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翻译】齐泽克：持久的经济危机 -- 张三李四王五

马克思深刻的洞察在此刻仍然有效，甚至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加有效。对马克思来说，自由的问题不能完全的只局限在政治领域解决，正如全球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做出审判的时候就会使用这个准则——是否有自由选举？司法是否独立自主？出版是否不受那些无形压力的影响？人权得到尊重了吗？自由的真正关键，相当程度上反倒在于那些“无关政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大到市场小到家庭，真正需要做出的改进并不在于政治改革，而在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我们从来不为了谁拥有什么财产或者工厂里的工人-老板关系投票；所有这些都是在政治领域之外处理的。但期待把民主“扩展”到这个领域，建立由人民掌控的“民主的”银行，则同样是一种幻想。对这个领域的根本改变是外在于正当权利的。当然，这些民主程序确实能产生些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程序仍然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这国家机器的目标也只是为了保证资本家的再生产的持续进行。在这个意义上，巴迪乌准确的断言道，对现在来说终极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或者剥削，而是民主。这样把“民主机制”默认为终极体系的态度，才阻碍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

对“民主体制”迷信的破除是必要的，而同时要破除的是对暴力的盲目反对。比如说，巴迪乌最近建议实践一种“防御性暴力”，即通过建立不受国家强力干预的自由领地，来摆脱国家的统治（就像波兰早期的团结工会），并且只在国家想要毁灭和重新占领这些“自由区”的时候，才进行抵抗。这个药方的问题就在于，它依赖于对国家机器“正常”功能和国家暴力的“滥用”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本身是成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常识就是，“和平稳定”的社会生活其实只是某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暂时）胜利。从受压迫者的角度来看，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暴力。类似的，罗伯斯庇尔说弑君的正义性并不在于证明国王犯了什么罪，而是在于国王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的，是对人民自由的侵犯。就此而言，受压迫阶级使用强力反抗统治阶级和国家的行为总是“防御性的”。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我们愿意使国家“正常化”，并把国家暴力仅仅当成某种可能的滥用。自由派的名言是：有时诉诸于暴力确实是必要的，但是暴力从来都不是正当的。这种说法是远远不够的，从一种根本性-解放性的角度，我们应该把这话倒过来：对受压迫阶级来说，暴力总是正当的——因为他们现在受压迫的社会地位本就是暴力的后果——但永远不是必要的：是否使用武力对抗敌人，只是个策略问题。

总之，我们需要对暴力问题进行祛魅。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并不是因为它诉诸于暴力本身——夺取国家政权，并用内战来维持政权——而是更广泛意义上，它的行事方式使得诉诸暴力变得不可避免和正当化：党成了历史必然性的傀儡，诸如此类。在CIA关于如何削弱阿连德政府的记录中，基辛格简单的建议道：“让经济尖叫吧”。美国官员公开的承认，他们如今在委内瑞拉使用同样的策略：美国前国务卿伊格柏格在Fox News里说：“从一开始我们对付（查韦斯）的武器就只有一个，那就用经济手段把经济搞得更糟，以此破坏他在国内以及周边地区的形象。”在现在经济危机中，我们显然也不是在应对无理性的市场进程，而是高度组织化的、策略性很强的经济干涉；这些干涉来自于其他国家和金融机构，目的在于以他们希望的方式解决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难道防御性的反制手段还不合理吗？

正当那些所谓激进的知识分子津津有味的继续他们20世纪以来的幻想，试图使政治形势“灾难化”的时候，以上这些因素必然会粉碎他们安逸的主观立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到在一个“行政管理化的世界”中，灾难会发生在“启蒙辩证法”达到顶峰的时候；阿甘本将集中营认定为整个西方政治规划的“真实”。但是回想一下霍克海默50年代在西德的形象。他一边谴责西方消费社会造成的“理性之蚀”，一边矛盾的为这个社会形态作辩护，认为在集权主义和腐朽的独裁统治的海洋中，西方社会是唯一的孤岛。但要是真实情况是：知识分子一边过着安稳舒适的生活，一边为了生计去生造了些极端的灾祸——要是事实是这样的，又怎么办？对许多人来说，无疑如果革命真的发生，那最好发生在远远的地方——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以便于他们一边怀着热情的为远方的事情担忧，一边在学术职业中一帆风顺的得到擢升。但是现在随着发达工业化福利国家的经济崩溃，所谓激进知识分子终于和真实有那么一点点接近了：叶公们想要激进的变革——现在终于真的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