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赵南元：德先生对话赛先生 -- 南渝霜华

德：有个关于民主与专制的 “男孩女孩学说”，不知你听说过没有：据说男孩和女孩的平均智商差不多，但是分布的参数不同，男孩的均方差比女孩要大，分布更宽一些，所以在出类拔萃者中，男孩的比例比女孩多，同样，在另一端，在特别笨的白痴里也是男孩比女孩要多，而中庸者则是女孩比男孩多。这个模型可以用来作为民主与专制的一个隐喻：一党专制就像男孩，当独裁者比较英明时确实可以带来高效率和高速发展，但其代价是高风险，一旦独裁者犯糊涂，走一招臭棋，就没有力量可以制衡，导致大劫难的发生（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坏皇帝”问题）。例如中国的大跃进、文革这样的浩劫在多党制的民主体制下就不可能发生。多党制的民主体制虽然效率低，决策慢，但是一旦领导出了大纰漏人民可以将他选下台，不会形成浩劫。民主制度就像女孩子那样比较中庸，能够减少风险。所以丘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赛：你的主张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先说实践：从经济损失来看，以发电量作为指标，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分别使得发电量低于事件前的年份持续了3年，合计的经济发展损失是6年；而苏联民主转型之后，俄罗斯的发电量20年未恢复到转型前水平，发展损失20年。由此可见，民主转型是比大跃进和文革加起来还要大3倍多的浩劫。这是生产方面，再看生活方面：大跃进和文革主要影响在60-70年代，而在此期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长最快，从45岁增长到65岁，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和印度拉开了最大的差距（12岁）。而苏联的民主改制之后，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1990年首次下降到低于中国，而且在其后的20年中都没有再超过中国。所以俄罗斯领导人也承认，苏联的民主转型是堪比蒙古入侵、德寇入侵的大灾难。

从理论方面讲，这个模型是以正态分布为基础的，那么只有在领导人由抽签决定的“抽主”条件下，其随机性才符合这个模型。在现实世界里，领导人的选择势必尽量趋向右端，那么男孩分布显然优于女孩分布；或者说，“拔主”显然优于“选主”。事实上各种有力量的组织，例如公司、军队，其领导人都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任命产生的。

德：这个“尽量趋向右端”的假设未必符合事实，选择领导人的影响因素太多，综合起来就有随机性了，依赖碰运气终归靠不住。

赛：如果作全球统计，或许能看出随机性，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有个印度学者研读基辛格的《论中国》时，有这样的一段感想：

“此外，基辛格书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值得印度学习，这其中有不少是值得羡艳的内容。在评论中国经济的相对成功时，总有一种天真的说法被提及：中国政府的独裁统治帮助其经济迅速发展，而相比之下，印度乱哄哄的民主政治显然阻碍了改革进程。书中描述的真实情形是，几百年来，中国在接近权力中心的地方总有一些人将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中国一直幸运地得到了这些人的庇护。

“从帝王时代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能弥补帝王愚蠢通病的官员；到十九世纪甘冒生命风险来保护国家不被欧洲列强欺负的中国外交官，中国似乎总能在合适的时机涌现出胸怀历史大局、笃信中国文化、维护整体利益的人。甚至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周恩来这样一位人物，他缓和了毛泽东一系列政策造成的冲击，使中国避免了垮掉的命运。”

印度人看到了现象，但无法追究其背后的原因。中国自秦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能够延续两千年，是因为中国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深厚的文化积淀，解决了几个关键的问题：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如何产生？如何延续？政府需要什么样的人执政？如何选拔出贤能的执政者？

“国家”这个词汇只有中国才有。中国人的社会结构以家庭、家族为蓝本，在世界上的众多语言中，汉语是描述亲戚关系词汇最详细的语言，中国人尊重祖先胜过尊重神灵，而“国家”这个词汇，也正说明中国人把国看成放大了的家。中国人要求“国家”的“父母官”为“子民”提供相对平等和周到的服务，也愿意赋予政府为此所需的较大权力。中国的理想政府不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平台，而是超越利益集团的中性政府，追求的不是博弈的纳什均衡点，而是全局最优点。

中国人重视实质正义而不在乎程序，正如其在意神佛是否灵验而不关注其来路。或揭竿而起，或弑君政变，都可以。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得人心者得天下，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就是明君贤臣。明君贤臣的延续来自于选贤任能，这方面中国历史经验丰富，从古代的举孝廉到后来的科举，逐步系统化和常态化。

中国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曲艺、评书等等，主角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内容就是面向庶民讲政治学，明君贤相和昏君奸臣的对比，诸葛亮、包公、海瑞、文天祥、史可法、岳飞、苏武这些典型，让大众对于为政者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了鲜明的印象。才子佳人故事中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的典型情节，则提倡选贤任能，赞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正是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正确塑造着现实的政治。

反过来说，没有中国这样的文化底蕴，只凭某种制度是搞不好国家的。“制度决定论”就是一种迷信，任何制度都有搞得好的和搞不好的，过去风行社会主义时如此，近来风行民主自由也如此。制度只是规则，规则还需要人来运用。正如围棋象棋规则各异，但都有下得好的国手大师，也都有臭棋篓子。

德：中国既然有如此光辉的传统，构建民主社会应该更容易成功。如果“钱主”是最好的民主，那中国也很快要具备条件了，中国的发电量、制造业正在超越美国，富起来以后自然不怕外来干涉，反过来还可以干涉别国，不是很理想的状态吗？

赛：中国过去难以实现“钱主”，不仅仅由于缺钱，还有文化传统的原因，即使将来中国成为世界首富，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国传统尊者的排序是“天地君亲师”，平民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商是排最后一位的。正如政权高于神权一样，政权也高于金权，这是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基础所决定的。古代传说最富的人是邓通，他是靠政权赐予的铸币权致富的，政权收回铸币权后一贫如洗。孙中山的治国理想，也不允许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让“少数人所得而私”。林彪说得更直白：有了政权，什么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都能打倒。这些都是在中国实现“钱主”的文化障碍。

当然，在西方国家，钱主也不能赤裸裸的推行，需要“民主”作其外衣，总统是你们投票选出来的，财富是富人靠自己努力挣出来的，谁也没法抱怨。这种骗局能骗住其他国家的人，但骗不了中国人，正如其他国家可以宗教当道，而中国不会，因为中国人讲实效，不盲从于主义和宗教。

印度的民主能够持续，是因为印度人信教，相信这辈子受苦是因为上辈子作孽，只要这辈子老老实实当顺民，下辈子就能享福。美国的民主能够持续，是因为美国人相信民主教和自由教，以为自己的那张选票真的能掌握乾坤，以为富人之富真的是靠努力和本事。即使有不满，也只能喊一喊，占领华尔街也只能不了了之，囿于民主自由的信仰，他们提不出改变现状的方案，只能哀求资本的怜悯。

中国人自古有“天下为公”的理想，为实现理想而寻找工具，不会迷信特定的程序，也不认为钱指挥人是理所当然的。

票选民主只能当外衣，只有背后隐藏着金权、君权、神权、军权、族权等实权的假民主才是可行的民主。但是中国人不太好骗，往往弄假成真，这就犯了“民主不能解决大问题”的大忌。

中国有两次民主的实践，一次是大陆的文革期间，一次是如今的台湾省，两次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以至于有流行语曰“到了台湾岛，才知道文化革命还在搞”。其特征是，全民政治热情的异常高涨，选战打得如火如荼。问题就出在用选票来决定政权的归属，而政权在中国又是高于金权、神权、军权、族权的顶级权力，决定所有的资源归属，这就不能不搞到你死我活了。

文革各省夺权时都出现了两大派别的恶斗，有些地方还动起刀兵，嘴里喊的都是毛泽东思想，心里都是谋私利的小九九。所幸中央权威还在，及早收了“巴黎公社式选举”的摊子，民主实验以失败告终。台湾省社会较为富裕，大家的坛坛罐罐不忍打烂，动刀兵还不至于，但是也比其他“民主国家”激烈，盖因争夺的是实在的资源。台湾省的票选民主可以持续，因为它也是假民主，对外的方针捏在美国手里，谁上台也改变不了，候选人们都要向美国汇报思想，实为外权掌控，选票决定不了最大的事。两蒋时代的专制，维持了蒋政权的相对独立，而在票选民主之后，政权完全成了美国的代办处。

德：信奉民主的人可以用“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一句话来概括其立场，你们的主张可否用一句话来概括呢？

赛：标语口号适合于盲从，但经不起推理。如果把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不考虑其代价和作用，那么“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一句话是完全够用了。如果把民主看成工具和手段，好与不好就会因其目的而不同，正如一把水果刀用来削苹果是个好工具，用来杀人就成了凶器。

“民主”“自由”作为政治宣传用语，用于宣传很起作用，如果用来动员群众干成一件利国利民改天换地的大好事，那么可以说“民主是个蒙人的好东西”；如果用这些口号搞得国家分裂，外力入主，族群对立，民不聊生，那么民主就是个蒙人的坏东西。

民主作为一种票决程序，其特征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用来败别人的事，是个好东西；用来成自己的事，就不那么灵光了，只能用其名而舍其实，搞成“民主集中制”，七嘴八舌之后一锤定音。如此一来，票决民主只能作为专制的外衣，如果这个专制是钱主，是以钱为神的资本主义专制，由于经济规律中马太效应的财富集中作用，必然代表1%的富人利益，那么对于1%的富人而言，能蒙住99%穷人的民主外衣是个好东西，而对于99%的穷人而言就是障眼的坏东西了。

如果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专制，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则民主的外衣无足轻重，票决民主是个表演性的东西。此时谈民主，其意义就应从程序正义转到实质正义，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重实效而非徒有形式的民主。

德：如果社会主义也搞市场经济，那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不同呢？人管钱还是钱管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市场经济的规律放诸四海而皆准，所谓社会主义有名无实，只不过把资本家的名字换成权贵而已。怎么说资本家也是靠智慧和努力发家，自由竞争出来的巨富是程序公平的结果，你能说比尔盖茨的巨富不是靠自身的本领挣出来的吗？大资本家富了，国家也就富了，巨大财富的国有和私有有什么不同吗？

赛：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是目标函数不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而资本主义的目标则是实现资本的最大化。二者有时会一致，例如资本富了国家也富，国家富了百姓也富。但是很多时候会不一致，例如美国部署NMD和TMD，这东西耗巨资而效果差，还会引发军备竞赛，于美国于世界都有害，众多科学家联名上书反对，但是小布什还是决定部署，目的是把国家的钱放到军火商的兜里去。再例如美国法律规定不许在自家院子里晾晒衣物，家家都有耗电极大的烘干机，对太阳能热水器也有严苛的法规限制，一系列的法律导致能耗巨大，美国家庭的用电量大约十倍于中国家庭。这些荒诞法律的产生也是由于能够增加能源利益集团的利润。

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自由竞争的程序其实并不公平，有利于钱多的而不利于钱少的，因为钱多的人可以操纵法规的制定，使其对自己有利。就以你说的比尔盖茨为例，微软是靠操作系统发家，但操作系统并不是微软发明的，微软的操作系统也不是最好的，仅仅因为乘上IBM PC的开放系统，成了事实标准，就攫取了远超其贡献的不当利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工程量和贡献远大于微软，但秦始皇并没有收取版权税和专利费，而把标准化带来的的利益都归公了。如果制订公制螺纹标准的人每个螺栓螺母收一分钱，他也能成为世界首富。虽然编写操作系统比制订螺纹标准工程量大得多，但是这种靠标准私有化挣钱的肯定发的是不义之财。

资本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资本增值，让社会按照资本的意志运行，在总根子上是钱管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人民的幸福，市场经济只是为了达到此目的的一个手段或算法，在总根子上是人管钱。当然，在枝叶的部分，例如在公司和员工之间，是公司用钱管人。当市场朝着不利于公众利益的方向发展时，可以用非市场手段加以控制，例如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资本主义的根本价值是资本增值，用“民主”“自由”等“程序正义”外衣掩盖其剥削实质，并用这一价值观对公众进行洗脑，这样即使出了大问题也无法改弦更张。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需任何外衣，人民群众也用这个价值观来要求政府，如有“权贵”的行为侵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可以迫使执政者加以解决。价值观决定社会发展的总方向。

德：民主自由是美欧向世界推行的普世价值，如果将来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有什么其他价值观可以作为普世价值向世界推广呢？

赛：中国的文化是“取经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传教文化”。“普世价值”这个词汇和概念源于一神教，其前提假设是一种信仰可以通行于世界。这种想法当然是行不通的，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谁也不能一统天下。美国将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推广，其目的是控制别国使得别国的行为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说白了就是便于掠夺。中国是生产性国家，靠勤俭发家致富，不靠掠夺致富，无需用价值观去骗人。真正的普世价值一定是众人认可的，例如饮食男女，科学技术，货币利益，这些公认的普世价值没人宣传，也不需要推广。

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的国家时，将会以其强大的生产性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依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强国依仗武力，靠掠夺和剥削过寄生生活，早晚是会过不下去的，毕竟其他国家也不是傻子，总有觉醒的一天。

如果其他国家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希望学习，可以到中国来取经。不过中国确实有不同于他国的历史和文化，要全部学到手也不容易，但是和中国友好相处互通有无占到一些便宜应该不难。

德：你的说法与流行的说法距离较大，有的一时还不易驳倒，不过我还会再找些论据，看以后能不能难住你。你这些奇谈怪论都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赛：欢迎你来驳倒，这样会使我们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其实我这些说法也没多少新鲜的，只是看到流行的说法多一些怀疑，和不流行的说法进行对比，看看哪个更符合实际，哪个更有道理，这是科技工作者的思维习惯。例如流行的说法告诉我们，民主是个好东西，一切坏事都是不民主造成的。如果这是真的，民主国家里的坏事又如何解释？读了那些不流行的说法，反倒觉得解释力更强一些，渐渐综合成自己的看法，再拿来解释现实，加以检验，不断反复修正，逐步完善。

德：那我也再去找些新的事例，以后进一步探讨。

赛：欢迎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