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英国外交档案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及汪政权的部分历史档案文件 -- 自向荒郊寂寞红

G.V.基特森就日占区1943年度政治形势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

1、为赢得中国占领区人民及[汪]政府的合作及支持，同时也作为姗姗来迟的以图消除日本军队早期的剥削、压迫及抢掠，日本政府在1943年初开始推行其精心计划的所谓的“对华新政策”。该政策包括一系列和解性的动议，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南京政府的独立性及其与日本的平等地位，正如新政策所显示的那样，因为日本要给中国一个公平待遇，故而日本要把合作“卖给”中国的政治领袖，商巨头及其他人士。贯穿整个政策中有一个微妙而有力的主题，即“亚洲归亚洲人”。这一主题强调过去西方对中国的剥削，保证在建立也已摆脱西方控制的、新的大东亚过程中给予中国以自由及平等合作伙伴的地位。

2、对华新政策于1943年1月9日生效。重光葵与汪精卫签订了一个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日本放弃在华租界；日本交出上海、厦门的国际租界以及北京使馆区的行政权；还有废除日本人在华的治外法权。双方将设立一个有中日两方人数相等而组成的委员会，以制定具体细节。当天，南京政府对英美宣战。汪的宣战加快了日本新政策的推行，首先是日本将天津及广州的英租界、上海及厦门的国际租界归还给南京政府管制。各国对这一转让都持默许态度，似乎表明转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1943年1月，意大利原则上同意放弃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意大利使之在上海国际租界里生效，但直到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他们尚未正式放弃其在整个中国的治外法权。投降后，他们在天津租界的权益上为其面子仍犹豫不决。事实上，9月份，日军及中国傀儡军队已把它占领。日本人强调，这些都是铁的证据已表明他们期待一个独立的中国的出现，而他们的做法只是要消除西方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些残余。

3、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另一做法是其近年断续地宣布将前英美在占领区的财产移交中国控制

4、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新的“同盟协定”最终在10月30日签署。据此，日本保证两国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之后，将撤走其派驻中国领土上的军队。新协定取代了1940年11月的条约。旧条约要求南京政府有义务在军事上与日本合作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故而给予日本在华北某些地区驻兵的权利，但同时保证实现和平两年后，日本将撤除其在华军队。

5、如上各类举动的宣传价值不可低估。通过放弃租界、转让“敌国”财产的办法，日本人达到一定成效，也能持之以理地辩解，言其放弃了一下实实在在具体的东西。而英美在其新条约中，只不过放弃了不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确实奏效，但有目共睹的是，新政策一推行，它所隐藏着的诸多缺点便不断地暴露出来。当上海被移交给南京政府时，上海新市政府中所有重要的财政、警政、政治、卫生部门仍在日本人的手中。“敌国”财产时被移交给了南京政府，但却有一个规定，不准立即改变财产占有状况，这就意味着已被日本人经营的英美公司、商店、工厂（绝大多数是被日人经营），或学校、医院等，其占有状况不变。最后，日本人最棘手的问题是放弃最不易被肉眼看到的在华治外法权，其中最实质性的东西是司法权利。这个问题是8月份日本许可南京政府有权对日本国民及其财产征税时冒出来的。在中国，有权征税却无司法权推行之，便会使前者变为一句空话，而日本人无意将司法权让给中国人。相反，他们宣布到，中国有关征税的法规将由日本官员执行，“直到日本国民顺从中国司法权为止”。后来，整个方案的不可行性充分体现在一个公告里。公告声称，因为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从日本人手中转让对日本国民收税权一项将被推迟执行。

6、对华新政策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中国得到多少好处，或给汪精卫多少实权，而取决于该政策赢得占领区利益集团支持的程度。该集团主要代表有中国的政治巨头、商界领袖、商人及官员，这些人一直持观望态度，看准谁是赢家后再做决定。南京政府的“独立性”欺骗不着这些利益集团，相反，他们已经认识到，南京政府早已绑上了日本战车，其命运以取决于日本军事上的成功与失败。日本在太平洋上军事的溃退，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经济上的拮据，联合国在欧洲的节节胜利，都是中国人感到日本的战争能力在每况愈下。对汪政府失望的迹象处处可见，例如与中国法币相比的“傀儡货币”的暴跌，人们对重庆又重新树起了信心；后者可从重庆军队投降到汪派之行动已经停止来显示。的确，今年初夏以前，军队投入汪派是重庆政府的极大烦恼。

7、为了稳定物价、防止投机倒把及囤积居奇，南京政府在8月份推行了全面控制棉纱、棉布的政策，并命令在9约6日以前登记所有的棉制品，还命令所有库存货物权益固定价格卖给当局。据估计，大约有60万包棉纱及棉布被通过这种方式掠夺而去，举报其结果是成百的企业和小银行破了产。不管南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大量被掠夺的棉制品却被运至自由中国那里；这些棉布、棉纱帮助缓解了重庆的商品奇缺。这种交换方式，同样也使重庆的地方得到自由中国的商品。遗憾的事，这种敌方贸易方式似乎得到了重庆的暗中支持，因为这是能解决人民生活的、取得某些必需品的唯一方式。就目前中国形势而言，无人能有办法阻止这种贸易。

8、南京政府与建立与华北政治行政关系的举动，终由南京政府最高防务委员会在11月11日做出了一项决议，规定由南京政府出面组织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以便在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及天津、北京与青岛特别市进行反共、维护公共安全和经济管理事务”。这里我们应该留心的是，过去汪精卫曾和日本在1939年达成建立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最初协定，称其目的是“根据调整中日关系的准则在地方上处理与日本和满洲国的关系。”

9、1942年夏遣返之后继续滞留在中国的盟国公民在1943年春已被圈进了专门设置的拘留营。盟国公民在华北者被囚禁于烟台和潍县，在华中者被囚禁于上海和扬州，在华南者则被囚禁于广州。据报，拘留营的条件尚可，尽管被囚者主要依靠外边的友人接济食物。但是囚禁在香港的英国公民，由于营养不良，一直在忍受着折磨；除非近期条件改善，否则不久的将来，疾病和饥饿将会夺走大量囚徒的生命。9月意大利投降后，在占领区的意大利人一直处于日本的监视之下，他们的财产被夺走。那些过去曾宣誓效忠墨索里尼以及效忠其法西斯政府的人据说已被释放出来，他们的“盟友”身份也得到了恢复。听说这种身份无甚实用价值，故而意大利人并没有享受很多特权。甚至德国人在其轴心国伙伴手中的处境据说亦日趋艰难。

(FO371:41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