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乡记事：收铜 -- 铸剑

铸剑河友好文，深受启发。蜀生的讨论也很有意义。

但就建立“什么组织”、怎样建立“组织”而言，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何需要一个“组织”？无论组织也罢，放任也罢，都是就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不同的alternative。那么，既然组织成为需要，就标明了表明在参与者的“个体-社会”关系转变中，有某种原有的“个体-社会”关联需要得到补偿（compensate）——比如说当街道管理模式在人口流动加剧的情况下式微时，婚恋中介（原来是介绍所，现在是介绍性网站）的需求大大提高了。

而产生这种补偿需要的来源本身，或许是求解当相应的组织或关联在新的状态下不存在或不足时，相应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您的例子处，就是进城农民的违法行为。

比如说，曾经有人做过很好的研究来解释中国的单位制（户籍、政治性关系加福利）产生的根源，因为这种制度并不是从社会主义模式所固有的：它并不是从苏联沿袭下来的。其结论发现是共产党政权在赢取城市时，为了战胜工业组织中的以帮派（青红帮、同乡会）为基础的工头控制，而获得对生产过程的管理控制权所采取的制度安排。因为原有的工头控制和帮派组织提供了对其个体成员（单个外来务工人员，同乡，个体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安全与基本福利——青帮是有福利的：比如说工伤、抚恤等。所以相应地新中国政权为了团结工人群体，新的组织形态，也就是国有企业，须得向工人们提供基本的安全与福利，这就包括医疗、子女教育、事实上的终身雇佣、甚至派出所和殡葬服务。因此，单位制并不单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转型而实施的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安排。

这种思路结合您的观察，能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即当今的进城务工人员们缺失的是什么——以乡村道德体系为参考物——以至于他们选择脱离了规范的行为模式而走险？

相关的问题，貌似达雅在谈论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时也略有涉及过，一时找不到他的帖子了。

但再进一步，“组织化”的实现途径与实现手段是否是单一的？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从英国的工头控制到美国的经理人企业，就没有产生第三方组织作为对欧洲移民的“规范化”加工，也没有出现特定的、正向的compensate的制度安排。相反，它是由一系列的社会技术与物理技术的革新而实现的，包括：互换性零部件，泰勒制，铁路与电报等，这些革新加强了资方对工方的控制，降低了工人个体对同乡或者工头组织的依赖。

总之，铸剑河友引发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讨论，不知这是否是铸剑河友的本行专业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