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翻译】齐泽克：持久的经济危机 -- 张三李四王五

经济长久处于紧急状态，并不意味着左派就该放弃没“实用性”的、需要耐心的学术工作。恰恰相反：我们比以往更不该忘记的是，共产主义的开端是康德在名篇“什么是启蒙”中提出的“理性的公共运用”：思想平等的普遍性。因此如今那些事实上威胁了国家间的开放空间的所谓“改组”，是特别需要我们与之作斗争的。欧盟的“博洛尼亚进程”就是一个例子，它致力于“促进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和谐”，但是事实上构成了对理性公共运用的一致攻击。

这些改革都是试图使高等教育服务于这样一个任务：通过生产专家来解决社会中的具体问题。而思想的真正任务已经消失了：这真正任务并不只是对“社会”问题——事实上不过是国家和资本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更是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的组成；去思考这些问题究竟是如何成为问题的。在如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中，将高等教育的任务降低为生产对社会有用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这事实上只是康德说的“理性的私下运用”的变体—— 这些专业知识的产生都是有条件限定的，依赖于教条的前提预设的。用康德的话来说，这些做法都出自于“不成熟的”个体，而不是居于理性普遍性中的自由人。

应该意识到，高等教育的流水线化和知识分子各说各话、学术公共性的丧失是紧密联系的：这并不只是说学术越来越私人化或者商业化，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教育朝着生产专家的方向发展。而这个过程本身只是当今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全球性变革的一部分。这时候该想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如果说在中世纪这个意识形态机器在宗教机构意义上是指教会的话，那么对早期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言，就是学校教育系统和合法性观念的双重统治。个人通过普遍的义务教育成为了法律主体，可主体又是作为法律秩序下的爱国的自由公民存在的。因此在资产阶级和公民之间、在自我而功利主义的个人和献身于公共领域的国民之间，就总有一个断裂。出于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意识形态被限制在公共领域，而个人的兴趣则作为私人领域被认为是“前意识形态”的，因此这个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本身，变成了真正的意识形态。

而对68年之后的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来说，经济自身——市场与竞争的逻辑——将自己变成了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我们见证了传统资产阶级学校这个意识形态机器的瓦解：学校体系曾经是强制性的、由国家组织的并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坚守着启蒙价值——自由平等博爱，而现在则越来越不是如此。依照“低成本高效能”这个神圣法则，学校系统迅速的被各种“公私伙伴关系”所渗透。在权利的组织化和正当化中也是如此，选举体系越来越像市场竞争模式：选举本身成了商业交换，如果谁能最有效率的维持社会秩序、检控罪行等等，选民就投票“购买”这个候选人。

同样以“低成本高效能”的名义，从前只能属于国家权力的领域，比如办监狱，也变得可以私有化；军队武装不再靠征兵，而是由雇佣军组成。甚至国家官僚体制也不再被认为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普遍阶级了，正如贝卢斯科尼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在如今的意大利，国家权力为资产阶级所滥用，他们冷酷而公然的把国家权力作为保护他们私人利益的手段。

甚至建立感情关系的过程也越来越像组织市场关系。这样一个过程依赖自我的商品化：比如网络约会或者婚姻介绍所，人们把自己当成商品一样的列出自己的优点，发布照片。但是这里佛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单纯的吸引力(der einzige Zug)—— 让人一下子喜欢或者讨厌上别人——却不见了。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在某个时刻，人会觉得他已经沉浸在爱的感觉中，没有办法不去爱。因此根据这个定义，那种比较各个对象的优缺点，然后决定和谁恋爱，这种做法不能称之为爱。这就是为什么说婚介是一种特别杰出的反爱情的机置。

这说明了意识形态作用的什么变化呢？当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把个体塑造成主体的时候，是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个体”之上，构成一张网络精密的作用在他们身上。与此相对，“主体”不是指实体活物，而是指这些个体存在被意识形态机器所捕获并置于一种象征秩序中的产物。由此能推得的是，只要经济被认为是属于非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全球商品化的新世界就会觉得自己是后-意识形态的。但是显然意识形态机器比以往更加强大的存在着。而只要意识形态把自己理解为单只是作用于主体的，而把个体相对的理解为属于前-意识形态的，那么经济领域的统治就只能显示为意识形态的缺席。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反映”了经济，就像上层建筑由基础所决定那样。而是说，经济自己作为意识形态模式发生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说经济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此相对的是“真实的”经济生活，它显然不符合理想的自由市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