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80后的生活随笔——废坑一个 别问后面在哪 -- 马前卒

用一个实际上未曾存在的东西来批判现实社会，这其实不是21世纪中国的专利，而是一种古今中外普遍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罢，都在尘世之外立了个天堂，在尘世中立了个道德标准。不管这个天堂是真的假的，是在头顶上还是在地球另一边，也不管牧师们自己真是道德标杆还是男盗女娼，总之人类社会缺不了这么一个天堂和一个明显高于现实社会的道德标准。中国没有那么牢固的一神教传统，但儒家同样制造了一个虚幻的天堂——上古三王之治，和一套同样高于日常生活的君臣父子制度。咱们今天当然不信这一套，其实不光我们不信，古代人也很清楚：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神职人员自己，都没有严格的用这套道德标准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这才有忏悔室之类的场所提供罪恶之后的心理安慰。西方的教会发赎罪券，中国恶霸发财之后印佛经，拣字纸，都说明了道德和现实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到底有啥用呢？就为了让别人说一句伪君子？或者像那个著名的笑话：在从不准时运行的铁路线上，列车时刻表的唯一功能是让你知道到底晚点了多少小时？这么没用的东西还没被社会淘汰掉？

其实道德还是有用的。因为任何社会的潜规则都是弱肉强食，政治、军事、经济领域无不如此。“人心惟危”的说法也不是这个时代才有，还真就是上古三王之治（《尚书·大禹漠》）的时候传下来的。尔虞我诈是各个行业的通例，纯洁的人要不乖乖地到最底层被人剥削，要不就逐渐淘汰出局。结果就是大伙在各个行业里比拼道德下限，然后成功之后再把当年那些肮脏事情掩盖掉，或者干脆说“成大事者不计小节”。按照这个规律，整个社会，尤其是统治集团的道德水平总是在不断降低的，不断突破下限，直至彻底的丛林社会，谁也不相信谁。这样的社会在理论上当然也能运行，而且还可能是某些自由主义者的理想社会。所谓“主观为己，客观为人，共同进步”，正是原教旨市场经济信徒的最终梦想。但实际上，这样的社会没法存在，因为交易成本太高。只要自己做过生意就该知道，任何合同，条款上显示的是互不信任，但实际签订和运行的基础必须是一定程度的信任。要确保必需的信任，光靠利益上的互相牵制是不够的，至少成本太高。比如说，你上街买个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很正常。可在完全没有道德约束的社会里，你会怀疑货是假货，店主会怀疑钱是假钱。于是你必须当场拆包装验货，老板必须当场拿出验钞机防假钞。要是货没什么办法当场验定，而钱又不是有明确水印的人民币，而是可能用包铅等方式来造假的银锭，这生意就没法作。就算双方捏着鼻子成交，还要看时间地点。比如说晚上就不行，都怕对方掏出凶器直接打劫。再进一步，因为互不信任，大点的生意没有担保不行，但道德下限的消失让大家根本找不到保人。于是，每次交易，各方都只能带上大队打手，现钱现货，概不赊欠。用得起私人军队的豪商要担心军队反水，用不起的干脆破产……除了扼杀交易外，信用下降还扼杀信贷，于是资金使用效率也下跌到近乎停滞，这一点也足以干掉大部分企业。还有，任何多方合作都意味着复杂的谈判和更复杂的利益分配方式，等到互相敌视的几方最终构建出一个超级臃肿的合作体系时，商业机会多半已经过去了。交易成本提高导致交易量下降，物资流动困难，最后带来大萧条和市场的消失。这是最坏的一种经济模式。

不止经济上如此，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也是一样。在一个病人家属和医生完全没有相互信任的社会里，医生没有办法证明医疗决策对病人的善意，所以肯定更倾向于使用保守疗法来规避责任，即使略微冒险的疗法更有利于病人也不例外。极端一点，由于互不信任，任何信息不对称的交易或合作都必须取消，因为弱势一方无法相信对方没有玩花招。比如说老太太在市场上看见没有虫子洞的青菜不敢买，怕施过超量农药；逛街看到街头有赠品不敢拿，怕是有陷阱，这都是我们身边可以看到的实例。这样的趋势必然带来社会衰退，社会衰退又会加剧犯罪和欺骗，互不信任进一步加深，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社会崩溃——没有道德下限的社会又消失了一个。所以说，只有一定道德下限支持的社会才能维持生存和运转。我们能看到的社会，必然有宗教这一类的东西来保持一定的道德水准。

老祖宗讲得好，“求法乎上，得乎其中，求法乎中，得乎其下”。你要是打算让道德水平保持在一定标准之上，倡导的道德水平就不能在标准附近打转，必须明显的高一些。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作为最高标准和最高奖赏的天堂，同时也有古兰经、十诫这种可操作性更强的一般标准。即使这个一般标准依然明显是偏高要求，即使神职人员被人称为伪道学或伪善，宗教或类似宗教的东西在农业社会还是很有效。以怪力乱神的恐吓和普渡众生的教义为基础，伊斯兰教社会和欧洲基督教社会在过去的1000年中先后构建了世界商业网。中国也靠自己的道德体系维系了两千年的繁荣和大体上的统一，19世纪初的时候，中国有全世界第一的生产能力。

但这一套到工业社会渐渐玩不转了。因为工业时代破除一切迷信，你说什么天堂、地狱之类的，只要你敢说它们在哪，就有人拿着望远镜举头望明月或是低头挖地钻井去验证——验证结果可想而知。最重要的是工业社会用大生产、大城市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解散了基层社区。大部分人口不再从生到死都对着同一拨人，看着同一个牧师或者族长。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对精神领袖的信任需要时间来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社区里，大部分人对任何长老或者阿訇的说教都没有信任感。所以宗教的势力越来越小。在中国，传统农村士绅的道德说教能力也逐渐减弱，士绅自己也逐渐堕落，向工业城市迁移。最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成为必须武力铲除的一个阶级。农业社会的道德约束能力到这时就算丢的差不多了，最起码在已经工业化的地区完全可以忽略。

旧规矩不管用，一个社会离不开道德约束，工业时代交易频繁、物资流动迅速，人员流动性大，更需要社会具备一定的道德底线，于是必须有东西来替代宗教，负责向大多数人进行道德说教。不管这个东西是有意创造出来的，还是无意中担负这个任务的，总之得有这么个玩意，否则社会就会在一片混乱中解体。工业社会到现在已经出现了2个世纪，除了前苏联外，还没有哪个工业社会有内部消亡的先例。所以必然有什么东西取代了宗教、宗族等旧权威，不管这个东西专门设计的还是误打误撞凑上来的。

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道德下限不断下跌，根本原因是因为不断淘汰道德标准太高者出局。所以，能担负保持道德水平任务的机构，必须有一个反淘汰机制，或至少是非淘汰性机制。这个机构必须不断提倡道德和偏高调的理想主义，即便是伪善也自有它的意义——假的比没的好，伪善是邪恶向道德表达的最高敬意。

最终担负这个任务的是新兴的新式学校，覆盖面是新出现的工业人口。在国家开始介入平民教育后，大部分人口都被纳入公立学校。主观上，学校是用来教会劳动力识字的地方，教会他们学习一些基本技术，好充当基本工业劳动力的地方。但客观上呢，公立学校普及化之后，不会因为一个人竞争失败就淘汰他，学生之间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所以这种地方不会立刻淘汰那些太纯洁或者说太傻的学生，甚至不会让他们边缘化。在教会和儒家清流靠边站之后，在大众教育体系之外再找不到类似的结构。所以公立学校成了维系道德的大本营，校园文化，就是现在怀旧风潮里温馨无限的那个校园文化，担负上了引领世界的重任。这听起来很荒谬，因为这个文化显得太幼稚了，但这种天真幼稚其实意味着超出世界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和大众教育的普及性结合，正是它能引领世界的关键所在。随着工业化出现的新式校园文化并没有多少历史渊源，在西欧大概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形成的标志是大学成为革命策源地而不仅仅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在中国或者说华人世界，校园文化的历史不过几十年，标志性事件是金庸小说的出现和流行。

金庸小说也是一个貌似怀旧的东西。从表面上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古代社会，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几百个真实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出场，算是典型的历史小说。但细究起来，那显然是个修正过的古代社会，在那个世界里，蒙古大汗死于襄阳而不是钓鱼城，清朝征俄统帅是韦小宝，金庸自己的旁系祖先也从明史案的告密者变成了干干净净的同情者。但这些伪造的历史均不影响金庸小说的销量，因为读者阅读的重点并不在此。除了觉得整体上的历史背景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气氛外，没有人去追究作品的细节。笑傲江湖没朝没代，也不影响作者的阅读兴致。真正的原因是：金庸小说在他自己和读者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抓住了读者在校园文化和现实社会中矛盾的心理。所以因时而兴，成为20世纪的名著系列。

金庸的主角可能从任何地方出现，令狐冲来自华山绝顶，张无忌生长在北极火山岛，段誉拥有皇家宫殿，郭靖只知道蒙古草原。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正式进入江湖之前，一定拥有一个宁静、简单、却又能学一身本领的环境。一般来说，这个环境的物质生活不一定太好，但绝对安全、温情。主角在这个环境里不光要学文学武，还会确立贯穿一生的基本善恶观。这个环境里不一定有他的初恋，但至少可以确定他对爱情的看法。比如说韦小宝的妓院和虚竹的少林寺。这个生活环境还往往是个门派，有明确的师徒传承，有同学（师兄师弟小师妹）和教材（紫霞秘笈？）。等到主角或同学学到一定程度，现在的师傅无法让他们再提高，一般就有新情节出来，让他们改投更高的门派。凡是在义务教育体制下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这描写的是什么。60年代就基本完成的金庸作品，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大陆成为平民读物，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等中学教育的普及来提供读者群。等到21世纪，70后作家开始写书的时候也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像江南等人的《此间的少年》、《我的射雕时代》，就完全是把金庸的人物放到了现代的校园环境里描写。结果场景转换没有任何唐突之感，读者可以感觉到这些人物似乎本来就该生在当代的校园，拥有和自己相似的生活环境。于是类似的书籍大受欢迎，连狗尾续貂的仿写也能赚到不少银子。

这说明金庸描写的那个世界完全不是古代社会。一本人物出自金庸各个长篇的小说能命名为《此间的少年》，这很说明问题。因为“少年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现代产物，在中国甚至得说是当代产物。古代人几乎都是从童年一步到成人的。即从童年那种既不承担经济责任也不承担社会责任的状态，一步就进入被人视为完全成人的阶段。那时婚龄早，十三四岁娶亲生子的情况常见，就是和这种文化的一种互动。而究其根源，是因为那时大部分人都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或手工劳动，不经长期的标准化训练即可融入主流经济生活；同时平均寿命低，必须有更快生命节奏。90年代初，我到一个纯农业经济的偏僻山村读小学，发现大部分6年级同学都在平静地讨论毕业后的去向。比如说到县城批点小商品去某几个村贩卖，或是学个木匠活，再就是安心回家种玉米，先在同学里号下一个媳妇，叫长辈去说媒是正经………我这个旁听者却一心只考虑能否和初中新同学玩到一起，十年后方觉得当年的谈话令人不寒而栗。这反映的就是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思考方式的不同。我拥有可预期的少年时代，我的许多农村同学还没有。在农业社会，上层社会的子弟固然不必十几岁就去种地，但在成年之前，生活环境基本都是在宗族内部，读书也多在族学。等到真正迈出家门那天，也是立刻被人视为成年人，毫无过渡。所以现代人怀旧，大多指向故乡，而故乡的含义又多半是自己读中小学的地方，口音的源头往往是小学语文老师和同学。古代世家子弟则喜欢说籍贯，因为生长环境是家族，即使家族从本籍迁出来很久，子弟们也是一口原籍方言。金庸小说的主角们，生活环境显然更接近现代的中学生。

金庸的主角们有出师的那一天，带着一身看似不错的功夫和单纯的心走向社会，或者说江湖，去迎接自己的第一场招聘会，当然那个时候叫武林大会或者门派比武之类的名字。这样的主角会遇到什么呢？其实读者大多有类似经历，也读过金庸全集，都知道下一步就是江湖险恶，主角四处碰壁，才知道理想中那个侠义江湖和现实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过了一关又一关，更艰难的风浪在前面等着主角呢，主角只能摸索前行，每晚休息的时候往往怀念当年安静学艺的日子。这是毕业生吃过散伙饭之后的必经之路，每年7月都要在所有的城市上演。

不光会变，当初一同学艺的兄弟姐妹乃至恋人也会变，结义兄弟可能想要你命（杨康），初恋情人可能移情（岳灵珊），多年的旧交可能骗人（周芷若），新碰到的美女更未必可信（朱九真），就连师徒关系也难免你死我活（谢逊）。更别说《连城诀》里那种亲朋好友一齐背叛，斗个你死我活的压抑场面了。其实，寻常路人都很难产生那么大的仇恨，何况是当年兄弟，只是江湖里诱惑太多，压力太多，人没法不改变。最老套的武侠电影会告诉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回头是不可能的，只能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往前走。主角也必须一点点改变自己去适应江湖，学本领，学自保，也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并修正，就连最老实的郭靖，也没法退出来，往草原上一跑了之。过去的日子，还是留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怀念吧。

小说永远照顾主角，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主角光环不会破，管你蛤蟆功、九阴真经还是乾坤大挪移，在主角的运气前永远是功亏一篑。这也不能怪金庸，人家是商业写作，连载要读者追捧的，和现在的起点作家也没什么区别，要是第二章就合情合理地把主角写死了，谁给稿费？所以主角总能克服重重困难，逢凶化吉。碰到投缘的成名高手（洪七公）固然能学本事，若是所遇非人（血刀老祖、丁典、言达平），依然能够让功夫再上一层楼。好似在公司里被人倾轧辞职，下楼时却被幕后老板赏识，立获总经理之位，咱们都知道是扯谈。更别说跳崖不死，被剧毒侵袭却从此百毒不侵的郭靖、段誉、张无忌之流，那概率比被人抢光家产、最后捡到一张彩票中500万还小，偏生主角就能碰到。到了小说的大结局，有一半主角会名利双收，天下归心（张无忌、虚竹）；另外一些尽管活不到结尾，但起码也算为国为民，死得其所（萧峰、郭靖？）。最差的主角，如令狐冲、狄云，在亲朋好友尽数零落之后，起码也能和爱人一起纵情山水、笑傲江湖。其实，这也是一种美化的“镜像生活”，难怪那么多网游要用武侠小说当模板。不过，看小说对主角有代入感是一回事，平时千万别指望自己也能照猫画虎的复制主角光环。毕竟一本小说的角色少则几十，多则几百，没名没姓的npc级小龙套成千上万。就算武侠小说能套到现实世界，按照概率论，当一个镖局趟子手的可能性也远大于当主角、当大侠。这种三流江湖人物，从来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没事时给主角陪衬，有事的时候替主角送死的。在真实世界，像我这样的武侠读者连个三流人物都混不上，还是低调行事的好。

就算是主角，也有绕不过去的坎，比如说雪山飞狐的结局。苗人凤和胡斐绝壁比武，胡斐到底该不该出招打落苗人凤，金庸也没法往下写。但我在中学时就考虑过，胡斐应该是下不了手的，多半被苗人凤推落山崖。只是不知道跌落山崖的那几秒钟，最惦记的是从未谋面的父母、还是苗若兰？程灵素？袁紫衣？因为我们不是主角，金庸不忍写的，我们却必须经历，再回头对小说评头论足。当年金庸的作品，都是报刊连载，时时接受读者反馈，方有一代名作。到了晚年，他忘了当年为啥会成功，居然试图用评书的思维来修改自己的作品，被自己的读者众口一辞的责骂也是自找的。更有人出言刻薄，说武侠小说两大遗憾是“金庸不死，古龙早夭”。这是因为金庸小说是校园文化锤炼出来的精品，绝非金庸一人所有。金庸小说传播到21世纪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金庸这个过气老头能随意修改的东西了。

金庸到最后给雪山飞狐留了一个烂尾结局，是因为武侠小说这个“镜像生活”在增加理想化元素的同时也必须尽量遵从人性，遵从现实社会的规律，至少要尊重自己的设定。在这个给定的逻辑下，金庸实在拿不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其他“镜像生活”也有类似的问题，即一头连着梦想，一头连着现实，结果就是梦想被现实掺了杂质，现实被梦想挤占了时间。对现实无奈的我们，下班后奔向虚拟世界求一个逃避，但往往会发现，那里也并非完美的寄梦之所。

“镜像生活”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梦太浅，没法真正的逃避现实社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枕黄粱”的说法。穷书生借个枕头就可以进入一个架空世界，封侯拜相。这个枕头确实可以摆脱穷书生眼前的困扰，但不管你梦里如何荣华富贵，一觉醒来，还是要面对肚子饿、米饭未熟的现实。网游或者动漫的问题也是一样，甚至还不如一枕黄粱。起码人家在梦里完整的度过了一生，网游却只能陪你过半个晚上。到了后半夜2点，你再怎么舍不得离开游戏，想起老板的训斥和扣工资的手段也得下线睡觉。连续加班十几天后，好不容易有个假期通宵打游戏，结果到了后半夜一两点，只见朋友们一个个告辞下线，留你一个人在群聊频道里享受孤独。那时的寂寞感，要比没游戏玩还要多几分。单机游戏也是一样。丢下手头无数工作，一心钻研攻略，小心操作，你终于在百十个小时之后通关了。看着片尾动画cg的那一刻，你的心里会充盈着满足感——接下来就是突如其来的无聊，尤其是在你试图从头再来一遍的时候。结果就是你既没法继续用游戏来麻醉自己，也不愿去工作，只好蒙头大睡。在家里开动漫同人的cos聚会，狂欢一夜固然有趣，但散场之后，正如古人所云“宾朋云集,剧饮淋漓乐也,俄而漏尽烛残,香销茗冷,不觉反成呕咽,令人索然无味”。归根结底，我们可以选择“镜像生活”，但绝无可能拒绝现实生活，再逃避现实，也免不了面对现实。一枕黄粱梦的故事最后，是书生大彻大悟，看透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梦，就此放弃进京赶考，进山修道去也。作为一个21世纪的工薪族，可没这个书生那样潇洒的选择。上有爹娘要赡养，下有弟妹要帮衬，每月还要雷打不动的付房贷。就算因为在“镜像生活”和现实生活之间频繁切换而看破红尘，你也只能咬牙顶下去。

接下文

链接出处

• 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