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帝哥经济学 -- 淮夷

“信上帝，得永生。”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经济学内涵？

我上周花了几个晚上的空闲，读了一本2011年出版的新书，《The Price of Everything》，作者是美国财经作家Eduardo Porter。这是一本挺有趣的书，作者试图用经济原理解析一些看来跟经济学毫不搭界的现象，例如爱情值多少钱、人命值多少钱、等等，其中一个争议性的话题是关于信仰的定价。

宗教信仰也有价格的吗？你信上帝究竟是因为主的光辉照你心、还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笔价钱划算的买卖？

关于这个问题，我几年前读过的《The God Delusion》，亦有很好的解答。该书是英国著名的进化论科学家Richard Dawkins所写，书中提及的一个题目是：作为一个赌徒，你应该信上帝，还是不信？

这个问题是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帕斯卡提出来的，因之也被称做”Pascal’s Wager” （帕斯卡之赌）。

帕斯卡本人是一个超级喜爱赌博事业的人，他甚至写过几篇数学论文是专研赌博概率的。这位仁兄对信仰的计算是这样的：若你信帝哥，而帝哥真存在，那你来世可上天堂，这是一个无穷大的未来收益。即使帝哥这事儿的概率颇小，但你用一个很小的概率（只要不是无穷小）乘以一个无穷大的预期收益，再减去一点点的信仰投入（看作成本），结果还是无穷大的收益。

反之，若你不信，而帝哥真存在，那你要下地狱，这是无穷大的未来损失。你用一个微小的帝哥存在概率乘以一个无穷大的预期损失，结果仍将是无穷大的损失。

再假如，帝哥从不曾存在过，那不论你是否信了他，结果其实都差不多 -- 既无太大收益，亦无太大损失。

所以，全加起来一共4种可能组合，就像下图表列示。帕斯卡的建议是，作为一个理性的赌徒，每个人都应该选择相信上帝。

帕斯卡的计算没有区分这样几个重要的问题：

- 怎样定义“信”？帕斯卡这种投机分子式的“信”，也许不能取悦上帝，只会惹到他？

- 上帝存在的概率如果不是有限的小而是无穷的小，怎么办？数学上来说，无穷小概率X无穷大收益，其结果并不一定是无穷大，可能是一个常数、甚至结果可能是无穷小。

- 假如你信的是帝哥，而真正的主宰其实是春哥、妈祖、“飞天意大利面大神”（Flying Spaghetti Monster）、等等，你会否因抱错大腿受罚呢？

尽管存有这些未决的问题，帕斯卡提出的Pascal’s Wager在宗教史上仍可算是开创性的思考方向。人们开始留意到，所谓的“信上帝，得永生”其实有经济学的算计在里面。人们信上帝、进教堂，也许只是概率计算之后的收益最优选择，而非为了上帝的冥冥感召。

基于这种奇怪的视角，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称作economics of religion，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帝哥经济学。

这门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艾伦伯格（Ronald Ehrenberg），1975年艾伦伯格发表了一篇论文，首次尝试将经济学分析引入宗教研究。随后的三十年，帝哥经济学在美国得到很大发展。人们惊奇的发现，用经济学工具解释人类的宗教活动，居然也能丝丝入扣。

大体来说，帝哥经济学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1）在个体层面，一个理性的人是否应该选择宗教信仰？

2）在教会层面，它的运行本质是什么？

3）在市场层面，各派宗教如何达到平衡？

个体层面，一个人要不要选择信教，在经济学家看来是很直白的，直白到了焚琴煮鹤的程度。每一个教徒，不管你信的是帝哥、真主哥、如来哥、抑或春哥，你都可当他是某种信仰的“消费者”。

消费者基于各自的cost-benefit analysis而做出判断 ，有利可图，则信之。至于信仰的“力度”（譬如去教堂的次数、捐赠香火钱的金额），这取决于个人成本收益的动态变化，要不时的作出调整。

前面说到的帕斯卡赌注，也是一个近似的成本收益分析。不过，帕斯卡只注意到了来世（天堂vs 地狱），而忽视了现世。帕斯卡的算盘是一种“拯救动机”，而当代经济学家从现世的角度，提出两个更强有力的动机，其一是“压力动机”，其二是“满足动机”。

“压力动机”简单的说，信教相当于购买了一份互助保险。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其教义都有类似于“教众彼此互助”这种规定。《约翰福音》记载着一条帝哥的著名指示：“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尤其在出现社会动荡时，这种“彼此友爱”的保险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横扫印尼，印尼食品价格上升三倍，货币贬值85%，真实工资下降一半。与此同时，民众学习《古兰经》的热情大涨。

印尼穆斯林参加一种叫“Pengajian”的聚会，进行古兰经的集体学习。集会上，大家都要捐出个人财产，资助有急用的教徒，这似乎是一种比政府救济更管用的集体保障。所以，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尼村民的古兰经学习出席率，从61%突然上升到了71%。

值得指出的是，学经最积极的是固定工资人群，因为他们工资缩水最严重，也最需这种互助性保险。反而印尼的水稻种植者因米价大涨，受金融冲击很小，所以对这种宗教聚会的参与热情，并没有任何提高。真主哥也许不太满意这种投机行为，但显然一部分印尼穆斯林是为了“五斗米”而选择学经。

除了“压力动机”下的信教，“满足动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教收益。

相对不信教的人，信教者更易于通过自律和助人获得精神满足，这种满足反过来也改善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美国的统计数据发现，教徒比非教徒的身体状况普遍更好，他们抽烟少、喝酒少、不易超重、而且更多保持婚姻。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Hummer做了8年社会调查之后，在1999年发布了一份分析，结论是保持每周去一次教堂，可以延寿7年。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Timothy Brown甚至这种“满足动机”做了一个估值。2009年他做了一个计算模型，量化信仰上帝的收益。他的逻辑是这样，虔诚信教的美国人获得了一种额外满足感，这类似于一个人赚到更多钱产生的愉悦。美国人平均每周的祈祷次数是8.1次，据此他推算，如果一个人每周多祈祷一次，其产生的满足获益，相当于你每年额外多赚12,500美元。

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上面的收益分析（拯救来世、互助保险、满足获益），其实只是完成了一半的算计。另一半的算计，就是信仰的成本。任何信仰皆有内在的成本，难道这世上有不付保险费的保险服务吗？

所谓“既入我门，须依我法”。中外宗教大多对信徒施加强制性要求，譬如饮食的禁忌、着装的限制、性行为的约束，等等。每个教派的细规如何，并非事情的关键，真正的关键点在于，成本一定要足够高。

譬如犹太教盛行割礼，一刀剪下去，小弟弟血淋淋的付出，才有资格入会。12世纪的犹太学者Maimonides阐述割礼的价值，讲的很透。他说（大意）：割礼不仅为了性接触的限制，更是上帝信众的共同身体符号，陌生人再也无法冒充进来。

他的意思用经济学的角度，其实是说，提高信仰成本是防止free rider的一种必要门槛。

这些严酷戒律并非是信仰的全部成本，还有一个很大的个人成本是时间投入，或曰机会成本。

MIT经济学家Jonathan Gruber对时间成本做了一些分析，他发现时间成本可用来解释几个有趣的宗教趋势：

1）美国女性比男性更信教，更爱去教堂，因为女性赚钱少，陪帝哥的时间成本低，更划算。

2）美国各州对购物中心周日禁止营业的限制取消后，参加礼拜天弥撒的人群骤降，因为周日陪帝哥意味着放弃购物，这种机会成本让很多人无法接受。

3）富人喜欢捐钱给教会，但不愿去教堂，穷人不愿捐，更愿意去教堂。无它，皆因二者时间成本差异悬殊。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在美国，教会接受的捐赠每增加1%，伴随着0.92% 的教堂出席率的下降。看来，人们不但算计着为帝哥的付出，算的还很细。

现在，从个体信仰的层面，提升到教会的高度。在经济学家看来，教会又是什么呢？

教会的行为模式很像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向消费者（信徒）提供信仰产品和服务，神职人员则类似企业的生产人员。在此意义上，如果将来出现“少林寺股份有限公司”甚至IPO，也不算太离谱。同理，释永信被称作少林CEO，其实是道破了这位胖住持的本来面目。

和市场上的企业行为无异，若你观察教会或寺院之经营目的，无非是扩大信徒数量（发展顾客）、鼓励长期信仰活动（提高客户粘度）、获取尽可能多的捐赠或香火钱（利润最大化）、以及防止信徒被其他宗教吸引（保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垄断）。

从盈利能力来说，历史上的天主教会可谓此中高手。

如果您熟悉教会史，你可能记得中世纪晚期，天主教发明了一种东西，叫“赎罪券”(indulgence)。教会为此制作了很有感染力的营销广告，是这样写的：“银钱投入捐献箱，发出叮当一声响，即从炼狱中得到解脱！”

（中世纪的天主教赎罪券）

比赎罪券更聪明的产品设计，是所谓的“密室告解”。传统的忏悔是在全镇公开场合做出的，而密室告解则允许信徒（顾客）向神职人员（销售员）在一个私密房间进行一对一的悔过。这种悔过的实质类似于一种商业交易，神职人员在密室中悄悄的评估顾客身家财产，来区别他们应缴纳的悔过银钱，顾客则买到了身心宁静。

此种差异定价在1501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在亨利7世治下，天主教会发布了一个精密的价目表，为不同收入的英国人口制定层级分明的赎罪价码，例如年入2千英镑的人要支付3英镑赎罪，年入20英镑的人只需支付16个第纳尔。

中世纪天主教的经营智慧一直到了今天，也仍是无数企业孜孜以求的目标：通过细分市场和对顾客的价格歧视，赚取全部的超额利润。

最后，把各种各样的教会（企业）和千千万万的信徒（顾客）放到一起，很自然的，宗教市场出现了。

亚当斯密所宣扬的自由竞争法则，似乎对宗教市场也很有效。1991年，美国Santa Clara大学的经济学家Iannaccone做了一个研究，他选取了12个新教徒国家（美、加、澳、欧洲诸国），发现教会的市场集中度和教堂参与度之间，存在高度的负相关性。

这个关系如下图所示：

横轴是经济学常用的Herfindahl指标，这个指标测量产业集中度。由于美国宪法允许宗教间的竞争，所以美国的宗教产业集中度最低（最左边），接近自由竞争格局。北欧诸国皆是路德宗的新教成为国教，一支独大，产业集中度极高（最右侧），接近于垄断企业。

纵轴测量的是各国人口的每周教堂出席率。美国最高，40%。北欧最低，10%。这说明，宗教多样性是有助于促进信仰活跃度的。事实上，Iannaccone发现，不仅教堂的出席率差别，这些国家的教徒祈祷次数差异、对帝哥笃信程度的差异，皆可从产业集中度的差别中，找到90%的原因。

这个研究表明，最有活力的信仰市场，应该是一个允许帝哥、真主哥、如来哥和各种其他哥共存的市场。放眼世界，这个完美的市场在哪儿呢？

最佳市场很可能在中国。

中国人对各派宗教大杂烩式的容纳，似乎也可用经济学的投资组合观点给予解释：分散风险，提高收益。

这意味着，中国人对任何宗教的参与度都不高，但什么东西都“宁可信其有”。中国乡村可以同时供着数不清的各界神灵，而中国人碰到任何寺院都愿意功利性的进去拜一拜，许个愿，扔几个铜板的香火钱。所以，究其实质，是一种更加专注成本-收益匹配的计算。

一下子说了很多亵渎信仰的话。帝哥、观音姐、泰山老奶奶、各路大神们，我承认，我是故意的。请你们把我早点发到地狱吧，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