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1937年10月中旬，“民先”第一次在林里活动，学习斗争纲领时，就议论过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任务。那时，大家是一群未出茅庐的青年学生，虽有的是满腔热情，却头脑简单、十分天真幼稚，根本不知道怎么组织武装。武装组织要有武器、要管吃、管住、养兵、教兵以及管兵等等，这些难题怎样解决，连想也没想过。在这些个年青人印象中，只是和演戏一样: 大将一出场，小兵分列两厢，军令一出、地动山摇，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可是，现在要在一场真正的民族解放的战场上。带领一支队伍，真刀实枪地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大家就束手无策了。

当时，在肥城三区有国民党区政府掌握的区保安队50多号人，50多条枪。士兵都是由各乡镇按土地多少分摊出人，出枪。区长刘方礼兼任队长，他把这支武装看作命根子，控制的很严。“民先”曾想利用乔绶卿担任过三区区长的老关系，从区保安队拉出一部分人、枪成立游击队，但没有成功。乔绶卿与刘方礼矛盾很深，后者担心乔绶卿伸手进来瓦解保安队，所以警惕性很高，千方百计杜绝前者的活动。“民先”又想直接打进去做工作，也没有实现。日寇占领肥城后，刘方礼把这支队伍拉到山区，依然不和“民先”合作，1938年编入国民党肥城县长田家滨的保安团。

同时，陆房镇也有一支20多人的自卫队，性质为防匪自卫、保家护院，是镇上自己供养的武装。队长安振田是个老兵油子，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在韩复榘的队伍里当过班、排长，1935年请病回乡再未归队，转而当上这个镇的自卫队长。此人长了一脸麻子，外号“四麻子”。他闯荡江湖、见过“世面”，吃喝嫖赌抽鸦片，偷鸡摸狗、坑蒙拐骗鬼点子不少，是个油头滑脑、见钱眼开、吹牛撒谎、没有实话的人。因为“洪帮”的关系认识了孙传龄，对孙业旺也是满口称赞。小孙曾对其做过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并表示自己想参加他领导的自卫队。安振田老奸巨滑，口头上慷慨激昂，拍胸脯发誓言要打日本保家乡，对得起祖宗和乡亲父老兄弟，可对于孙业旺要求参加他的自卫队却一口回绝，理由就是小孙不是陆房镇的人，他不好办。以后“民先”商量让王诗雅、王承勋、孙传生他们3个人参加，这一下安振田没话说了，而且他也不敢得罪这些有势力的大户，只好收留他们。以后安振田的这一部分人和四区固留镇王鸿乾的一部分人，联合改编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三大队，安振田任大队长、王鸿乾(共产党员)任政治指导员，王诗雅、王承勋担任中队政治员。

1937年11月之后，肥城县出现了许多支大大小小的游击队: 有的是共产党员或爱国志士组织起来真正抗日的，也有打着“抗日”的旗号，称王称霸，浑水摸鱼的。可谓“司令多如牛毛”，什么人都可自封为官，光杆司令有的是。三区的游击队共有6股，主要的下述4股，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

乔绶卿部: 活动在望鲁山后东西界首一带。乔绶卿曾任过三区区长，他接受了共产党员远静沧、崔子明的教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三区抗日救国会长，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他在当地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广，到1937年底组织起20多人的队伍，后参加抗敌自卫团，改编为第二大队，任自卫团参谋主任。

葛阳斋部: 1937年11月，葛阳斋和牛家庄小学校长孙荷斋、教员孙诗轩、葛家台小学教员孙诗贵组织起20多人的游击队，活动在五虎门、牛家庄一带。后来这支游击队编为自卫团第二大队，葛阳斋任自卫团副主席。

陈惠民部: 陈惠民在下庄镇开了间染坊，交游甚广，讲究义气，性格豪爽，“七七”事变后，在远静沧、崔子明的教育帮助下，组织起20多人的队伍，名为“抗日义勇军”，有10多支枪。1938年1月，他带着这支队伍投奔自卫团，改编为第二大队，被委任大队长，孙诗轩任政治指导员。陈惠民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对敌斗争坚决。

李汝兰部: 李汝兰外号“一撮毛”(因腮帮上有块黑痣长着一撮毛)，曾拉过“杆子”(即当土匪)，性情暴烈，武功好，双手能使驳壳枪，且枪法很准。对豪绅地主、国民党官府极为仇恨。也是因为“洪帮”的关系，对孙传龄很敬佩，也很尊重。孙业旺遂在堂叔孙传曾、表兄王从德的带领下参加了李汝兰的游击队，这支队伍有30多人，孙传曾当过兵，打过仗，胆子又大，李汝兰让他当了班长; 王从德是小学教员，就留在队部当师爷(文书); 至于孙业旺，因年纪小，没有编到班里当兵，而是留在队部帮表兄抄抄写写。

还是在1935年冬天，韩复榘手枪旅的一个营到肥城“剿匪”，营部带一个连驻扎在肥城城关。该部有一个中尉排长叫霍寿峰，二十五六岁，性格开朗，有正义感，很重义气，系青岛人。原是个初中学生，因为家庭变故无力继续读书，便托关系求人情参加了手枪旅，开始当上士文书，后来参加军官训练团，毕业后分配当了排长。他不满社会的黑暗、旧军队的腐败，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更是甚为愤慨，亦对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为不满。他也参加了“洪帮”(即家礼教、三番子)，了解到孙传龄的情况，对其奉之为长辈，致以弟子礼，时常到孙家叙谈。还有一个司务长周继平，是河南西平人，当了10多年兵才是个准尉，年约三十岁，人很老实，不善言谈，为人正派厚道。由霍寿峰介绍，俩人来孙家拜见孙传龄。霍寿峰还提出他俩和孙业旺3人结拜把兄弟，只是小孙年龄尚幼，没有磕头换贴。1936年，孙业旺到济南育英中学读书，有时他们来学校看望，请小孙到他们家玩或带其下馆子、看大戏，往来密切。

洪帮在旧中国是一个秘密帮会组织，具有浓厚的封建神秘色彩，蔓延于东北、华北、西北和黄河、淮河流域，渗透力极为强盛，上至达宫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几乎无处不在。洪帮有着严格的帮规，凡入帮者必须忠贞不二、孝敬师长，为朋友两肋插刀。帮内按等级排辈，高一辈者不论认识与否均为师伯、师叔，更高一辈则为师祖，只要是同帮认准无误，虽素不相识，也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给予盘缠(路费)。

孙传龄16岁离开老家来到肥城县城，当挑夫赶毛驴谋生，为立足社会保住饭碗，18岁那年托人引荐入了“洪帮”(俗称“进山门”)。入帮40多年，论资排辈相当高，孙家经常人来客往、熙熙攘攘。后又接替岳丈王兆生，在肥城县政府财粮科当了个田赋征收员。算是“黑白两道”都有些关系。孙传龄不时参加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和肥城场面上的人物如刘继河、纪三爷、陈师爷等人交往甚密，说明他在城里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孙家之所以能从肥城城内迁往西陆房村安身，居住4年多没有遇到大的麻烦; 孙家长子孙业泉参加抗日活动于1941年被俘后又被营救出来; 均有借助“洪帮”的势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组织肥城三区抗日救国会(后改为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组织游击队过程中，筹集枪支、粮秣、钱款，调解说合几支游击队避免火并磨擦、自相残杀，孙传龄都做了许多努力。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他参加了财粮科工作; 只是可惜，在1945年夏天就病故了，没能亲眼看到日寇投降、滚出中国，而值得安慰的，过世之前，已经知道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

1937年孙家迁居三区西陆房村之后，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妇女。她俩是霍寿峰、周继平的太太，拿着给孙传龄的信，每人只提着一个箱子、一个提包，非常狼狈。她们是因为战事紧急，济南呆不下去，逃难到肥城，没找到孙家，打听到搬去西陆房，才雇了辆车赶来。当时时局十分混乱，孙家也是逃难在外，如今又来了两个年轻女人，这可怎么办呢? 夫妻俩商量一下，决然收留下，孙传龄说: “既然有难找上门来，我们再困难也要帮人家一把，谁叫我们是朋友唻，人家信得过才把家人托付给我们，我们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王秀英对她俩说: “你俩找到我们，就象到了家一样，我们有难同当。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俩吃的，先住下来吧，待战事平息后再让你们回去团聚。”

西陆房虽是一个集镇，但终属闭塞的山区，孙家一家八、九口从肥城城里来已经为众人瞩目，如今又从济南来了穿著时髦的军官太太，就更加扎眼，在群众中很快传开，有的人还托词借故来串门走动。看看这两位太太。王秀英怕出事，就劝她俩改换衣服，包上头巾，不要外出上街赶集。她俩还听劝，就这样在孙家住了近1个月，总算没有出事。霍寿峰和周继誓接到她俩的信，知道平安无事，也给孙、王夫妻来信，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是年12月底，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失守，军队往南败逃，人心更加慌恐，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日数惊。一天夜间，突然有人来孙家敲门，声音甚急，使一家人从睡梦中惊醒。孙传龄开门一看，原来是霍寿峰和周继平两人，他们面容忧郁、黑瘦、疲惫不堪，没带什么行李，只背个背囊。王秀英急忙起来给他们烧水做饭，边吃边说，才知道他们是在撤往曹县和陇海铁路一线途中，看到国民党军队腐败，不真心抗日，深感前途无望，不愿再随军南逃，在渡汶河时脱离了队伍找到这里，想带着妻子回老家另寻生路。他们身着军衣，携带武器，一路上无论遇到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还是地方民团、红枪会都很危险。他俩央求孙传龄，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救他们，想法给换身便衣，并把枪支弹药卖了做为盘费。这可是既困难又冒险的一件麻烦事，使得孙传龄、王秀英十分为难。夫妻俩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派人赶决到游击队找孙业旺回来商量。

第二天，孙业旺和王从德、孙传曾从游击队驻地黑峪回到西陆房。见面后，小孙给他们讲了一下形势，然后说道: “现今这么乱，你们找上门来要帮忙，我们是朋友，义不容辞，要说换便衣这绝无问题，要说卖枪可就难了。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游击队，要武装抗日，这枪应当用来打鬼子。你们需要路费，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孙传龄也说: “这样吧! 给你每人50元钱做路费，枪留给业旺他们到游击队去用。”一开始，他俩沉默不语，看来是嫌钱少。孙业旺估摸到他们的心思，便开门见山、晓以利害，对他俩直言: “大家关系一向很好，你们相信我，在有难的时候将家眷托付给我，这份情谊非同寻常，不是萍水相逢，泛泛之交。现在你们不愿随军南撤，另谋生计这也好。咱们不是外人，不是做生意，也不是我们买枪，而是你们不能带枪上路，弄不好会把命丢了。说实话，我家八九口人逃难在外，没有什么钱。给你俩做路费出钱，还是从钱庄借的印子钱(高利贷)。你们留下枪，我是带着参加游击队打鬼子用的。”孙传龄继续劝道: “咱们在江湖上行走，义字当先。留下枪正是为了你们好。我们要枪不是做买卖，孩子们带着参加游击队打鬼予，也算用到正道上了。”他俩沉思片刻，霍寿峰回复: “大爷和兄弟说的句句在理，咱实话实说，带着枪是不能走路的，500多里，人生地不熟，非常危险，弄不好把命也搭上。我们听大爷的话，就按老人家说的办，何况枪留给兄弟打鬼子，我们也就放心了。”周继平也说: “患难之际，大爷济危扶困、慷慨相助，我们家小在这里1个多月，多蒙大爷、大娘照顾，所幸平安无事，这种大恩大德无以图报，实在是感恩不尽。别说还给我们钱，就是不给钱，枪留下来给兄弟打鬼子用也是正道。”事情就这样说妥了，接着商量走的路线和方法。他们又休息了1天，第三天黎明，换上孙传龄找来的衣服，带上箱子和提包，提着孙家给他俩买的点心盒子，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天不大亮就起程上路了，孙传龄和孙业旺爷俩送到村外大道上，他们满含热泪、行礼告别。

孙业旺和王从德、孙传曾随即带着那两支驳壳枪和200发子弹回到李汝兰的游击队，小孙没有枪，便带着父亲的一把七星宝剑做武器。

李汝兰和安振田矛盾很深，水火不容。1938年1月，李汝兰的队伍编入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他任三中队长。安振田投奔自卫团后，当上第三大队大队长; 为此，李汝兰愤愤不平，加上自卫团组织纪律严格，他受不了纪律约束，也过不惯艰苦生活，后来叛变投敌当了汉奸中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