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野生动物保护起来是让有钱人去猎杀 -- 浮云点点

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在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8月11日的讲座上说，公众认为野生动物这么少，还要打，还让外国人打，无法接受，这也是正常的。但从科学管理保护角度来讲，在到位的管理下，狩猎是很好的事情。“在青海，打一只盘羊要2万美元，打的都是很老快要死的残羊。这些羊，本来最后不是被狼吃掉，就是饿死。国际猎人过来，将这些本来就要死的残羊通过狩猎换得2万美元，就能够用来保住更多的野生动物，当然是件好事。”

中国最大的国际狩猎企业正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王巍，在上述达尔问讲座上称，开放国际狩猎，将狩猎费用给予牧区牧民，可以避免当地牧民通过偷猎获得野生动物的器官出卖，减少偷猎行为。前述《人民日报》报道也有介绍，1988年—2006年，都兰国际狩猎场通过开展“有限狩猎”活动，共纳税400万元，并将狩猎所获资金中的280万元用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

但张丹对“中外对话”说：“这些钱平摊到18年里可以说微不足道，真正用到野生动物的保护上有几分几厘更是个未知数。”无论是从道义、情感还是理性上她都不能接受猎杀行为。“野生动物是必须保护的宝贵生命，不是可任由某些人类打着各种名目剥削、利用、猎杀的‘资源’。真正保护野生动物很简单，尊重它们，不侵扰它们，不剥夺其生存空间，不恶化其生存条件，远远地、安静地欣赏和敬畏它们，这就足够了。”

动物保护组织的反对还来自对中国生态环境和动物保护水平的担忧。光明日报记者、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冯永峰在其博客上撰文说，中国政府官员和野生动物专家对中国野生动物现状根本不了解。他们说不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只野生岩羊，多少只野生藏原羚。这些对中国野生动物现状不清不楚的专家和官员，却有权力对中国的野生动物痛下杀手，决定它们的命运，以此给自己换取利润和投资。

但狩猎场试图用数字证明捕猎数量的合理。据《人民日报》报道，都兰国际狩猎场负责人称，2011年—2012年，按照当地野生动物资源状况及猎捕率不超过5%的国际经验，建议在都兰国际狩猎场猎捕岩羊520只，猎捕率为1.22%；猎捕藏原羚53头，猎捕率为3.48%。“此次捕猎量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对当地野生动物影响可忽略不计。”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注明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早在2006年8月，国家林业局拟在成都举办首次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由于受到舆论强烈质疑，被迫暂停。此后国家林业局没有再批准过国际狩猎者申请。

但实际上受到重创的狩猎行业并未消失。合法与不合法的狩猎活动仍低调继续。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成员、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毕雁英说：“实际上，此类狩猎不仅向外国人开放，也向中国人开放，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提出相关申请。” 然而，已经有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海外狩猎。据《北京晚报》8月5日报道，正安国际旅行社每年都代理数十名中国和国外的狩猎爱好者去巴基斯坦、蒙古、北美及非洲进行狩猎。

近年来常有“解禁”狩猎的呼声。去年7月《第一财经日报》文章《国际狩猎者的枪声在中国再次响起？》报道了狩猎场、地方林业机关、中外专家学者、国家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等多方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野生动物保护及运动狩猎国际研讨会”。参会多方向国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建议“在掌握现有资源状况、科学论证、依法严格监管的前提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狩猎”。

在该报道中，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认为，狩猎对野生动物种群有调控作用。在科学狩猎的前提下，猎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顶级捕食者的角色，对种群过快增长而又缺乏自然天敌的野生动物起到了种群调控的作用。时坤对“中外对话”说：“动物就像庄稼一样，割一茬长一茬。在对其数量有相对详细的掌握的前提下，可持续的狩猎应该是合理的。”他也表示，现在中国的狩猎仍处于试点阶段，限制在狩猎场之内，收益分配等问题有确定的原则，细节仍在研究，但应该说还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