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制度变迁 一、总论（1） -- jyzh

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言，文革留下的绝非正常的稳定的制度。但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那些故事，总让我想到初唐年间武则天在上台后对唐宗室皇亲国戚以及功臣名将的连根拔起，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举动延长了唐帝国的繁荣期，也是开元盛世的直接准备。我相信，如果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算是盛世，那毛主席的行为对普通居民和整个社会而言不见得全坏，如陈云邓小平这样的人，文革后出现不一定是好事。而那些所谓的开国元老，在社会的发展到最后往往是发展的阻力，放在神坛上供起来是最好的选择，但若他们非要走下来一起参与政局，只有崩坏的可能。

真正的改革开放是从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领袖的带领下开始的。而其中的制度变化也全是在两位总书记任内完成，以后的制度上的变化行为是一种大势的演进而非具有原创性的开拓。

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社会具有完全简单均一的底层体制，从北疆到南疆，从东海到青藏高原，都是一样的体制和生存方式。物理学上有一个熵增原理（熵是混乱度）：在一个隔绝系统内，自发变化的方向总是朝着熵增加的路径。所以，就一个自然隔绝的系统而言，总是趋向于更加混乱的。人类社会既有熵增也有熵减，这种特点典型的区分了人文科学本身。中国社会在建国后特别是中苏冲突后，其实一直算是一个孤立隔绝系统，这样一个大的系统，从之前的混乱走向有序，这是一个绝大的工程。在普通民众只有短期视野时引导他们共同做一个有远见指导下的大工程，非得有信仰和强制力的共同驱使才有可能。1976年时候，中国社会是一个熵值极小的系统，自从改革开放开始后，这个封闭系统的熵越来越大，到今天这样的局势已基本没有扭转的可能。而这也正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

现在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进程都认为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改革。这伴随着对毛晚年政策的纠正过程。对胡耀邦我直接的了解不多，最多是知道他是一个极富浪漫气息的人，以及他去世后引发的那一场运动。我读过赵紫阳晚年的自传，不谈其所提到的政权内部的纠葛，就整个社会而言，当时的制度变化并无一个确切的方向，过快的改革带来的可能就是社会自身的动荡不安，骚动与体制的变化相联系。

苏东剧变之所以带来巨大的经济下滑在于其政治体制的总体确立缺少一个能适应其方向的下层的工业生产方式，甚至包括人与之之间交往与接触的方式。缺少各种法律对整个社会的主体联系的制约，甚至说缺少给整个法律体现提供威望的机制使得过快的改革只带来总体的方向性的缺失。近几年苏联境内某些国家和东欧某些国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就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休克性实验的迟到的成功。但事实上，这失去的十几年如果是一个开放下的体制自我逐渐增进的过程，那肯定有更好的处境。时间不等人，不外如是。

1989年中国遭受了一个巨大的冲击（shock），体制剧变所造成的人心浮动的积累造成了一个体制上下层之间的剧烈冲突。而中国的强人体制的优点就在此时得到了显现，中国的局势还是可控的。不去评价那场事件最终结果的历史意义，因为历史的书写若完全从道德的评价出发，那不免容易模糊了我们的整个历史视界。1989年后，接下来的历史则是在短暂的回头后一往无前的狂奔。中国的改革碰上了一个好时候。外向型的经济有了发展的可能，这就从东到西形成了一个逐渐改进的过程，主体对外界的学习和行为的改变需要时间。而且这种人自身的观念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江泽民朱镕基体制的关键就在于全向的对外开放和对外学习。这一事实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达到了顶峰。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本身的观念与工业化的经济结构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扭转的趋势，随着老一代的逐渐离开，不管后来的领导人有如何的权力斗争，其观念已经无论如何回不到计划经济的时代，工业化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下的宪政体制已经成为了一个未来的必然方向。

2003年开始的房地产牛市的启动自然有政府政策偏向的原因，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资本过剩不得不流入相对保值的资产市场的结果。综合当年的经济表现，2004年的经济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经济技术的进步占据主导，更多是资产市场的拉动，这是一轮经济增长见顶的特征，毕竟没有技术进步的数字增长绝无可能带来真正的福利上升，至多是跨期的福利转移所引致的暂时福利上升。

危机自然是危中有机，但这个机会并不是经济本身的增长重现的可能，更多是改变整个体制使得经济在下一轮启动的时候能带来更快的加速度。

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蜜月期已经过去，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稳定的制度变迁也许将面临一个长时间的停滞期，但一旦蛋糕无法持续做大，承担分蛋糕工作的体制必须要更加公平和可持续性。社会的严格控制下内乱或战争或许可以避免，但理性的上层领导绝不会无视下层民意的表达。宪政的实现对于集权体制下的领导者本身也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因为他自身的权力也许并无极大的缩小，而其相应需要承担的后果或许是有必然的改善的。因着宪政的限制，政府或许有相对缩小的自由，但这也同时使得社会更趋于真正的和谐。中央集权控制下的社会有稳定的必然可能，那这必然将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我们将面临更好的明天。而今天，正如国际歌第五段所唱“国王用和谐的烟雾迷惑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向国王开战。”我们不晓得胡温体制究竟将我们带向何方，一个阴阴的表情和一个演员的泪水不足以给我们极大的自信，但我们对于人自身的观念的转变对于整个上层体制的重构，显然有更大的自信，如本篇开头所提到的毛主席的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目前的这些创造者所拥有的交往的方式和交易成本的变化，已经是社会大潮向前发展的必要保证，我们不需要有确切的自信一定成功，但至少，不该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