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耶稣在耶路撒冷降生之时，新一轮的帝国征服者已经统治了希腊化世界。但是这些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却几乎从未挑战过希腊化社会的文化主导地位——恰恰相反。与亚历山大不同，他们的统治延续了几百年，关于他们的记忆则至今依然纠缠着基督教。罗马是一座极富使命感的城市，因为当初谁也想不到一片如此无关紧要之地竟然能对整个世界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希腊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斯特雷波——他去世后不久耶稣就踏上了公开传道的道路——曾有过相当刻薄的评论，在他看来正因为罗马资源贫瘠才使得罗马人将好战天性与求生决心当做他们唯一的财富。除了几片森林与几条河流之外，罗马城周边就再没有别的什么物产了。而且罗马城坐落于意大利半岛中心，因此甚至连国际贸易路线也挨不上一条。罗马城缺乏天然屏障。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当地的农业产出也越发捉襟见肘，要不是罗马征服了新的领地，根本养不活这么多罗马人。*30*

公元前八世纪中期，罗马成为了一座外有城墙内有国王的城市，有点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公元前509年原统治者被推翻，从那以后罗马人对于“国王”二字就有了病态一般的恐惧。再也没有人使用过“罗马之王”这一称号，直到一千五百年后，在今天德国的土地上才出现了一位再度使用这一头衔的基督教统治者。此时罗马帝国早已远去，旧日的禁忌自然也无人响应。原统治者遭到推翻之后，罗马陷入了贵族与平民派之间长达整整一代人的冲突当中，正如当年的希腊一样。但是与雅典或柯林斯之类的希腊城邦相比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截然相反。贵族们赢得了战争，他们发展起来的共和制直到帝国灭亡都一直影响着罗马政府的形式。而平民们连他们在君主时期曾拥有过的那一点权力也没能留住。市民大会依然存在，但不过是徒有其表。实权落在了两位执政官、从贵族中选拔的官员以及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手中。即便在元老院里，资历浅的成员也没有多少话语权。平民影响政治的唯一方式就只剩下了民选护民官，他在任职期间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护民官的职责是维护平民的法律权益。甚至到了帝国后期平民权益一再萎缩时，护民官依旧时常否决元老院通过的立法。

至于在其他方面，罗马共和国也与雅典模式的民主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待到基督教社会成形之后，罗马的不平等平衡对基督教贵族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们接下来还会遇到好几个这样的“共和国”（或者按照英国人的翻译就是“联邦”），以示其与君主国的不同。此类“共和国”在拉丁语基督教以及东正教世界两边都能得见：威尼斯、诺夫哥罗德、波兰-立陶宛以及十七世纪克伦威尔治下的英格兰。罗马共和国与希腊城邦之间会有这样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罗马持续不断的扩张欲望。罗马总是处于程度不一的战争状态，要么是为了维护现有领土，要么是为了对外扩张。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真正的民主制着实是一款无法承受的奢侈品。为什么罗马的扩张如此成功呢？许多其他国家也进行过十分戏剧性的扩张，但是之后不过存续了几代人或者两三百年而已。相比之下罗马帝国西部存在了一千二百年，在其灭亡后东罗马帝国又继续存在了一千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罗马与希腊的另一处反差：罗马人在种族问题上相当开放。他们向有资格的外国人随意发放罗马公民身份——所谓“有资格”意味着日后有能力提供回报，即便只是对帝国大业感恩戴德的配合。在少数情况下，整片地区的居民还会被集体授予公民身份。甚至连奴隶也有可能摆脱非人身份一跃而成为公民，只要在当地地方官面前举行正式仪式或者由其主人认可就行了。*32*

这一极富原创性的公民权观点从何而来很难说清。它一定是在国王倒台后贵族与平民争夺权力的斗争中逐渐成型的。不管怎么说，罗马的做法使得日益增多的人们将自己的既得利益与罗马帝国的存续联系在了一起。公元一世纪就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大数的犹太裔帐篷匠人保罗虽然身处远离罗马的小亚细亚，依旧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罗马公民，因为他知道这个身份足以保护他不受地方势力的威胁。或许正是这份对世界公民身份的自豪使得保罗第一次想到，那位在幻象中赢得他的效忠的犹太裔先知或许传达了一条面向所有民族而并非仅仅针对犹太人的信息。

罗马共和国自存在以来就一直在地中海地区稳步扩张。在早期罗马一定与希腊有过接触。在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开始觊觎希腊本岛。罗马最终征服了希腊与近东，此时近东的统治者还是亚历山大大帝手下某将领开创的塞琉西王国。这个过程并非事先计划的结果。罗马与塞琉西王国的关系一开始还不错，后来才逐渐恶化。最后共和国于公元前192年至188年塞琉西国王安条克三世在位期间发动了战争。一系列战争的胜利使罗马成为了希腊的统治者，随着日后征服埃及托勒密王朝，罗马的势力范围囊括了整个地中海。这段征战的结果产生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悖论（并非只是说说而已），奥古斯都皇帝的崇拜者、罗马诗人贺拉斯用拉丁文十分到位地阐述了这一悖论：“身为俘虏的希腊却将野蛮的胜利者征服，并将艺术传播到了粗鄙不文的拉丁姆。”*33* 罗马与希腊的关系总是伴随着些许焦虑与紧张，有一件事很能体现这份尴尬：新晋帝国的罗马采用了一个很应景的传说，称罗马奠基人的祖上是特洛伊战争的流亡者之一，特洛伊人艾尼阿斯。因此随着罗马在东部的凯旋，荷马笔下希腊的头号大敌终于压倒了希腊。话虽然这么说，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与哲学却十分热衷，因为它们为罗马高度发达的军事技术、行政组织以及法律事务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补充。在帝国内部希腊语获得了几乎与拉丁语等同的地位。实际上在耶稣降生之时，希腊语已经成为了中东地区的通用语。而在基督教会刚刚出现的最初二百年间，绝大多数基督徒所说的也是一种相当通俗化口语化的希腊语变体。公元六七世纪，希腊语取代了拉丁语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这一举措也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支持。对于一个战败民族的语言来说能取得这等成就着实空前绝后。在众多希腊化王朝纷纷覆灭之后很久，这番成就依旧是对希腊文化生命力与适应性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