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正德五年：明武宗的失败之年。 -- 天煞穆珏

　　要想搞清楚明代官员到底穷还是不穷，首先要搞清楚明朝一石米到底等于现在多少斤米？

　　按《汉书·律历志》：“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即120斤（60公斤）。但是《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给的答案是一石米约重153.5斤。这个斤不是现在500克的斤，而是明代594.6克的一斤。如果我们按明代594.6克为一斤来计算，那么汉制120斤等于71352克，以现代500克/斤换算就是142.7斤。若按明制一石米约重153.5斤来换算为91271克，以现代500克/斤来换算就是182.5斤。那么汉制重量肯定是较轻的，这跟汉制的身高到了后期也越来越短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明代一石米大约等于现代182.5斤更接近真实。那么知道这个换算的数字之后，再来看一看明代官员的禄米到底是多少吧。内容取自《明史·职官志》。

　　正一品一千四十四石/年，以一石米为182.5斤来计算约等于262800斤/年，按照每个人540斤/年的定量来算，可以供大约486人吃食。如果是知县的话，六品为一百二十石/年，正七品为九十石/年，约16425斤/年，同样按照每个人540斤/年的定量来算，可以供30人吃食。当然这些米并不全是本色的，也有折色的。所谓本色估计就是纯米，比如梗米。折色估计就是杂粮，比如米加高粱等杂粮。还有少量的钞，虽然很多人说钞不值钱，但再不值钱，也比完全没有钞的老百姓好吧，这钞再怎么也可以换点实物对吧。

　　人活着当然不能只是吃饭，还要穿衣花费。以海瑞家里人口最齐全的时候计算：母亲，他本人，一妻两妾，二女总共七个人，再加三个仆从吧，养十个人，那另外的二十个人的口粮，很明显就是拿去换成各种各样的其他花费。其实从这个职官表可以看出，做县官的话，他的生活属于比上不足，比下足有余。

　　那么对于一品官来说，人口大概这样算吧：父母，他本人，三妻四妾，七个子女，总共也就是十七位需要他直接养育的人。就算每个人配四个仆从共六十八人，仆从加上主人总共八十五人。但是一品官一年的米粮可以养486人。而且对于做到一品官的人来说，家里吃皇粮的肯定就不止他一个人了。这个米禄实在是多了。

　　海青天主政淳安时并不是孤家寡人。朝廷有给他配备县丞，主薄，典史各一人。县丞也是正七品禄九十石/年。主簿正八品禄七十八石/年。典史为正九品禄六十六石/年。也就是说如果你做县令想偷懒，想雇更多的人帮你干活，那你就要自己请人，但是如果不偷懒的话，四个人管理好一个县也不是做不到，海瑞就做到了。

　　这段话先说明县官的品级也是不一样的，有六品到正七品的不同。海瑞不知算那一品级，但不管怎么算，他的禄米也足够他养家活口。而且所有新授郡县官的，都给道里费，就是路费。天下府州县官做得好的，朝廷还必然有奖励，生活可以更好。只不过这样的事情到了英宗和宪宗的时候就渐渐变得罕有了，宪宗之后就越来越重内而轻外，外官想要再得到朝廷的奖励就不行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京官越来越贪，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靠拢。历朝历代，和平发展到中期，财富出现增长，就总是会出现这种财富集中的问题。然后这种问题从来不会被解决，只会越积越深，到最后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就出现人民起义，最终推翻前朝。那么这种财富集中的问题，抛开所有附加原因来看，最本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家族越来越家大业大，吃粮的人越来越多。京官的那种贪，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明正言顺的贪，不是私底下贪污，而是借助自己京官的权职，搞出各种各样的法律，把朝廷更多的赏赐划归自己，在‘万物有定数’的情况下，不在权利中心的外放地方官所能得到的赏赐自然就越来越少。

　　李自成在起义之前还是朝廷最基层的人员，那时他并没有想过要起义，但是在他被裁减之后为什么要起义？其实道理很浅显，他没粮吃了。现代很多中国人总是认为中国人那么喜欢当官啊，真的是迷权迷势，这样不好啊。但是眼光放远一点回望从前，就能明白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最基本的不是因为有权有势，而是因为可以吃上皇粮，全家不饿。在中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朝廷和政府最可靠。所以，国民党为什么被推翻？最浅显的一点就是吃皇粮都不可得。而这个浅显的道理在《寒夜》当中就体现出来了。《寒夜》告诉了后来者的无情现实：当吃皇粮都不可得，这个政权就完全没有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了。连为这个政权效忠的人都不能保全，其他人为何要保全这样一个政权？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批评的李自成起义十几年也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权，由此批评他没有政治眼光。那么如果李自成根本是没有机会建立这样一个政权呢？如果李自成遇到的是用官员去征粮征银而无功而返的现实呢？那么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部队，就只能一路采用暴力手段。而这个现实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明朝末期财富集中已经到了坚不可摧的地步。

　　　在《武宗实录》当中，还可以看到其他形式的待遇：

　　　这里是说朝廷下旨调查所有退休大臣年过九十的人上奏。当时狭西方面就上报了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王恕活到九十岁，由朝廷给他一年加了二十四石米，一年加役夫两名，这种由朝廷加的役夫是食朝廷禄的，不用本人出钱请。这里用的是加，也就是说王恕退休之后，本来就有待遇如例的情况。月加食米二石，岁加役夫二名，也是朝廷对九十岁老人的常例。

　　　这里说的是巡抚河南的副都御史韩邦向朝廷报奏说工部侍郎生活清贫，而且年过八十，朝廷应该有所赐以赡终身。由此朝廷给了潘礼一个月食米三石，一年就是三十六石。

　　　这个应该是退休后的基本待遇：食米月二石，役夫岁二名。再加上前面案例所讲，如果贾斌能活到九十岁，朝廷还会月加食米二石，岁加役夫二名。

　　　这是因退休人员的官职不同而给予的退休后不同的待遇：令有司给食米月三石役夫岁四人。至于给驿以归，就是指回家乡的全程路费，全部由国家埋单。前面的王恕也是太子太保，那么王恕退休后的待遇应该是与王轼相同，那么王恕九十岁之后又加了月加食米二石，岁加役夫二名，总共就是月有食米五石，年有役夫六名。这些米他一个人肯定是吃不完的，子孙多受其惠。而且古代的官职基本上都有子孙承袭或者恩恤入职的情况，所以只要做了官，在常理情况下即可保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生活平安。而这种情况在皇朝存在年限越长的情况下，肯定会走向反面，在社会发展有限，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越是后出生的人越没有机会往上走，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穷苦的命运。而在上层的人，很自然不可能无端出让这种权利啊，因为一旦出让了，自己的子孙就会变成像李自成这样的穷苦人。所以社会矛盾会必然积聚，而积聚到一定的程度，总是在低层的人们就会暴发怨忿。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现当代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选择，真的得益于中国工业化在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大发展。同时这样的工业化大发展，也给了土共极宽阔的政治生命优势。有的时候争权夺利是迫不得已，如果有退路，有回旋的余地，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妥协和分利，以维护和维持一个政权和平的存在，人能平安活着，才是人最大的利益。

　　　这个案例就已经很清楚了，我国封建皇朝时代，一个官员最起码从他中秀才那一天起，到退休死葬，朝廷都会全包。所以对于海青天来说，他是根本不用担心他死后没有人帮他安葬的。而且很可能由于他没有子嗣，祭葬的费用还会朝廷全包，而事实也是如此，他的葬礼是朝廷出的费用。中了秀才就能吃皇粮，那有没有人一出生，就受到皇恩沐浴的呢？大多数人想当然的就会说肯定有啊，那些官员后代啊。是，官员后代自然是受皇恩沐浴的，但普通百姓也一样是有机会的：

　　顺德府，应该就是现在的广州了，民应该就是普通老百姓，这里说的给赏分养如例，就说明这不是一时性起的赏赐，而是朝廷有法令，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按例给赏分养。现在电视剧中经常说皇恩浩荡，这放在古代真不是一句空话，是真的皇恩浩荡呢。在古代，君就是父，臣就是子，而普天之下都是王臣，所以如果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的情况之下，中国君主的情怀都是希望能皇恩沐浴到每一个臣民。那么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根本就是社会主义的情怀。想一想，土共自在延安稳定下来，应该没有少宣传社会主义理念，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相信土共而不相信果党呢，最基本的原因其实就是土共所宣传的社会主义能在中国的传统当中找到对应的理念，土共走的道路是中国传统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传进来之后才产生的，无产阶级的观念得益于马克恩的传入，但中国社会主义的理想则肯定与马克思无关，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有这样的追求，只不过以前不叫社会主义罢了。委员长信仰天主教，采用西方的理念治理中国，从本质来说，才是真正的水土不服。

　　除了这些之外，对普通民众的照顾还可以从赏赐守节烈妇当中表现出来。至于有人说明代贞妇烈女名录很多，反映了明代比前朝更加的提倡女人守节。但这种说法有主观臆断的成份在内，我也可以说这是明代妇女地位提高的见证。前朝女人守节，守了就守了，死了就死了，朝廷也不管，也不给她们名传青史的机会，但明代不但给了她们名传青史的机会，也切切实实的给了这些女性平安一生的机会。而女人守节所能得到的朝廷赏赐，也跟家中的男性亲人地位高低有关，这无疑又是家族的一项财富收入。另外不要忘记了，明代官员除了份内的食禄和额外的赏赐之外，还有田产可以收租。其实中国自秦封建，立郡县，在法理上就没有什么土地产权私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天下的土地都是属于皇帝的，全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子。对于坚持帝制的人来说，他们认为帝制就是最大的私有制，但站在国家的层面上，这岂不也就是最大的公有制？土地是可以世袭的，但只在皇帝不收回土地的前提之下才能实现，所以从法理上来说，在中国自秦之后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个人产权私有。

　　　这一段就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田产并非私有，是可以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转赠，没收的。中国古代的门阀政治，不是因为土地私有造成门阀，而是因为门阀掌握权利造成土地及其他生存资源被控制在少数门阀手中。所以当唐开科举，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进入权力核心，门阀世家也就变得越来越少。

　　在讨论明代的官员是不是很穷，吃得是不是不好的时候，不要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更加不要把他们看成一个孤立的群体，好像在此之外的明朝百姓都吃本色米，穿金戴银，只有官员才吃折色米，穿补丁衣服，这样的眼光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而这样看历史的眼光实际上来源于改革开放之后，那些右派们的哭穷，仿佛就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普通老百姓倒可以天天吃肉喝酒，过着吃本色米，穿金戴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