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就北京日报为张国焘路线翻案致北京市委信 -- gaogeli

毋庸置疑，张国焘给中国工农红军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

不过，中央最初并没有打算追究张国焘的个人责任。

早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久的1936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的主题，讨论中央的方针。会上，首先发言的毛泽东提出：

遗憾的是，张国焘恶习不改！为张国焘“出发点”的辩解，没用！

西路军基本解体半个多月后的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只要稍微留心就能发现，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那种庸人或别有用心者喜欢纠结“权力之争”的“小家子气”，其历史结论把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主要视野投向了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建军宗旨和建军原则。

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决议归因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

其一，政治局的结论没有将西路军失败完全归咎于张国焘个人。虽然，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之前和期间，曾经极大地干扰甚至破坏了中央的部署，并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后续影响，但自1936年11月1日彭德怀将前敌总指挥部东移至关桥堡与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会合，并得到“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后，张国焘便失去了对河东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指挥权；在11月30日张国焘抵达保安与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合之后，张国焘又失去了对河西之西路军的指挥权。简言之，从1936年12月1日起，张国焘对整个红四方面军作战行动再也无法干扰了。

其二，政治局的结论既没有用“执行张国焘路线”，更没有用“坚持张国焘路线”，而是用了“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有区别、有分寸似乎又有适当解脱暗示的措辞。

其三，将西路军失败归因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虽然有简单化归咎之倾向，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含有保护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合理缘由。对此，李先念曾充分肯定：“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李先念的话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西路军首长与中央在“打通国际”战略方针上是有分歧，但他们与张国焘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分为二，不是一个西瓜切两半，可以吃一半来丢一半。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西路军首长“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确有其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是西路军首长在战略视野上，有难企之境界。

从常理上讲，统帅与将领因肩负职责不对等、获取信息不对称等主客观原因，其战略视野通常是不对应的。二者视野不同，是常态。

就像辽沈战役之初，面对北宁线敌人突然增兵，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焦灼的是在两面受敌的局部战场上“准备了一桌饭，突然来了两桌客人”，而统帅部毛泽东的视野，则囊括了东北、华北、中原三大战场“一盘棋”。

同理，西进途中，西路军首长力求“抓住战机，乘虚前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多次要求河东主力西进增援，有其基于眼前局部战场自身生存需求的现实主义合理性。但中央的视野则不能囿于眼前，更不能立足于局部战场。在全国“一盘棋”中，中央不仅要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和支援的过程中，充分预想西路军西进之地缘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充分考虑有求于人时尽量避免孤注一掷的万无一失之策，还要面对河东即将到来的抗战高潮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以及由此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

还是一个特别重要背景，就是在红四方面军的建军史上，缺少像古田会议那样彻底的政治改造，即朱德总司令后来指出的“不像毛主席那样从政治上建军”，所以，“单纯军事观点”才得以畅行。

的确，毛泽东“打通国际”的战略方针，深刻体现了1929年古田会议明确的红军的性质、建军宗旨和建军原则——“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设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反对只管打仗不问其他的“单纯军事观点”，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因为，毛泽东深刻洞彻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也正因如此，徐向前历经磨难回到延安后，当他在洛川会议上听了毛泽东陈述“立足自己，吃饱了饭再说”，“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时候，立刻为毛泽东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所折服，并发自肺腑地盛赞“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抗战末期，美军派驻延安观察组中的美国国务院代表谢伟思曾经多方打听：“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共产党内公认的领袖？”结果，得到完全一致的回答：“他目光远大。”

战争年代，各路红军将星璀璨，几乎个个都是基于现实主义合理性的天才，但毛泽东不是，毛泽东是洞彻并力求把握更遥远未来的超级天才，由此，才逐渐成为众将星拱卫的“北斗”！

当然，毛泽东不是完人。双石落笔之处，也分析了毛泽东在西路军战史上的若干“误判”和“疑似误判”，但同时又坚决指出：

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毛泽东，很少有人能企及他那超越时空高瞻远瞩洞彻未来的非凡视野，很少有人能企及上他那超越现实纵横捭阖气吞山河的大手笔思路，党内矛盾乃至于斗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以设想，如果某些人为了把某位红军将领捧到天上，不惜把带领所有红军将领铁马冰河打天下的统帅贬得一无实处一钱不值，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问：这些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者傻乎乎地端起“屎盆子”是往谁的头上扣——统帅若是个大笨蛋，统帅麾下曾由衷赞颂统帅的将领，不是笨蛋中的超级笨蛋，或者不是假充笨蛋的口是心非小人，还能是什么？

其次，是中央的一些指示电报中，有难说之隐情。

西路军西进后，与中央的联系全靠电报。中央来电，有些事情说得清楚，如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必要性及方法；有些事情只能说个大概，如“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还有些情况，是暂时不能说的。

西路军是执行“打通国际”任务的，但共产国际关于“打通国际”的具体路径安排，却多有变化。最初，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给出的“……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之信息，以及张学良的建议，曾于1936年8月25日向共产国际上报了“分攻宁青”之方案。而当张国焘正准备率部奔赴河西走廊“大显身手”的时候，共产国际却于9月11日复电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指示，迫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将原来的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方案，紧急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下（包括彭德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都略去了“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这一带有强烈禁行意义的祈使句。

对此，双石解释道：

随后的情况是，所有中央领导都没想到——三大主力会师后，正在按“宁夏战役”部署展开部队，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突然通报了交货地点的变更——从北面的定远营，改到西面的新疆哈密。

面对共产国际的突然变化，双石如是解析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难言之隐”：

当晚22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第一次提醒西路军考虑东返退路（以后还有多次）。

经过几天的酝酿和筹措，11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

由于中共中央以严峻口气电陈上述理由，物资援助接运地点被东移到了安西。在有求于人的前提下，中共中央已很难从援助方争取到比这更多的让步了。

这一切，当时远离中央一心想“照直往西打”的西路军指挥员是无法知晓的。

再次，是往来电报里，有难读之隐言。

张国焘的“隐言”，是担忧“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而西进，不仅可以避免“交出兵权”，而且还“可以避开胡宗南这股强敌”。这些“隐言”，在一些关键的电报中，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中央批准红三十军西渡黄河前后，“朱张”通过电示“徐陈”，对中央宁夏战役的部署，或者变更，或者做有选择性的取舍，致使宁夏战役部署被釜底抽薪，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则通过一系列部署调整变成了后来的“三军竞渡”，乃至于差一点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

朱德的“隐言”，表现为类似“中央迁就了他的意见”。当然，也有不“迁就”的时候，即红军总部1936年10月 28日16时至20时连发4封电报上演的“变脸戏”。在那4封电报中，有两封电报间隔只有15分钟，就算“朱张”二人商量好了重发电报，也来不及，只能是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朱张”的名义，各发各的电报。

不但“朱张”有“隐言”，毛泽东有些话，如提醒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也不能对“徐陈”直言。为了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首长，毛泽东甚至还批评过彭德怀某些电报措辞“过于刺目”。毛泽东的“隐言”，更多的表现在维护团结时的妥协和让步，以及“追认”既成事实的“迁就”。

当时的“徐陈”，因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但读不到共产国际、中央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全部文电，还要面对多重的指挥系统。不同的指挥系统发来的电报，又各有各自的“隐言”。上级来电出现中央一套，红军总部“朱张”一套，朱德与张国焘以“朱张”名义发的电报有时又互相矛盾，前方的“徐陈”如何能全部看得明白？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曾说：“我们当时是以为总部命令是在军委指示之下的……”这话，是有历史背景的。

后人研究西路军的历史文电，如果不区分哪些是中央的本意，哪些是中央为了维护团结的妥协、让步，哪些是迫于既成事实无奈的追认，不区分哪些军事部署被张国焘因纠结“出发点”而偷梁换柱，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常常会南辕北辙，作出与历史真相大相径庭的荒谬结论。比如，某“西路军军史研究家”称，“150天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陈昌浩、徐向前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就是缺少判读战史文电基本功稀里糊涂为“张国焘路线”翻案进而贻误于读者、贻笑于历史最经典的一例。

改革开放后，徐向前等历史当事人虽然有了不同于几十年前的地位和环境，但年事已高，要翻检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电，力不从心。耄耋之年，他们看历史文电，只能靠秘书选择提供，受制于他人的阅历、能力和水平，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虽然中央并没有对西路军问题重做结论，陈云、邓小平对有关以52封历史文电为依据的西路军问题研究材料，也仅仅按照李先念提出的慎重建议，批示“全件存档”，但1984年出版由秘书代笔的《历史的回顾》还是全盘推翻了中央政治局关于西路军的历史结论。之后，《历史的回顾》被无度发挥，为妖魔化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学源头，并成为《历史的回顾》署名者生前不曾料到的一件身后憾事。

对于这个过程，双石在《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中，专著《第十章 余波回荡七十年》，作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双石的研究成果表明：1983年2月 25日李先念送中央各位领导传阅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52封电报，是《历史的回顾》执笔人有选择性提供的。

而这，正是徐向前、李先念等历史当事人被误导的症结所在，也是《北京日报》理论部辩称“我们组发的那篇有关西路军历史的文章，是以新版权威党史的有关精神为指导的”之史学源头。

而这种误导，又直接导致了起码来说是欠公平的舆论倾向——包括党报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主流媒体，一方面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文章，有的甚至公开为“张国焘路线”翻案，另一方面，又一致封杀他人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我党领袖申辩的机会！

为此，双石在书稿《第十章 余波回荡七十年》中，特意列举了其中被“52封电报”提供者“选择”掉了的另外68件重要历史文献，供读者从史学源头上去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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