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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夜读《容斋》之一宣和冗官 -- 无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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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夜读《容斋》之一宣和冗官

容斋续笔卷四第十七则“宣和冗官”,曾对北宋末的冗官现象有所描述,现摘录原文如下,

“宣和元年,蔡京将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滥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迁官论赏者五千余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枢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兖州升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才二年,而转十官者。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吏员猥冗,差注不行。”诏三省枢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诏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赏西睡诛讨之功,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各与一子官,执政皆迁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废格之,京之罪恶至矣!”

蔡京是宣和二年(1120年)致仕的,但在宣和元年(1119年)已经失宠,所以群臣就开始痛打落水狗了,蔡京主政时的弊端也就一一冒了出来,官制的败坏就是其中之一。

洪迈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具体数字,半年内升官5000多人,辰州招弓弩手,弄进了84名公务员。兖州升府好比现在的地区改为市,兖州地区变成兖州市了。级别上去了,当然政府的规模也要扩大,又增加了336名公务员。还有人成为公务员不到2年,竟然升了10次官,要知道宋代的官员的级别和工资待遇是挂钩,级别上去了待遇自然也就要跟上去。不过这还不算什么,下面洪老先生给我们列举的一些数字更是触目惊心。

“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朝奉大夫和朝请大夫都是从六品文官,相当于副局级官员。“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右武大夫是正六品武官,相当于今天的大校正师,通侍大夫是正五品武官,相当于少将正军,右武大夫以上算高级军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修武郎是正八品,相当于少校正营,武功大夫为正七品,相当于上校正团,修武郎到武功大夫相当于今天的中级军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小使臣是正九品低级武官,相当于现在的上尉连长。根据宋史地理志,北宋末全国的总人口是4500多万人。上面所列举的只是北宋政府的一部分官员的数字,而整个北宋官僚系统要比这个数字庞大得多,而且还有大量不在正式官员编制内,同样吃财政的吏(“吏员猥冗”),比如水浒中宋江的押司。

宋史上也有相应的记载,徽宗重和年间(1118-1119),蔡京任宰相时,“吏员冗溢,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宋史,食货下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对高级武将在生活上怀柔,节度使虽无实权,但月俸高达400贯(12万人民币),上面提到的留后即承宣使,月俸300贯,观察使200贯,刺史100贯(3万元)。这些都是至少是少将军长级别以上的军官,竟然也有数千人之多。从宋史上的这个数字来看,洪老先生的记载算不上夸大其词。

以一个正八品的修武郎到正七品的武功大夫(相当于现在的营团级军官)来说,据洪老先生的记载,这个级别的军官人数达到将近7000人。北宋末年的禁军总数,纸面上大约维持在60万左右,但实质上据宋史记载“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住招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北宋末年军队实际总兵力,能有个20万就顶天了(整个宋代军力最强的时代是南宋初,当时也只不过20来万军队),哪需要近7000名营团一级的军官?更不需要几千名少将军级以上军官。真正的实差的位子少只有少。

由于官多了,但实质上的差事却没有这么多,好比现在有些部门有好多处级科员,但是实权位子、科长却只有一个。那么怎么办呢?历朝历代到了这个时候都不例外,想拿实缺的就要去花钱跑官。以蔡京这样的大贪官,这个财路,显然不会放过。另一部宋人笔记《曲洧旧闻》 就有记载当时的价码,“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直秘阁和通判都是实差遣,一个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另一个相当于副市长。也就是说,出15万人民币(500贯),蔡京就能帮你搞定一个副市长的位置,中办秘书位在中枢贵一点,所以要90万人民币(3000贯)。吏治到了这个地步,当然是无可救药了。所以洪老先生感叹道,“京之罪恶至矣!”

我们知道宋代的物质文明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最高峰,其工商业之发达,远不是其后的明清两代所能比拟的。即便是在北宋末年,其总岁入(包括钱,粮,布匹,金银等)也差不多能维持在1亿贯左右,但有宋一代给人印象却是民贫国弱。纠其原因,恐怕就是这个冗官问题。宋代素有冗官、冗兵、冗费之称。但后两冗,归根结底还是由冗官造成的。就拿洪老先生的例子来说,试想近7000名营团级军官,要个五六十万大军也不过分吧?哪怕是账面上的数字。一旦冗官冗兵了,想不冗费都难,这么多人要吃饭,更何况中间还有人要中饱私囊。北宋的官员生活优渥,无论有没有实差,都有一份高薪,以洪老先生提到的从六品朝奉大夫为例,哪怕赋闲在家,都有每月35贯的薪水,也就是光基本工资就达每月10500元,还不包括津贴和其他特权能带来的灰色收入。

北宋一代,国家的财政收入基本都是花在三冗上,而三冗问题首推冗官。当时有识之士也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无论是韩琦,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后来神宗王安石的变法,都或多或少有解决冗官问题的想法,至少是要试图缓解这个现象。但任何政策都是要人来执行的,中央的决心再大,还需要官僚集团来具体执行。让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团体,来推行取消自己既得利益的政策,无疑是缘木求鱼。更何况宋代有不得杀士大夫的祖制,公务员们即使对抗中央也基本不会有杀身之祸,顶多是拿着优厚的薪水赋闲而已。所以这些改革的失败也是可想而知的。终北宋一朝,其冗官问题始终未得解决。可以这么说北宋是个藏富于官的朝代。

俗语说,“藏富于国,霸者之国;藏富于民,王者之国。”,那么“藏富于官”呢?无斋主人以为,6年之后宣和7年,南下金兵的铁蹄已经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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