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狼种的悲嚎，奇妙的混搭——突厥三大碑（上） -- 毘沙门

尽管意思不一样，但其中涉及的许多相同的名词却是解读的钥匙。下面是俺整理的一些东东：

古代突厥文是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使用的文字。因其在外形上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文相似，所以有些学者称之为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为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主要碑铭是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鄂尔浑突厥文，语言称之为鄂尔浑突厥语。又因为这种文字也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叶尼塞文。

这种文字除为突厥汗国使用外，也为西迁前的回鹘人和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使用。

在我国汉文古代史籍中曾谈到公元6世纪左右突厥人已有文字。如《周书· 突厥传》中说：“其书字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传》中下面一段记载也表明当时突厥人似已使用文字：“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按此事发生在公元574-576年间突厥陀钵可汗在位时）。

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字，其结构如何，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我们并不知道。

突厥古碑铭被发现后，有不少人研究和试图解读这种谜一样的无人知晓的文字。1884年芬兰人阿斯培林（J. R. Aspelin ）在比较研究了碑文中的所有文字符号后，虽正确地提出这种文字大约由39-40个符号组成，文字的书写是从右到左，但仍无法确定符号的音值。

同时在此期间关于是什么民族留下这种文字的碑铭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猜测意见：如古代匈奴人、古代芬兰人、古代突厥人、古代蒙古人等。

如果没有突厥三大碑的发现，那些奇异的铭刻文字的解读也许仍然处于蒙昧阶段，甚至仍然迷失于错误的方向。1889年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组织了以雅德林采夫（ N. M. Yadrintsev ）为首的蒙古考古队，他们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Koshotsaidam ）湖畔发现了轰动世界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关于这次的发现，雅德林采夫在其《蒙古及鄂尔浑河上游考查总结》一文中这样写道：“非常坚固结实的花岗石千百年来被侵蚀的情况表明，它们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碑上刻有前在西伯利亚其它地方也曾发现过的、谜一样的如尼文（按指古代突厥文）。在边上和背面并刻有汉文。如果是汉文的话，很可能就是解读（另一种）文字的钥匙”。

1893 年12月15日，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V.Thomsen ）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胜利解读古代突厥文的经过。该报告的发文本题作《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初步成果》于1894年在哥本哈根正式出版，后来人们把这个时间，称作“突厥再生”（Rebirth of the Turks）的时刻。

“谜”终于被解开了。原来这些碑文既不属于匈奴人，更不属于什么古代芬兰人，而是属于曾建立强大突厥汗国的古代突厥人。语言是古代突厥语。内容是记述突厥可汗或其王子、大臣的生平事迹和武功。

这个汤姆森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他此前已经学习和研究了数十种欧亚语言和文字。那么，汤姆森究竟是怎么解读出来的呢？

汉文在其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与突厥文的意思不同，但二者却涉及到许多相同的人名、地名等。在汤姆森解读这种文字之前，人们已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该二碑都同时刻有汉文）的汉文部分中知道碑铭是属于突厥汗国，语言应为突厥语。《阙特勤碑》并明确写出建碑年代——大唐开元二年（公元732年）。这些都大大方便了古代突厥文的解读工作。

汤姆森首先根据这种文字的符号多达38个这一点，认为它不是一般的音素文字（即字母文字），而是音节文字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的语音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其次汤氏根据突厥语元音和谐律这一特点，确定了表示8个元音的四个元音符号。

在解读辅音符号的音值方面，经过深入、仔细的研究，他发现这种文字中的8个辅音，因和其拼写的元音不同（即前元音或后元音）而用8对符号表示。这一发现对解读整个文字系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之后，他根据汉文“阙特勤”的古音k’iwat-te(k)-gin 正确解读了kUl tigin “阙特勤”一名，然后又解读了tngri“上天”一词。在该二字的基础上，他又解读了碑文中常见的 tUrk“突厥”一词。

另一说，汤姆森先是确定了铭刻文字的书写和阅读方向，不是由左而右，而是如中文一样自右而左。其次他清点了字母的数目，并确认这是不见于史籍记录的古老文字。最后，他开始解读和辨认单词，第一个被读出的单词是“天”（tngri），后来这被看成一个神秘的巧合。

正是通过汉突两种文字的比较研究，汤姆森逐渐解读了碑上的其他突厥文字。

至于具体细节，恐怕要问专门研究突厥的语言学家了，俺这种半吊子恐怕无法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