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人眼里的周恩来 -- 元亨利

本文是转述怀特回忆录《寻找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一书中的记录，不代表本人观点，只是想提供一些关于周恩来的资料。

前面说到，费正清下来应该是怀特，因为怀特（Theodore White）是费正清的开山大弟子。1930年代，费正清从中国学习中文回到美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业也已完成，而且在中国完婚，万事具备，他到哈佛当了一名老师，开始了他的事业。而他第一个指导论文的学生，就是怀特，题目是中国历史。怀特是本科三年级。怀特选中文作为专业，也是偶然，他原来看书的教室，人多嘈杂，而同一楼里的燕京图书馆则静悄悄，所以他就常去那看书，不是看中文书，是带自己的书到那去看。去的多了，看累也了也会四下转转，看看墙上挂的书法，中国画什么的，渐渐的，就对中国文化有了兴趣，最后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费正清称怀特是他第一个，也是最让他激动（exciting）的学生，他说师生一对一的指导，很伤神，但怀特是例外，见怀特就像看国庆焰火一样。。。怀特也对费正清很欣赏，称费是给他指路的人，是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怀特与费正清两人可说是惺惺相惜，怀特也没忘了恭维一下费正清夫人漂亮。费则说怀特作任何事都会成功，但他天生是干记者的料。说怀特与麦克阿瑟是同一类人，难怪不待见记者的麦帅，见了怀特却打开话匣子，掏心窝子的话滔滔不绝。

怀特在抗日战争中来到重庆，担任时代杂志的记者。这里，他遇见了周恩来。怀特笔下的周恩来，主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手下六七个人员（怀特确实在他书里说过，龚澎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中国女人），却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于是周恩来有很多时间与怀特聊天。

怀特在美国新闻界很有名，有一些提问技巧，是他首先引入的，比如在采访的开头，先提一些看上去很简单随便的生活化的问题，来激发条件反射般的，但又是有新闻价值的回答，比如：“你现在感觉如何？”回答：“啊，很烦恼。”这种方法现在电视采访中很常见。还有一些新闻中常见的名词，也是怀特造出来的，比如“权力掮客”（power broker）等。正式采访周恩来时，怀特的开场白是：“阁下，你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那么你是更加中国人，还是更加共产党人？”。这句的英文是：“Sir, you are a Chinese Communist. Are you more Chinese or are you more Communist?”简单但不太好直译，似乎还是中国官方宣传中的翻译比较好：“。。。你首先是个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周：“我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是共产党人。”怀特还问过：“阁下，苏联共产党废除了宗教。假如中国共产党掌权，他们会不会废除宗教？”周：“中国共产党尊重所有宗教，我们会允许所有形式的信仰。”

下面是《寻找历史》一书中涉及周恩来的内容的编译：

面对此类准备好的问题，周恩来有一种其他公众人物很少有的能力，他会在他的回答中放一个诱饵，一个独特的新闻苗头。假如问话人咬钩，周恩来就会牵着他，引导对话沿着他设定的方向进行，来传递他的观点。

对于我来说，我对中国的军阀政治的传说很着迷，周恩来对此感到很有趣。他给我讲故事，指点我这个新手，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自己也很高兴。那时周恩来有很多时间，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总部的6到7个人是个寂寞的团体。一个尚未定型的美国记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他们认为可以影响时代杂志的机会。

就这样，友谊在一点一点的增长，一年后，周恩来专门请我吃饭。他的总部应该有接待美国舆论的预算吧，他们也可以用时代杂志的记者作为大快朵颐的借口，吃点比他们食堂通常提供的面条，米饭，蔬菜或偶尔的炖肉要好的东西。这样，我们一群人，共产党总部成员及我，唯一的西方人，在重庆最好的饭店，冠生园（Kuan Sun Yuan）吃饭。

（亨利注：主菜是一只烤乳猪）

读者要记住我离家有多远。我学会了喝酒，我也有了第一次与女人上床的经历，这些都过去了。我那时也知道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吃按犹太教看来不卫生的食物，不过我一直骗自己，我吃的肉是羊肉，牛肉或鸡肉，这样做是我与家庭传统的最后一点联系。我还是无法摆脱犹太传统，毫无顾忌的吃猪肉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亵渎。所以我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解释说，我们犹太人不能吃猪肉。席间顿时冷了下来，大家都很扫兴，还是周恩来，拿起筷子，说：“请，请，这里是中国，泰迪，你再看看，它看上去象猪，在中国，实际上这是鸭子。。。。”，紧张气氛一下化解了，我甚至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亨利注：周恩来指猪为鸭，化解难题，不过，如果怀特是那种正统的，原教旨（不知这么说对不对）的犹太教徒，就是那种哪怕是大热天也头戴大檐黑礼帽，身穿黑大氅，大胡子长鬓角，纽约华尔街上常见的那类，那么周恩来再急智，也不能劝动他吃猪肉。）

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吃猪肉了，为此我希望我的祖先们能原谅我。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人，他能让你相信，猪肉是鸭子肉，因为你愿意相信他，也因为他了解其他社会里的人和习俗并且尊重这些习俗。周恩来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所受的教养让他卓立不群，而他的脾性又使他能屈能伸。

如果需要，周恩来可以放弃仇恨，这使他在共产党人中很独特。比如在1945年，他向在美国大使馆的朋友请求，希望能飞到华盛顿面见罗斯福向他解释中国革命，他被拒绝了；也是1945，他想让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一起参加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也被美国拒绝了。1954年，他参与组织了日内瓦会议，暂时阻止了越南战争，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却不愿与他握手，在公开场合羞辱了他，这可能是古今中外一个外交家所能表现的最无礼的行为。后来很多年，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反美外交家。但是最后，也正是周恩来帮助毛泽东开通了周恩来与尼克松架起的中美桥梁。如果这座桥梁能带来长久和平，这将是周恩来对中美人民的最伟大贡献。

在我们刚认识时，他总是用不太熟练的英文与我交谈。时间长了，他也就越来越随便了，不一定每次都穿得笔挺，有时约见时间过了，他才穿着宽大带皱的衣服踱出来见我，也没刮胡子。周恩来有一张黝黑的面孔，脸色看上去几乎象地中海人。一旦放松了下来，他会表演记忆中的一次谈话中的每个角色，其面部表情也随之千变万化。我的中文不断进步，他开始用中文与我说话，龚澎则有时也在场，在我学习中国政治的过程中，翻译一些比较微妙的语句。

周恩来具有小说家的天分，也可能成为一个最棒的戏剧家（亨利注：怀特那时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演过戏）。他喜欢讲故事。一个年轻记者很少有机会能遇到这样一位伟人，这位伟人除了担当一个政治前沿的看门人外，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又有普通人的爱聊天的本性。如果在一个雨天下午，周恩来又恰好进入了状态，那么跟他的一问一答，几乎比得上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亨利注：这种场景很有点武侠的味道，寂寞高手对新人细数武林故事）。

我想了解发生在新疆的谋杀案。那里的地方军阀盛世才谋杀了毛泽东的弟弟（按盛世才的说法，是为了报复共产党杀了他的弟弟）。新疆的阴谋对我来说太复杂，即使在那绿洲，瓜果，鲜花之乡住了两个月，也无法理解，只有以朋友的名义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很善于分析政治问题，他的结论（加上手势）是：“为什么他们告诉你是我们共产党先杀了他盛世才的弟弟？我们更喜欢他弟弟，我们也可以杀掉他们两个。假如是我们杀的人，我们应该是杀他而不是他弟弟。他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污蔑是我们杀了他弟弟。”

皖南事变后，到了1941年2月，周恩来的愤怒稍减了一些，他说，他知道蒋介石没有直接指挥命令这次的屠杀，但是蒋让前线指挥官知道，如果他们消灭共产党，他不会在意。圣诞时在重庆，蒋介石亲自向周恩来担保，新四军能安全通过。蒋介石直到杀戮已经开始才得到通知，那时周恩来本人也由延安的电台告知此事，而延安则是从现场断断续续的电台联系中知道的。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答道，这不可能，没有发生这种事，但这是事实。我问他是不是蒋介石对你撒谎？“不是，”周恩来说，“是有人对蒋介石撒谎，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也在撒谎。蒋撒谎是因为他在派系斗争中要稳固自己的地位。他的成功就在于善于利用国内各种矛盾。国内矛盾越大，他的权力就越大。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有一天他会失败。”对于未来，周恩来又变得实事求是，而且更加冷静，他认为所有与中央政府的协议都中止了。新四军剩下的9万军队不会再撤了，他们要留在海岸线一带，在南京附近，上海附近，用自己的力量抗击日寇。“没有政府的供给，会很困难”，周恩来说，“但是我们要干下去。我们要向人民寻求支援。”

这类的谈话有很多次，我不知道周恩来是想说服作为一个美国记者的我，并通过我，说服时代杂志，让我们相信蒋介石政府是个无能的政府，而共产党是未来的潮流；也或许他仅仅喜欢教育我。我从他那学了很多，而他最后也接受了老师的角色。一天，他正在解释一个中国政治的地下运作的特别复杂点的时候，一个答案没说完，我就突然插嘴替他说了出来，这很贸然无礼。但他笑了，说现在我不是一个中国问题的新生了，已经是二年级了而且开始理解这个国家了。我被这个赞扬恭维的很得意。我不知道周恩来跟多少外国人说过这个，到是有人告诉我他最后的恭维是说国务卿基辛格最后也开始理解中国了。

即使知道周恩来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他会为了他的事业，或者为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荣耀而毫不犹豫地牺牲我，我还是无法不敬爱周恩来。当他在1943年返回延安时，我们两人的友谊也结束了。1944年，1945年我们有见了面，但那些交往多是职业上的，还有不太愉快的经历。我宁愿回忆与周恩来的最后见面，那是多年后，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

第一次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周恩来，尼克松夫妇坐首桌，我们记者桌自然离他们很远。我抓住尼克松起来到各桌敬酒的机会，向周恩来和尼克松夫人走去。走到一半，中美两国安全人员挡住了我，我在1972年再也不愿意就这样被挡住了。就在这时，周恩来和坐在他边上的尼克松夫人都看到了我的窘境。也许他们彼此间没什么话说了，因为我觉得帕特里茜娅尼克松和周恩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俩同时向各自的安保人员挥手要他们放行，就在我走上前去的时候，各自都向对方解释为什么叫我过去。周恩来的英语这时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能指着我说：“old friend，old friend。”而她以为我是来找她的，也说着同样的话。

我很惊讶25年了，周恩来还能认出我来。然后我就成了翻译了，对周恩来翻译尼克松夫人的话，对总统夫人翻译周恩来的话。我在那很不自然的停了两到三分钟，站在总统的位子那，当总统回来以后，我就跑了。周恩来和尼克松夫人的对话，无足报导。

七天以后，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那是在他与尼克松飞到杭州以后的事。杭州是中国的美丽城市，就像过去的美国旧金山，或现在的法国的卡尔卡松（Carcassonne）。那是一个糟透了的下午，一切都为电视台的人员和机器准备好了，都是象征性和炒作。位置和场点都被拉上了绳子。监视点也都按排好了，每个记者都有了自己的两平方尺的观察空间。我的位置是在湖上的一个月亮桥的一端，与CBS及NBC的人员在一起。尼克松与周恩来走过这座桥，带着装出来的若无其事的表情，好像这是老朋友在乡间散步时偶然碰上了一样。尼克松先看到我，把我指给周恩来看，我听不到他对周恩来说了什么，周恩来这时秀了一下他的英语，说到：“那不是泰迪怀特吗？解放以后他就没回到中国来过了。”我对这整个操控的旅行就很生气，二十年来，我一直想与周恩来联系，想问问他我能否拿到访问中国的签证，都没成功。，所以我喊道：“那不是我的错，我没办法回来。”周恩来能听懂，但已经不能流利地用英语表达，他说了一句中文。我的中文水平到现在也不行了，所以我得依靠官方的翻译，翻译说周恩来的回答是：“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错。”

我觉得这个翻译是准确的，这很象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的说话方式，那时他对西方人试图了解中国的努力觉得很有意思，也很赞赏。那些日子里，他会在私下承认错误。而他在公共场合里的主张是，我们这些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因此，不要干涉中国事务。这个主张很有见地。他一定同意吉卜林对这一思想的说法：“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无见面日。”不过我更喜欢他的说法：“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错。”

（亨利注：1944年10月到11月，怀特访问了延安。有一些美国军人也不时造访延安，还参加中共举办的舞会。）但这些舞会是很单纯的，有一个美国佬有一次想追求一个中国姑娘，结果导致中方的抗议，周恩来亲自面见了美国指挥官，巴雷特（Barrett）上校。周恩来解释说，这件事是不允许的，除非那个美国大兵真心全意的爱上了那个中国姑娘。

（亨利注：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我记得周恩来坐在前排，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周恩来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也许他是想显示他对毛的忠心，也许他是想树立一个榜样，好让别人集中注意力。他手里的小本子举得很高，坐在前排正对着毛，有一些夸张地记录着这个伟大的讲话，好让毛和其他人都看到他对导师的尊敬之情。

（亨利注：后来美国大使赫尔利到延安，调停国共两党关系，但是，国民党无法容忍与共产党并排坐，不愿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毛泽东之前与怀特谈过，怀特把谈话内容告诉了赫尔利，赫尔利又在与毛的会谈中上来就说，怀特告诉我你说了这些话。毛听了很生气，毛当时的翻译黄华对怀特说，我们当你是朋友，信任你，毛泽东也信任你，你却干这种事。。。）周恩来与赫尔利飞重庆去完成谈判。他在机场亲吻了妻子，这是很罕见的骄傲的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表现私人感情。但可能他有点担心，蒋介石在那个秋天里大开杀戒，即使赫尔利会保护周恩来，但谁知道周恩来能否安全返回。我也在那架飞机上，与周恩来及他的秘书陈家康一起。周恩来对我很冷淡，或者是因为我对赫尔利泄露了毛的话，或者是他担心，不安，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没什么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