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物权与民心 -- wild007

我对法律问题的认识来源于对现象的反推，而非法律史本身的发展脉络。这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是否认可西方法律判例中，金钱拥有超卓的地位。无论陪审员制多么避嫌法律程序多么完善，但是人就有软肋，是程序就有漏洞，辛普森案大致给了我这么一个印象：现代西方法判例就是拼钱。实际上美国各种律师题材的电影，想不得出这个结论都很困难，在西方法律面前，你是不是“人”，取决于你能否请得起律师。

而在东方法判例中，最早从刘邦的“约法三章”开始，法无定法就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虽然东方自古在判罚时很难摆脱钱与权的影响，但相对来说，“民愤”所占的比重一直不低。也就是说，东方法从来不是完全根据法律文本、行政条款等固定因素来行事的，它必须时刻考虑整个社会的博弈。从这上面来说，大陆法的提法就显得比较局限。东方奉行的是“活法”，他较真的时候，可以非常“程序正义”，但是条件许可的时候，却又可以把自己的核心条款都忽略了。现代社会的“宪法”在名义上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祖宗之法”，可是祖宗之法的效力比起宪法来，很多时候都差远了。

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还是规范人，这是东西方法学的分歧点。在东方看来，法是道德之下的保底线，故而并不需要事无巨细列个明白，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纠纷或博弈是不用进衙门（法庭）的，家法乃至作为道德标杆的族长一句话都可以盖棺定论。换言之，“道德法庭”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法律义务，这也是东方自古不用将法庭单列出来的原因。但是在现代社会下，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后，东方道德法庭即名存实亡，这个问题我会在家庭和婚姻文中详细说明。毛公的文革，现在看来，是以西化的方式来构筑东方式的民心社会，可惜他终究没有找到重造道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