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清末汪兆铭被捕后的供单及有关史料 -- 自向荒郊寂寞红

1910年春，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于北京银锭桥下，事败被捕，当时堪谓轰动全国、全世界的一件事。民国前革命中革命党人暗杀清廷高官的事情很多，但这一事件意义却和其他的暗杀事件都不一样。其特殊出表现在：

一、当时的革命形势：当时正值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新民丛报》梁启超一派讽刺同盟会的领导人为“远距离的革命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同属同盟会的光复会章炳麟等，起而责难，反孙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正在积极地进行中，虽然立宪大纲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毕竟是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其影响也是很大的，先进如梁启超也对立宪表示支持。如果立宪真能达民权，民族，民生之目的，那么革命就是无意义的举动。这一时期真可谓是民国前革命的关键时刻。

二、汪精卫在同盟会的地位：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汪精卫即为起草章程的八人之一，同盟会共有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汪任评议部部长。当时的汪精卫是以理论革命家的姿态出现的。从日本法政大学预科毕业时，汪的成绩在全校三百多学生中排第二，后以自费生身份升入日本法政大学专科，以清末留日学生的学历统计数据来看，汪算是少数学历较高的。汪后来的自己写的回忆里也称：“当时的我，颇为用功”“当我们从事革命运动的时候，康有为和梁启超拼命反对，说国民运动只会造成国内分裂，结果是促进列强分裂中国，但我研究明治维新时代的情形，研究西乡、胜两伟人的事迹，绝没有那样的忧虑。”（汪精卫《正月的回忆》原载汪伪《新中国报》转引自《汪精卫先生传》）汪的自述里还说，因为家境贫寒，自费念日本法政大学专科须兼职一份翻译工作，译的是日本宪法，可见其是有一定的理论水平的。在民报时期，汪精卫的代表作有《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革命决不致召瓜分说》，除《革命之决心》一文是煽动性的文字之外，其余都是理论性很强的，汪在民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民族的国民》历数世界上民族学和政治学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践，搜集满清政府的一些言论证据，得出满汉之界未平，满清政府不放弃满人的特殊地位的立宪不可能出现民族平等的结果，进而申论排满革命的必要性，胡汉民评价此文“不做叫嚣跳浪之语”（摘自《胡汉民自传》）。《革命决不致召瓜分说》则从技术层面分析各国的利害和有可能对中国革命采取的外交对策。《论革命之趋势》是论预备立宪为何不能达三民主义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与梁启超辩论的文章，说梁启超的观点是来自德国某某政治学家什么书上的什么话，当时他写这话的背景如何，为何在中国行不通（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集》在此不赘述）这些文章逻辑缜密，引文必写出处，很有学术论文的风格，虽有骂满清为“胡虏”之语，但比起革命派的其他文章实在算是客气的，由此可见当年汪精卫理论革命家的风范。就连被捕后的供词也是讲道理，古今中外，侃侃而谈。这样一个面貌清秀的书生，去做暗杀的事情，实在使人无法想象。而且汪精卫当时在同盟会中颇有长厚之名，曾给胡汉民一书云：“同志皆以弟为长厚，而以兄为精明，弟不愿以长厚而为糊涂乡愿，望兄亦不以精明而为刻薄寡恩”（摘自《胡汉民自传》）胡汉民当日竭力劝阻，并给吴稚晖写信说：“誓与民贼偕亡，本无可疵瑕之义。惟精卫乃极纯粹笃厚之士，其才可辟易万丈，而力不足强搏一人，不尽所长，而反用所短，以其所自靳与吾入相期者较，其为益革命前途，十不逮一，斯深可惜矣。”（转引自须立求著《胡汉民评传》）汪精卫本不该是去行刺的人，所以这次刺杀行动就显得更加引人注意，汪精卫被捕后，众人皆料其必死，有一《新世纪》报专开“滴眼泪”一栏登载悼念汪精卫的文章，有一具名“合者”一文曰：“得来告，弟亦有所闻，不料竟为汪子，四百兆禽息兽视之兽世报，康强老寿，秀良之士，屠杀殆尽，吾欲何言！不随即死，觉所言只益惭愧。忆伊人颜色蔼然，端庄纯一，遽饮屠伯之刃。掩面而号，尚能出声耶！”（摘自《汪精卫先生传》）一个大侠去行刺没什么希奇的，一个文人去行刺就不同凡响了，汪精卫的文人身份及革命领袖的地位也给这次暗杀事件平添了不少影响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