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2姓氏宗族家室 1： 序 一、姓 -- 桥上

一、姓与氏

关于春秋时期同时存在的“姓”与“氏”，有各种说法，一种常见的说法为：“氏是姓的分支。”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忽略了“姓”与“氏”的本质不同，很容易引起误解。

在我看来，“姓”是远古的社会组织在春秋当时的孑遗，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虽然“姓”这类部族已经消散，但当时的人还是认为所有人都属于某个“姓”，“姓”还在发挥着“别婚姻”的功能，只不过“姓”这种过去部族的名号当时并不包含在日常对男子的称呼（人名）之中而已。在《昭元年传》中大名人子产曾引用“故《志》”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p 1217）（10011201））。这里地位低贱、能够买卖的“妾”也有“姓”，亦可佐证当时应该所有人都有“姓”，但有人已不知自己“姓”什么了。

而当时的“氏”族虽然有家族的形态，但并不单纯是家族而已，按朱凤瀚先生的说法是“共同体”，其中还包含了家族外的成员。而且这些“氏”族还同时是当时顶层的政治组织，是这些有“氏”的家族统治其它家族的政治组织，因此就同时还有行政机构的功能。

当时的政治是与家族分不开的，甚至连当时刚出现不久的“公”与“私”的概念，也脱胎于“公家”与“私家”的分野，这里的“公家”也就是各诸侯国的国君家（当时诸侯均可称“公”），而“私家”则是相应各诸侯国的其他有“氏”的家族，二者都是当时的“氏”族。

因此，“姓”和“氏”是在社会形态完全不同的时代所产生的本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虽然都有血缘关系的背景，但在成员组成、成员间关系、与周围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关系等等都大不一样，即使在对血缘关系的处理上也有重大不同。

下面是抄书：

在西周以前之所谓氏，与由周初起之所谓氏，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两汉思想史》第一卷 徐复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 180）

姓氏的关系，镶入到周初所建立的宗法制度中而情形便有很大的变化。（《两汉思想史》第一卷 徐复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 180）

《春秋》所记之赐姓，似仅此一事。然分封建国时，赐土即同时赐姓；即同属周之宗室，亦不例外。此则与其宗法制度有不可分的关系。把姓氏改变为宗法制度的重要环节，甚至可以说，以姓氏形成宗法制度的骨干，这是姓氏在历史上的重大演变。（《两汉思想史》第一卷 徐复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 181）（桥注：分封建国时，与赐土同时所赐的当为“氏”，并非“姓”。有些先秦典籍包括《左传》中把当时的有些“姓”也说成是由古帝王颁赐的，但我觉得那都只是后起的“层累”的体现。）

虽说“氏以明贵贱”未必是自周代才有（此前应称之为“族氏名号”），但氏的这种区分社会等级的功能，在周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命氏的前提是胙土，唯有那些有土的贵族宗族才可能拥有宗族名号，至于一般的庶民，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宗族组织，所以也就无氏可言。应该说，庶民无氏是周代社会的一大特色（笔者以为，商代的一般平民是生活在贵族族氏组织之内的，所以也有族氏名号。详参本书第一部分的相关论述）。与商代姓氏制度比较，由族氏名号转化而来的氏的拥有权愈发集中，完全成了贵族的专利品。氏在周代社会的这种功能，我们可称之为“贵贵”。（《商周姓氏制度研究》 陈絜 商务印书馆 p 230）

以上各段中两位先生的论述说明“姓”与“氏”都是在不断改变的。我体会这些改变是以实际社会生活的改变为基础的。如朱凤瀚先生所指出的，春秋当时的“氏”族下面还统领着大量与族长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员（家臣、庶民等），就是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虽然古代“姓”和“氏”的名号有很多流传下来，成为后来“姓氏”的名号，例如原来有“姜姓”，现在也有“姜”这个“姓氏”，原来有“陈氏”，现在也有“陈”这个“姓氏”，但现在的“姓氏”只是家族延续的标志而已，已经没有古代的“姓”或“氏”所代表的“部族”或“氏”族的意义，现在以“姜”或“陈”为“姓氏”的人也未必都是当初“姜姓”或“陈氏”的后裔。现在的“姓氏”之中有很多都是后起的，未必真与古代的“姓”或“氏”有血缘上的联系，一个“姓氏”有多个起源是非常普遍的事。

二、氏与姓氏

朱凤瀚先生曾讨论所谓“复合氏名”，即在殷商青铜彝器上发现的“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族氏名号相组合，而且在不同器物中有不同的组合形式”的铭文，朱先生指出：“复合氏名确是表示某一族氏的分支，此分支在铭其自身名号同时还铭其所从出的族氏名号，不仅为了表示与之相区别，也是为了标明自己的出身”（《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一章 商代家族形态第二节 商人家族的亲属组织结构二、商与周初金文中的复合氏名与商人家族结构》 朱凤瀚 （p 099））。

根据《左传》的记述，春秋时的“氏”族也存在一家同时有几个不同“氏名”的现象，例如“荀”与“中行”，“荀”与“知”，“士”与“范”等等，后者代表的“氏”族亦可认为是前者所代表“氏”族的分支，与朱先生提到的“复合氏名”很相像。至于朱先生所说“标明自己的出身”，则说明殷商时的这些“氏名”也是某种荣誉的象征，这就说明作为荣誉称号的“氏名”并非始自周人，而是“古”已有之，当然“复合氏名”本身就说明“氏”这种荣耀称号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与固定不变的“姓”的名号不是一回事，也与现在的“姓氏”不是一回事。

李学勤先生也讲到过“姓”与“氏”的演变：

井田制代表的社会基层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从商代到西周前期，青铜器和少数其他器物上常见族氏铭文，其族氏常写得比较象形，因而被一些学者称做“族徽”。族氏铭文的器物很多，占到已发现的有铭青铜器的一半左右，而且不但见于贵族的重器，也在不少小墓的随葬品间出现。这表明，血缘的族氏组织在那时是非常普遍的。西周中期以后，这种族氏铭文逐渐罕见，最晚的例子是在河南郏县太仆乡的春秋初年青铜器上见到的。族氏铭文的消失，体现出血缘纽带的松弛，不过在春秋时期，传统的“姓”、“氏”仍然维持着，如“同姓不婚”依旧是严格遵守的原则。金文中所见的女子名，都标明了“姓”，如“姬”、“姜”、“姒”、“子”之类，就是明证。“姓”的观念，到战国时渐归淡薄，及至秦代竟基本消灭了。后世中国所说的“姓”，其实是古代的“氏”，而实质上只是家庭的标志。“姓”的消失非常彻底，以致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时竟把“姓”、“氏”二者混淆了，可知他已不能通晓其间的差异。（《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二讲 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2、东周至秦代文明概观》 原载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文物出版社 1991年）

李先生提到的司马迁的混淆，也反映出当时新“姓氏”正在形成的社会民情基础。

三、姓氏的普及

我在前面的帖子中曾发问，延续到现在的“姓氏”是何时、如何形成的，并猜测也可能其实没有某种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因为一个人有“姓氏”会显得高贵，慢慢的大家就都有“姓氏”了。但其实我孤陋寡闻，陈絜先生早有巨著《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周姓氏制度研究》 陈絜 商务印书馆 2007，下面会摘抄陈先生这部大作中的一些段落，并在每段后面的括号中给出该段所在的页码），其中通过对新郑出土的郑韩兵器铭文（p 428）、齐国临淄所出陶文材料（p 433）、陕西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所发掘的秦刑徒墓中出瓦志刻文（p 438）、《秦代陶文》一书所收各种秦代陶文（p 440）、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所出的、属于西汉文景时期的简牍文字（p 442）、居延汉简（p 446）、河南偃师岗上刑徒墓地中所出的刑徒砖资料（p 447）等大量材料进行的研究已经得出明确结论：

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庶民肯定没有姓与氏，这是周初赐姓命氏的实施所决定的。至于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宗法等级制度的崩溃，贵族之姓氏流入民间，庶民阶层中也就逐渐拥有了姓氏。姓氏普及渐露端倪。（p 428）。（桥注：愚以为“姓”还是有的，见前。所以李学勤先生才说：后世中国所说的“姓”，其实是古代的“氏”。）

从现有材料看，姓氏的普及一直要到西汉末年或两汉之际才得以完成。（p 428）

就笔者所见材料而言，秦国的民营制陶者主要集中在咸阳故城，他们应该是秦国土生土长平民阶层之代表，其名号应该是颇能说明关中平民的姓氏情况的。故不妨由此认定，当时秦国的平民阶层是没有或者极少拥有姓氏的。与此同时，我从秦代官营徭役性的制陶作坊类陶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关东六国之遗民，其中的平民阶层也是很少有姓氏。（p 441）

西汉早期的情形，与秦代比较，已有所区别。但总体上看，平民名号中带姓氏的现象也不是很普遍。（p 442）

通过对凤凰山十号墓竹简文字中的人名资料的综合考察，笔者认为，在西汉文景之世，虽说很多庶民已经拥有了姓氏，但没有姓氏的庶民也大量存在。同时，我们在汉简中所常见的姓氏，诸如王、李、孙、黄、张等等，也很少与《潜夫论》等书籍中所罗列的姓氏相同。（p 445）

西汉中晚期以降，属于一般庶民的、系统的姓氏材料不是很多见，可依然有种种迹象能够证明当时庶民有姓氏这样的事实。这个结论可以从当时罪犯与奴隶的名号资料中得到印证。（p 445）

从出土文献看，西汉中晚期以后的罪犯与奴隶，其名号中无疑是带有姓氏的，这与殷商及两周时期已有天壤之别了……（p 445）

至于东汉时期，奴隶名号系以姓氏的材料，已比比皆是……（p 447）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时至两汉之际，刑徒、奴隶都拥有了自己的姓氏。而由此类推，则当时的庶民也必定拥有了自己的姓氏。（p 450）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两汉之际姓氏已经十分普及，它们不再是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p 450）

随着姓、氏合一及其别贵贱的社会功能的丧失，姓氏普及也成为了可能。所以，随着在社会等级流动性的增强，礼学的兴起，编户齐民的出现等等，个人从宗族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其社会作用得以凸显，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对姓氏的渴求等众多因素的促进下，姓氏的普及在两汉之际最终得以完成。而姓氏全民化又成了平民宗族形成与崛起的一个契机。（p 472）

种种迹象表明，春秋晚期以降至秦汉之际，普通的平民阶层其居住形式是以异姓杂处的状态出现的，既不同于殷商时期墓葬资料中所揭示的情状，也有别于以后历史中所能见到的宗族聚落形态，他们没有自己的严密的宗族组织。……（p 459）

西汉以后，编户齐民之制日臻完善，平民安居重迁，被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之上。由于迁徙不易，原来异姓杂居的乡里组织之中又渐渐露出了血缘之端倪。人口在不断繁衍，支系又日渐繁复，这时候就需要借助姓氏来标识血统，对姓氏的拥有成了一种普遍的要求。同时，由于姓氏的普及，又为平民宗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可以凭藉的凝聚内核。（p 464）

当然，两汉以来形成的平民宗族组织与西周、春秋封建时代的贵族宗族组织是截然不同的，它是一种平行的结构，没有了贵族宗族组织的大小宗之分，当然也不存在多级形态下的等级之别。（p 464）

总之，两汉以来的平民宗族组织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但姓氏的普及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姓氏作为宗族凝聚的内核，就不可能有平民宗族的形成与崛起，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很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p 464）

随着姓、氏合一及其别贵贱的社会功能的丧失，姓氏普及也成为了可能。所以，随着在社会等级流动性的增强，礼学的兴起，编户齐民的出现等等，个人从宗族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其社会作用得以凸显，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对姓氏的渴求等众多因素的促进下，姓氏的普及在两汉之际最终得以完成。（p 466）

如上所列，陈絜先生非常彻底地证明了新的“姓”、“氏”合一的“姓氏”是逐渐普及的（我推测，普及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可能是在名字的前面加上“姓氏”会显得高贵，可以用来炫耀“自己的出身”，可以显示我的祖上先前阔过），由于“姓氏”的普及并没有经过某种革命性的变化，所以需要几百年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