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读老75章，看历史周期律，记下对时事的简单思考 -- 山有木兮

这是我的《庄冬:艾因斯坦的笑话和民主是个啥东西？》里的一段：

(四) 黄言陪忽悠的周期率

说民主的人们有一个津津乐道的有名的黄炎培和毛主席的对话。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对这个有名的对话的解读。这是那个有名的对话的原话：

黄炎培：“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话完！

很明显，“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是不受什么“周期率”的支配的。如果说这个“周期率”的支配的意思是“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表达的含义的话，那这个“周期率”的支配的意思就是“万物都有一死”，或者说是“生的快，长的快，死的也快。”

所以，黄炎培实际上是在忽悠万物都有一死，最多也就是说了有的物生的勃焉，长的勃焉，死的也忽焉，就是“生的快，长的快，死的也快。”

但是他用“周期率”这三个字加上了“周期”还带“率”，不是姓塞(就是“科学”)还能是姓啥？也许黄炎培是自觉的和有意的在忽悠，那他就是聪明的。也许黄炎培是不自觉的和无有意的在忽悠，那他就是盲目的。

为什么我说黄炎培是在忽悠呢？

因为他说“周期率”没给出“周期”，恐怕他也根本就没想过说“周期率”应该算算“周期”是啥。如果连“周期”都不算也不知道的话，还谈什么“周期率”呢？

所以，我肯定黄炎培是在拿“周期率”忽悠，只是他是否在自觉的和有意的忽悠不能确定吧了。特别是考虑到黄炎培关心的其实是乃至一国的 “中国”，可他却列了一连串的“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我肯定黄炎培是在拿“周期率”忽悠就又多了一个证据。

我的时间有的是我都嫌黄炎培罗嗦了，不就是“改朝换代”嘛，忽悠“周期率”还没算周期。

其实呢，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虽然多各朝各代却也是从短的十几年、几十年到长的几百年长短不一的，那里有什么“周期”呢。

如果看中国历史一定要说出个什么周期的话，我孤陋寡闻就只知道一个《孟子公孙丑》记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人家孟子好歹给了个周期：五百年！

连我这样竞争性不是很强的人都看出来黄炎培是在忽悠了，所以我猜毛主席也一定看出来黄炎培是在拿姓塞的那个先生在忽悠了。

自然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毛主席就拿姓得(就是“民主”)的那个先生忽悠回去了。

大家看看毛主席的这段话到底是不是纯忽悠吧。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前面已经说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周期率”。黄炎培忽悠的“周期率”的内容其实是我前面说的万物都有一死的意思，无非是有的命长一些，有的命短一点而已，因此所谓跳出这“周期率”的新路实质上就是长生不死药。

我不管在延安的窑洞里的时候毛主席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相信毛主席那时是一个唯物论者，也就是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万物都有一死，也就是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政府也都有一死，也就是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没有什么政府的长生不死药。

当然啦，我相信毛主席相信“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毛主席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跟“两个先生”的关系不大或者说至少是没什么必然的等价关系了。

不过呢，有人说了：“黄的话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提醒共产党一旦掌握政权，能否注意历史兴衰经验，避免王朝更迭覆辙。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同一目的。”

其实黄与郭是完全不同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看到了中共的农民起义成分和李自成的相似性属于打预防针是为了避免一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农民起义胜利后的常见病，黄的话是泛泛而谈“避免王朝更迭覆辙”又不直来直去开门见山是忽悠王朝的长生不死药（王朝更迭覆辙是什么？就是王朝的死嘛，王朝的死避免得了吗？），两者完全不同。

这就好比你老婆生了个儿子，郭医生说孩子有可能会得麻疹打我的麻疹预防针吧，黄医生说孩子会死吃我的长生不死药吧，两者完全不同。至于善意不善意的吧，我就不关心了。

有人还说：“黄的所谓“周期”，其实是规律，不能从字面理解为时间。所以他用“勃”“忽”来修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之一，就是不能事事以数字计量。若黄定出确切时间长短，反倒近巫近卜，符合忽悠的特征了。”

但是我以为黄的所谓“周期”，其实不是规律，只是“改朝换代”和有生就有死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不能从字面理解“周期”为时间，那理解为什么？先信仰黄的正确性，然后再往正确的地方解释？规律不需要修饰，用“勃”“忽”来修饰的不是规律。为什么不干干净净直来直去开门见山而要用“勃”“忽”来修饰呢？既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之一就是不能事事以数字计量，那就不要用有数字计量含义的概念如“周期率”，因为这样不仅不会帮助交流思想时保证准确无误还至少有忽悠的嫌疑。有巫卜定出确切时间长短的吗？没有吧？因为那样一来就可以验证了。黄当然不比算命的傻，若黄定出确切时间长短，也就可以验证黄就无法忽悠了。黄含糊其辞才反倒符合忽悠的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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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最近写的（原文在文学城，这是链接：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8820/201204/20709.html）

说说中国和美国的内部矛盾

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主要是经济问题，美国的内部矛盾已经开始爆发了，比如说占领华尔街和百分之一跟百分之99什么的。关于美国的内部矛盾咱就只说这一句，大家拭目以待吧。

中国的内部矛盾比较明显也比较严重，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国不仅有自己的自然的内部矛盾，还有外部挑起的内部矛盾。

由于建国初期的物质资源的极端的贫乏，同时还必须完成中国的工业体系的建设，所以，毛主席的中国差不多是一个某种意义下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因为物质资源的极端丰富，而是因为物质资源的极端的贫乏，因此，那时的共产主义其实是某种意义下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过后是奴隶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的财富比较平均，到了后来有了一定的物质积累就发生了不平均，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不平均开始吧”的另一种说法，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在某种意义下是一种奴隶社会，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一些甚至很多奴隶社会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而且这些奴隶社会的现象还是不可避免的，没办法，不可避免，物质资源的增长就那么个速度，从而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必然经过那几个阶段，只不过今天的中国社会的某种意义下的奴隶社会是中共统治下的。关于中国的内部矛盾咱就说这些，大家拭目以待吧。

反正现在是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主要是经济竞争，跟战争是士兵之间在战斗一样，和平时期的经济竞争也是人民大众和他们的利益在战斗，只不过战争中牺牲的是士兵的生命，而经济竞争中牺牲的是人民大众的经济利益而已，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经济竞争者或经济战场上的战士。

只不过战争中的指挥者是各级军官，而和平时期的指挥者是各个经济实体如公司等等的管理者，当然都是在国家和政府的框架下进行的

所以，你就看到了“在全球主义的当代社会，无论是“资本串联权力”，还是“权力串联资 本”。人民大众的利益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了。无论是美国民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中国政治的“重庆模式”，都只是国家（权力）与资本势力搏垒的筹码 或牺牲品。当大众利益的诉求危害到资本这个当代“主体”时，就必须给予迎头痛击。”

其实呢，你看到的是和平时期各个经济大军在经济战争中，跟士兵的利益在战争中首当其冲一样，经济战争中的士兵就是人民大众，因为人民大众在经济结构也就是经济大军的最底层，因此，不仅不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了”，而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就是战场上被争夺的战利品，如果一定要说“人民大众的利益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了”的话，那就是在经济战争的进行中，随着经济战争形势的变化，各自的经济大军中的战士们领到的军饷也随着变化了。

因此，你看到的“无论是美国民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中国政治的“重庆模式””是随着经济战争形势的变化，各自的经济大军中的战士们领到的军饷也随着变化以后在各自军中产生的某种意义上的“哗变”。

所以，人民大众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大军中的战士，虽然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接轨”，中国的经济大军的组成和结构是跟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军的组成和结构不同的，虽然打起仗来都是士兵对士兵，解放军的组成和结构也是跟在解放战争中的国军不同的，也跟抗美援朝的美军不同。但是，虽然组成和结构有不同，打起仗来也还是士兵对士兵，士兵的生命首当其冲。

如果，资本这个当代“主体”可以基本上准确的描述西方国家经济大军的组成和结构也就是“性质”的话，假设中国的经济大军也是同样“性质”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大军应该是必败无疑的，因为那就好比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共军也是“唯武器论”的战术也不是什么“人民军队”。

说到这里就是国家体制和性质的问题了，如果中国的所有制还基本上是可以定性为公有制的话，那么，中国还有胜算，或者至少可以自保不败。反过来，如果中国的所有制还基本上是可以定性为私有制的话，那么，中国是必败无疑的，因为那就好比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共军也是“唯武器论”的战术也不是什么“人民军队”而且武器装备还远远不如国军和美军。

当然了。还有世界环境，我喜欢从竞争角度看问题，从竞争角度看还是右比较好，尤其是要维持世界右，其实就是西方右，因为谁都需要卖国的，中国也需要西方出卖国的，也就是出卖西方工人阶级利益的。

比如说当年中国需要苏联左，所以，中国当年必须左，不应该右，因为苏联左了才有可能反美，才有可能发挥共产主义精神帮助中国。

现在中国需要西方右，所以，中国现在必须右，不应该左，左了显然与此不利，或者说中国不需要西方的民族主义抬头，因此中国自己也不应该民族主义。

总之，中国需要维持现状西方沿着目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中国再右一点就给西方希望按部就班继续走下去，因为西方在消，中国在长，一旦此消彼长到了一定的程度，是非曲直正确和错误的标准都会改变的。

最后再说说中国的内部矛盾

任何社会的矛盾都是不平均的问题，孔子就知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均就是农业国和工业化的不均，简单的说就是城乡差别，因为工业比农业的市场价值高，这个结构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无论是投票还是不投票，或者任何别的形式的民主还是不民主，独裁还是不独裁，水载舟亦覆舟是永恒的真理。

几千年来农民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水，虽然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工业化了一部分，但是中国社会的水依然是农民。

可是，虽然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水，但是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此，在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农民阶级还依然必须扮演配角，也就是说城市和工人阶级必须扮演主角，因为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

所以，毛主席说中国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由于现实是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巨大比例，用绝对压倒多数来形容都远远不够，因此，使中国的农民阶级这占绝大多数的一部分人口扮演配角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同时，使中国的工人阶级这占绝少数的一部分人口扮演主角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为了使农民阶级扮演配角，同时使工人阶级扮演主角，毛主席当年用城乡差别和政治教育，那时的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已经是历史了。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当年彭德怀的“为民请命”和梁漱凕形容的“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

今天，中国社会依然需要农民阶级扮演配角和工人阶级扮演主角，只不过今天基本上就是只有经济方法一个了，也就是城乡差别。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需要农民阶级扮演配角和工人阶级扮演主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相对压低农民阶级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同时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

中国社会依然需要农民阶级扮演配角和工人阶级扮演主角，这也是建国以来的现实，由于农民和工人差不多就是全部中国人口了，中国社会的其他阶级只是在中国导演的农民阶级扮演配角和工人阶级扮演主角的这场戏里找自己的位置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显然的，压低绝大多数人口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同时提高少数人口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是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但是这是中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必经之路，同时，在这个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大环境下，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也就应运而生了。

但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农民阶级要做出巨大的牺牲，而且其实已经从建国前战争时期就开始做出巨大的牺牲了。

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老百姓只能希望一个以共产主义价值为主导的政党带领中国人走过这个过程会比一个以资本主义价值为主导的政党好。

说多了！到此打住！

但是，咱依然是相信“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好像是毛主席说的吧？

所以，中国的天：风景这边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