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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情:【原创】那一年，我的毕业季（上）

忘情:【原创】那一年，我的毕业季（中）（儿童不宜）

那一年，我的毕业季（下）

珠海机场之所以成为选项，是因为我初中的班主任在九十年代初期调到了那里的附小。我们全家和这位班主任的关系极好，而且她也很热心帮忙。不过，这个选项早早地出局了，原因是我在大四上学期生了场大病，住了一个月的院，出院后还要坚持调理，因此父母舍不得我出远门赴排外的广东谋生。于是，虽然班主任做了很多前期的铺垫工作，但我们也只能写信过去再三致歉了。不过，塞翁失马，蔫知非福。想当年，珠海机场建设时那“亚洲第一爆”何等雄伟，但因规划时考虑不周，周边穗、深、港、澳大型机场过多过密，使得珠海机场建成后惨淡经营，运力最好时也只能发挥百分之十，员工跳槽流失的很多。珠海航展之所以设在那里，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机场能苟延残喘。不过，两年才一回，不过是杯水车崭而已。我要是当年去了，肯定也得跳槽，那就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剩下三个选项，我心中的意向排名是东航第一，铁路第二，外贸第三。与父亲的分岐在于第二、第三项。我的想法是东航自不必说，铁路虽撑不饱，但也饿不死，就图个稳定。外贸则万万去不得。因为别看当时省外贸公司极为风光，但只是暂时的。因为机械工业在全世界来说都算夕阳产业，中国的机械工业水平在世界上排不到前列。而省里的机械工业在国内排末流，也就比新疆西藏好点。省外贸是个皮包公司，做的是二道贩子，占的是生产厂家没有直接外贸经营权的便宜。看92年小平南巡后的形势发展，外贸放开是必然趋势。一旦放开，人家生产厂家可以直接搞外贸经营，无需通过你这二道贩子转手，以后这国营的外贸就没法搞下去了。

我的班主任的看法和我一样。多年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九十年代后期，这家国营进出口公司就倒闭了，员工全部买断工龄遣散。

所以，虽然在进出口公司这块遭遇到了骗子，但我也却并不太在意。

什么？骗子？对，就是骗子。

因为牵这线的是个熟人。那人吹牛说自家儿子在省外贸当头头，搞个人进去如何如何易如反掌。结果父亲一度寄予厚望，隔三岔五拎东西上他家门，求他帮忙，并承诺事成之后另有重谢。对方呢？来者不拒，回回拍胸脯，回回说快了，快了，包在我身上。可左等右等，却半点动静也没有。按说你那要招人，总得有一系列程序和过程吧？可是大半年过去，这条线上连半步程序也没有走。甚至到后来从其他渠道打听到那家公司早已开始走程序了，甭管是真走还是假走，甭管是公开走还是小范围秘密走，反正是已经走起来了。可这边依然是半点动静都没有。上门去问，人家依旧拍胸脯：不可能的，还没开始呢，要开始肯定绕不开我这里，我说了算之类类的话不知讲了多少。直到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已经招了其他人进去，这边依然在糊弄我们，说啥子领导出国了，等回来就可以签字了。

好在打一开始我就不看好这条线，而且家里也没在这棵树上吊死，所以还没让他误大事。只是后来那位熟人在街上看到我爸就躲，不但没个说法，而且也没见把历次收的东西给退回来。

东航那条线，我一开始是寄予厚望的。这条线是我表哥的舅舅牵的。当年东航招聘，那招聘会根本就不公开，没有门路根本连招聘会现场都进不去。舅舅的门路是他当兵时的老首长，转业后在东航当处长。

招聘现场设在向塘机场。那时候，舅舅做生意还没发达，还没有自已的车，我们是打的士去的。到现场一看，也就是把间学习室重新布置了一下，形成一个门字型，各招人部门派个人坐在那里收简历，简单询问来应聘人的情况。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谁介绍来的。”

当时能来参加这内部招聘的毕业生并不多，也就四、五十个人。但陪同的家长和熟人可真不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居然还有位空军女大校。因为当年现役女将军只有一位聂帅之女聂力，女大校应该也是凤毛麟角。

来应聘的毕业生里，给我留下印象的就两位。一位是被一位东航中层带过来外语系的毕业生，和我一样竞聘机务部门。之所以令我印象深，是因为那位中层说了句雷人的话：“这是我外甥，在校学的是英语，还会日语，加上中国话，一共会三门外语。”

还有一位，是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心理学专业。他在招聘会现场和我聊了几句。他倒是信心满满，觉得能来招聘会的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但我却没那么乐观。招聘结束后便主动要求搭我们的的士回城，口口声声以后就是同事了。其实舅舅有点不太乐意，但父亲却被他那句话的好口彩给打动了。来回的的士费，加上的士在机场外等待的时间费用，共花了两百多块。不让的士等也不行，因为当年出机场，根本很难打到的士。回城时，的士车还被一个洗车站强行拉去洗车，据说是有政府规定，为保证市容，甭管你乐意还是不乐意。进城的车全要在这里洗一遍。当然，洗车的钱最后还得由我们负担。

回城后，我们要付的士费，可舅舅死活不肯，你推我挡的，几乎都要打起来了。

不过，东航的应聘也就到此为止了，从此再无下文。那位处长已尽了力，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最靠谱的还得算是铁路这条线。只不过，我当年进铁路，却有天大的麻烦。原因是我念的是非铁道系统院校，要进铁路可就难呀。如果是自费生倒也好办些，毕竟那年头铁路照顾自己子弟，自费学生一般都会接，当然去向不太理想，以分到电务段的居多。因此在那个年代，电务段里自费大学生一把一把的，学什么五花八门专业的都有。在电务系统，常常是你干了一辈子，职称照样给你，但还是当普通工人使用，因为毕竟僧太多粥太少。偏偏我还是公费生，更悲催的是，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工厂，并不归分局管，而是归上海铁路局工业总公司管。也就是说，掌管人事权的身在上海，离这里八百公里远，我们连门朝哪开都摸不清。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冥冥中自有天意。93年10月，父亲在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与同事闲聊中意外获悉，工业总公司来年有四个路外院校进公司的指标，已经开始摸底运作。意外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家里很是着急，相关的报告和简历马上就起草了，但却没有门路往上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郭伯伯主动站出来了。

父亲所在的那个工厂，曾归属分局直属。文革期间大批分局干部和大中专学生下放到厂里劳动改造，根正苗红的父亲在他们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岐视过他们。这些人机关坐久了，现场干体力活力不从心，父亲总是尽其所能明里暗里帮助过不少人。因此，他与其中的许多人关系很好。文革结束后，这批人全都解放了。八十年代初大量需要干部，这些人升得很快。有不少人官当大了，架子也大了，当年的贫贱之交全都抛到了脑后。但也有很多人很感恩，很念旧，郭伯伯就是其中的一位。

郭伯伯当年是那个工业总公司驻省联络组组长，三天两头要去上海开会，总公司的人来省里检查工作，也常到郭伯伯家里打麻将，因此上上下下的关系他都熟。郭伯伯打小看我长大，他膝下四千金，唯独没有儿子，因此他几乎将我视同已出。郭伯伯拿走了我们起好的报告和简历。父亲问他是否需要让他见见上面的人？郭伯伯摇摇头，说你要是出面，问题反而复杂了，花的代价恐怕要大得多。还是全交给我吧，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至于费用问题你先别算，事成之后我再找你报销。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还信不过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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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继续扛铁牛。没想到话越扯越长，明天还得再写一个（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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