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为谁讳呢？
看董保存著《红墙知情者说》中《风云一九五八》肖克上将关于军队反教条主义，批斗刘元帅、肖上将等的回忆。对于历史现在人们基本已能客观面对。谁做了什么谁说过什么话，大家也都敢于公开了，但本文中仍然有个别地方对个别人采取隐讳的态度，不点其名，古人有为长者讳，有为尊者讳，有为生者讳，文中不知是为谁讳？有人能解我惑否？
当时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同志带工作级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他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现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这位同志对少数同志的意见未经核实和分析，就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同去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这里面提到这位同志是谁啊？
1957年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又带了一个工作级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两个月后彭总给中央和军委寄来一份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作了这样的评价：“……在过去几年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法中的教条评论相当严重。主要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制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卫长制……
“……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显然彭总的报告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基本否定的。
1958年2月，彭德怀同志送来他准备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具备报告的初稿，征求我（肖克）的意见。……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做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个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评论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戟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如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即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当时，大家对一位
副部长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活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切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他这样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多同志的不满。
当时这位同志已经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我们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军委秘书长共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这位副部长是谁？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派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旧的四级干部分，是向党戟的会，因为反对***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你们反***就是反我。”***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
这里的这个***（书中原文是三个叉，我输入法打不出，就用了*）大概就是上面那位副部长，他到底是谁呀？
……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做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在一次会议，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 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话里有话。
在这次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刘帅被解职批判做检查调回北京休养，再未任职任何领导工作，直到86年去世。
肖克、李达挨批判，降职。
郭天民等被迫害而死。
蔡铁根大校因在批判刘帅的大会上说了几句不同意见被开除军籍，并被逮捕，后以反革命罪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