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告，我要说张爱玲的坏话 -- 玉垒关2

张和王佳芝的相似之处，就是和汉奸扯上关系，以为自己爱上一个汉奸。张是以为自己爱上胡兰成，而“天涯海角”地去找他，才发现这个家伙其实并不爱自己，甚至在背叛和侮辱自己。而王佳芝是在以为自己爱上汉奸之后，被捕甚至杀害。都是一念的软弱。

张并不是在《色戒》中直接写自己。直接写自己的《小团圆》却很少被批判她的人提及。

既然不是她所能控制的，又何来这么大的贬斥，乃至谩骂？既然是对她文中透露的东西不满，能不能专业点，摘录其文，并且对具体的东西作出评断，再总结张创作中的弱点和思想的误区？既然和张本人不相干，又何以什么“有才妓女”和“汉奸姘头”的骂？

我的意思可不是说烈士不是我党的人，就可以嘲讽。难道不将王佳芝写成这样的幼稚，写成非常的老练机智，犹如样板戏中的人物，就符合大众的口味了？张要塑造的是一个软弱和易动摇的主角，是自己的投射，先前的牺牲全无意义，一念的软弱引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一个王佳芝，和烈士不相关，却足以发人深省，正是张自己的一种反思，甚至悔恨。

遗憾的是，包括楼上的看客，还是怀着英雄人物就要高大全的目标，对张投去口水。同时，这种简单的代入，更是对烈士的侮辱。要知道，历史上的郑苹如，是才貌双全机智勇敢的。我们不能说张的作品中的人物就简单的等同于他们的原型。我们不能说三国演义里面的曹孟德就等于历史上的曹操，我们更不能说，一个只是采用了某些段子的故事，就是某个人身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两桩公案，崔永元曾经跟冯小刚聊天的时候谈到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冯小刚创作了《手机》；崔永元认为冯是在嘲讽自己，里面的主角跟自己有不少相似之处，遂与冯撕破脸。而崔永元曾经给大众讲了那个著名的故事：某央视主持人主持谈话节目，当把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他自己得意“这**真配合！”毫无真诚。朱军认为崔是在说自己，近来控诉崔当年的行径给自己带来了困惑。如此云云，和张当年采用郑苹如的某些段子（事实上差别是很大的，如郑苹如是在国民党中央领导下训练有素的特工，并未真正和汉奸有什么暧昧关系，被捕后积极展开自救，也并未软弱，使汉奸逃脱。）相比，崔永元身上的两桩公案，那可是对号入座的太多了。

张对所谓的革命，素来并不热心。这点和我那个发小是如出一辙。我那个发小对所谓的能改进社会的事情，从来不热心。你可以说这种人冷漠无情，不通事理，但是不能否认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的良知和生存价值。虽然我并不赞同这种人太多，但是起码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张的笔下的确没有很正面的革命者，或者民族主义者。这一部分是由于其创作思想决定的。我先前已经引了她讲自己创作思想的文字了。她的局限性，就在于过于抱着“一面”，而忽略其他人对“另一面”的感受。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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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①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最末这段，有些像小时看到的文学评论讲当年胡适和鲁迅的差别，同样是新时代青年的故事，鲁迅写成了《伤逝》那样悲凉和压抑的作品，而胡适笔下，两个人结了婚，坐上汽车，就去过“王子和公主”的故事了。岂不知，不同的观念、出身，和很多琐事，注定现实生活中不会如此的一帆风顺。在张爱玲，她只能看到她那个生活的小圈子里面的庸俗、平凡，她觉得记录下这些有如梁实秋“人性”论重视的那些东西，是她创作的基石。她虽然也幻想到“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却究竟自己不曾进入状态，于是，走向大家的口水。或许她这个思想在18世纪的法国之类的地方会更好点，说不定也会被革命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