于相当一部分利润被国外资本家拿走，同时商品大量出口，因此生产相对过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个问题。但生产相对过剩的效果是不断累积的。不管累积的速度有多慢，迟早会达到市场所能容纳的极限。因此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需要有一个同样完善的金融市场。但过去中国只承认金融市场的保值与融资功能。套利和投机行为则被视为不劳而获而遭到压制甚至打击。但对一个金融市场而言，排除主动操纵市场以获利的情况，正常的套利和投机是传递价格信息，实现市场功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套利和投机的压制实际上让中国的金融市场无法正常完成保值和融资的功能，反而成了庄家操纵的对象，更无力实现容纳过剩资本的功能。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过剩的资本没有了出路，只能逮到什么炒什么。炒姜炒蒜炒绿豆，当然最集中的还是炒房。

其实炒房并不是最好的投资手段。因为房子虽然很难灭失，但仍然需要管理。水，电，管理费等成本一样不少。出租虽然能收回成本并得到收益，但房主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和各式各样的租客打交道，显然不是什么轻松方便的事情。虽然比炒实物要节省很多仓储运输的费用，风险也要小得多，但房产过户的繁琐程度仍旧限制着资本的流动性。和不需要特别照看，随时可以变现的证券相比，炒房只是极度缺乏可靠投资手段的情况下的一个不得已选择。

有意思的是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似乎准备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决定说：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前两段是放开民资进入金融领域。这显然是给无处可去的民资一个投资的出路。后面健全金融市场鼓励金融创新之类可以说是老套，也可以说是为了容纳大量的民间资本而做的准备工作。

最关键的我觉得是最后一段里的一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以前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基本上不允许破产的。因为害怕金融机构破产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只有几个特别倒霉的个例在政府的协调下破产了帐。但是对于一个金融机构来说，如果觉得自己无论怎么搞都有政府兜着不会破产，那必然会有很强的冒险倾向——反正大赚是自己的，赔到底掉就扔给政府收摊。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国资机构尚不免于此，那政府不能直接控制的民资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开放给民资就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金融领域要向民资开放就必须有相应的破产推出机制约束资本不能乱来。同时为了避免金融机构破产牵扯面太大带来社会动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成了当务之急。这几个问题解决了，一个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到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就算基本成形。

市场经济成形以后中国将真正面临一个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这个问题的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市场只是工具，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走哪条道路的关键在于对待资本的态度。以资本家为统治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真正限制资本家聚敛财富。财富越集中，商品生产与购买力的差距就拉得越大，只能靠金融市场有效的吸收沉淀下来的利润并将之重新转化成有效的购买力。但金融市场本身也会在此过程中急速膨胀。膨胀到最后虚拟经济的体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反客为主。在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自然的随机波动都会严重扭曲实体经济中的价值关系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扰乱甚至打击。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中私人资本理所应当的受到国家和政府的调控。具体的调控手段就是适当的收入累进税，高额的资本利得税以及严厉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具体而言，收入累进税不宜过高。因为高收入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对个人能力和付出的奖赏。过高的累进税容易让人不思进取，对社会进步带来不利影响。资本利得是完全的食利行为，对个人的能力和付出要求不高，考虑到资本运营中的风险，可以在资本账户中免征，但在从资本账户中提出用于其它用途时一次性征收高额的利得税。遗产和赠与税我觉得应该以当年全国个人年收入中位数的三十倍为限。每个人一生中接受到的遗产或者赠与超出这个额度的，要征收百分之八九十甚至更多的税。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财富来保证继承人一辈子衣食无忧。但超出这个程度的财富必须被视为社会公共财产由国家收回。遗产和赠与税的目的不是为了聚敛，而是为了对抗资本自我聚集的趋势并促进有效消费。所以征收的对象和单位是受赠者。法律鼓励被继承人把巨额财产分散给大量的亲属或者干脆用作慈善。这样做的结果是原本沉淀下来无法被有效消费的财富重新进入生产-消费的循环之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的规定事实上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拥有无限聚敛的权利。但无限聚敛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危机横扫之下，曾经的帝国土崩瓦解甚至用不了一夜的功夫。所以不管资本家如何聚敛，实际上也无法确保自己的后代不会流离失所。但如果能够在国家主持下以相对公平稳健的手段限制资本的积聚，那么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获得生活的基本保证，当然也包括当年资本家的后代们。同时，严厉的遗产税也有助于资本家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家庭关系——反正不管怎么争锋吃醋都只能获得那么多遗产，那又何必针尖对麦芒的闹个沸反盈天？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单独的资本家处在一个囚徒困境之中——如果主动限制自己财产的增殖，那么自己非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比别人更先倒掉；硬挺下去则是大家一起在经济危机中掉下悬崖。总归没有好果子吃。反过来如果能够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所有人，包括资本家，都将有机会过上平和富足的生活。

• 醋瓶子倒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