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双 城 记[连载] -- 谭伯牛

国藩答书，曰：“公之卓裁，意在迎击援贼，生擒逆狗[71]，一面打狗，一面围城，兼营并举。侍之拙见，以为狗不易擒，但求击退；城不易破，但求全军”[72]。

　　“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孙子?谋攻篇》开卷明义的首要原则[73]，也是湘军“家法”中极重要的一条。而“全军”的精髓，则在乎“伐谋”；何谓“伐谋”？杜牧说：“敌欲谋我，伐其未形之谋；我若伐敌，败其已成之计。固非止于一也”[74]。我们可以根据当时战局来理解这段话。太平军调兵来援太湖，即“欲谋我”，而太平军此次进兵，具体如何调度，在太平军来说是“已成之计”，对清军来说则是“未形之谋”；于是，通过分析各种信息（“未形之谋”），对敌军的行为（“已成之计”）作出判断，最终制定己方应战之策，这就是胡、曾当日的“伐谋”。而“伐谋”的目的，乃是“降其城邑，不破我军”[75]，即国藩替林翼总结，所谓“一面打狗，一面围城”。但是，在国藩看来，此策谈何容易？与玉成交手多年，湘军实在是败多胜少。前述?|生寺一战，只是被动的突围，实非主动“伐敌”而胜；去年三河之战，湘军被全歼，思之更令人胆寒。故曰“狗不易擒”也。“城不易破”，则谓太湖虽是小城，围之数月，却亦无法攻克。林翼在这种局面下，制定出围城打援、“兼营并举”的激进战略，国藩势必不能无疑。二人之意，都是要“全军”、“破敌”，然其术“固非止于一也”，故国藩提出战略修正版，其要有二：只能在太湖城外迎击太平军，而不能前赴潜山迎击；为能全力迎击援军，尚须全撤太湖之围。

　　由此可见，胡、曾之策，差别太大。林翼欲借此机会，与玉成展开决战，一了百了，不然，“半年一小警，一年一大警”[76]，不胜其扰。国藩则甚为悲观，以为己军实力尚不足一战，不若“今冬姑求全此三军，明年希（李续宜）、浚（萧启江）来，再求破贼”。当然，林翼绝非头脑发热作此决定，他自忖必胜，恃有天堂一支奇兵。天堂是潜山、桐城、舒城、霍山之交的“天险”，“绵亘二百里，万山丛薄，外险中夷”。在此驻兵，守，可以防止太平军越岭而西来偷袭太湖；攻，则可自东南水吼岭下山，对在潜、太之间的太平军进行腰击或尾抄[77]。其时，太平军尚未认识到天堂的重要性，故林翼派余际昌、金国琛不声不响占据此地，“以万人并力专精，主剿不主守，主合不主分，断无败理”[78]，方敢于部署决战。这一层微妙意思，他也向国藩进行了解说。然而，国藩此次出山，十分谨小慎微，对于奇兵、对战之类富有风险的决策，几乎全持否定。孔子曾教导学生，在军事上务必“临事而惧”，国藩的否定，便源于这个“惧”字。王贻运对此大致不满，尝曰：“军不可惧。孔子以‘惧’教子路，言其轻死耳，非谓行三军当惧也”[79]；窃以为，王氏此论正中国藩之失。孔子说“临事而惧”，确系针对子路的“轻死”有感而发，非谓一个“惧”字便能概括战事的精要；朱熹也说孔子这句话乃是“抑其（按谓子路）勇而教之”[80]。 “惧”，固可作为应事待人的基本态度，但是，每事则“惧”，因“惧”而缩，以至于当战不战、一味株守，则大违孔子本旨。孔子在“因事而惧”之後，还讲了一句“好谋而成”；林翼之考察地势、安排奇兵，即欲“好谋而成”。国藩眼中心上全被“惧”字占据，遂忽略了军事犹应讲求主动、讲求“庙算”，孙子不就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81]“惧”而“无算”，这一战，如何打法？然国藩不顾也，终不应援。林翼灰了心，不再“琐琐奉渎”，准备只凭一军之力与玉成决战[82]。

　　然而，多隆阿一次令人“骇异”的调度，改变了局面。林翼本已与多隆阿商定各部驻防之地：鲍超、唐训方围城，多隆阿、蒋凝学当前敌，余际昌、金国琛作伏兵。十二月十五日，多隆阿突然下令，将鲍超全营调往小池驿。小池驿是太湖、潜山两地的中点，“前御大股援贼，後逼太湖城贼”；且小池驿前未驻军，霆军须立新营，而“连日雨雪，泥深数尺”，修墙挖濠，仓促间难以毕工；若太平军乘其立足未稳，迅兵猛攻，则凶险将更甚于?|生寺之事。因此，胡、曾闻信，俱感“骇异”。更糟糕的是，此番调度，多隆阿丝毫未有商量之意，而是以统领身份“强使”鲍超“从令”。鲍超不愧为合格的军人，尽管满心不情愿，却闻命即行。上一次，都兴阿命鲍超撤退，鲍超梗令不遵；这一次，鲍超却违心而往，前後表现殊异，有深意焉，请为表出：军中“最易触人之怒”的事情，便是“目人为怯懦”[83]。拒绝撤退，孤军犯险，固然违犯了军令，但不是“怯懦”；拒绝前进，则因违令而遭受处罚事小，因此被人视为胆小，事情就大了。进退俱关乎荣誉，而将领赖以安身立命之物，便是荣誉；故鲍超此行，表面上是顾全大局、服从指挥，其本质则在于维护自己以及全军的尊严。因此，林翼虽极不赞成多隆阿此番的调度，但也不拟“强之使止，致骇军心”[84]。不过，在私下里，他还是压不下对多隆阿的怒意：

　　“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不宜炫耀己之长处，尤不宜指摘人短处。读来书，有‘前则厝火积薪，绝无疑虑；今则临渴掘井，未免张皇’之语；查鲍镇、唐、蒋道均非张皇人，词义微嫌轻薄。谅是记室措词之失，固知仁兄之必不存此心矣”[85]；

　　多隆阿虽受命统军，但鲍超并不服气；故借调度之事杀一杀鲍超的威风，乃是多隆阿心中无时或忘的念想。此次突然下令，命鲍超以孤军当前敌，与其说是战术上的考量，不如说是折人之锐，立己之威。他且急于与林翼“分享”这份得意，故授意文案写信时不必照顾“麾下”将领的颜面，径以“张皇”等语严加训斥。此番调度，林翼本就不以为然，看他来信还在那一个劲儿表彰自己、批评部下，更生气了，于是才会指责他“轻薄”，说他不懂得“肯救人、固大局”的“大将之道”。然林翼虽怒，除此之外也不好再讲重话，一则选多作统领是自己的决定，一则大战在即，骂狠了，恐怕影响多的心情。于是，只能帮多隆阿找个台阶，将他的骄纵刚愎归于“措词之失”。

　　国藩此时的心情，与林翼相似，欲责怪多隆阿的轻率，又担心局面从此败坏，不得不隐忍不发。然国藩更担心霆军的安危：太湖城下，今只有唐训方一军，不过三千人，若守军（约六千人）出城攻击，唐军必不可支，则多隆阿将去援救；而多回太湖，则鲍超一军（亦仅三千人）完全孤立，再无後援，太平军大股来攻，实难支撑。然则，欲支持鲍超，非加强太湖围师不可。而除了宿松大营的万人，当日再无别处可以调兵，因此，国藩尽变前计，主动派出六千人援助太湖。他给林翼写信，不得不苦笑：“此次又是我输了”[86]。林翼料不到多隆阿此举阴错阳差，竟收奇效，不由得心花怒放。只是，霆军注定要经受一次大劫，并不因後路稳固即可捐免；而在这一场劫火中，多隆阿亦表现出仁心和大勇，切实奉行了“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救援”的湘军“家法”，并以此获得各军将领由衷的尊敬。

　　[71] “狗”、“逆狗”，系湘军等人对陈玉成的蔑称。

　　[73] 《孙子?谋攻篇》：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77] 林翼论天堂奇兵，尝曰：“兵事之妙，古今以来，莫妙于拊其背、冲其腰、抄其尾。从天堂出杜埠、野人寨，则自古用兵之奇计，一举尽之矣”（《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各帅》）；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天堂安排此路奇兵，实在是整个战役最关键的部署。此後的战事，也印证了他这个判断，下文引用孙子语：“多算，胜”；固非虚语。而国藩此役矜矜于“惧”，亦因此被证明是一种失策，不待辨也。

　　[86]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申刻《复胡林翼》。国藩此处说“我输了”，乃是集合了“挺经”及戏曲中王小二的典故，参观《曾国藩全集?书信》三，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七日《复郭嵩焘郭??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