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双 城 记[连载] -- 谭伯牛

国藩不愿倚靠绿营讨伐太平军，而要创立一支新军，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看不惯绿营的“败不相救”。而他对湘军将领的要求，第一条便是要“彼此相顾，彼此相救”，他曾在某将禀牍上批示：“湘军风气，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救援；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43]；他虽认为“不忌不足以为骁将”，但坚决反对将个人情绪带到战场上。凡遇此等将领，他必“严参”不贷。当然，作为统帅，应该防患未然，尽量不让自己的人事安排影响将领之间的关系。四路进兵计划中的第二路，即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这一路，奏称由多隆阿、鲍超负责；可实际战役的指挥之职，却不能由两个人共同承担，必须选出一位统领。选谁作统领？如何安抚落选者？能否避免可能在战场上出现的“败不相救”？胡、曾为此寝食不安，为此往复辩难，甚至为此伤害了友谊。

　　多隆阿，字礼堂，蒙古正白旗人。家贫，“少沉毅，有胆略，勇于敢为”，十八岁，考取“马甲”[44]。二十岁，隶僧格林沁马队，入关。咸丰五年，调湖北，隶江宁将军都兴阿部，屡建功。七年七月，以湖北肃清功擢副都统[45]。

　　鲍超，字春霆，四川夔州人。十七岁，考取协标守兵。道光末，闻湖南用兵剿匪，乃辞职赴湘，“冀得当以立功”。甫至，匪乱已被戡平；人地生疏，“落魄欲死”，遂以挑卖湘江水为生。咸丰三年，再度入伍。五年八月，胡林翼在?L山兵溃，鲍超弃舟登陆救之，林翼感其忠勇，约为兄弟，“不以部曲待之矣”。六年秋，林翼命鲍超赴长沙募三千人，自立一军，称“霆军”。七年七月，以功加总兵衔[46]。

　　比较简历，我们发现，二人成长的道路差不多：家境贫困，少年从军，凭着勇敢与谋略，奋发向上，由普通一兵变成一军之将。鲍超经一省巡抚超拔，经历稍具传奇色彩，但绝不同于庸常者以走後门的方式获得职权。二人比较，最大的区别在于年龄，此时，多隆阿四十二岁，鲍超三十一岁[47]。若以年龄特征定统帅，则宜如《礼记》所云：“四十曰强，而仕”；让多隆阿出任统领。只是，年甫而立的鲍超对此必不以为然。他之必不以为然，并非不敬长的意思，而是他不认同多隆阿的“强”。强有二义，一说“智虑强”，一说“气力强”[48]；鲍超服役于水师，屡建战功；统率陆军一年来，亦连获大捷，未尝一败，是则谓“才兼水陆”，独步三军，“智虑”之“强”不遑多让也。“气力强”，则更令较多龙阿年轻十一岁的鲍超引为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七年七月小池口一战，若非他以一个“强”字挽救大局，湖北全省能否“肃清”还真将成为疑案。

　　当时，陈玉成率四万人攻黄梅，六月以前，数尝小挫。七月，玉成亲临前敌，先在濯港全歼王国才一军，随後，清军各部相继败溃，只剩下多隆阿的二百马队与鲍超的三千馀步兵驻守在黄梅边上的?|生寺。当时统帅为都兴阿，胆战心惊，决定撤军至长江边，“与水师相依扼守”。这个决策，表面上是保存实力，实际上却是放弃抵抗，贻误全局。因为，湖北防军齐聚省疆，黄梅、武昌之间并无重兵节节驻守，玉成得黄梅，即可长驱直入。此外，湖北另一支大军由李续宾率领，正强攻九江；都兴阿欲与“相依”的水师，其时即在配合续宾军攻城。黄梅防军的任务除了守住皖、鄂门户，便是保护水师航线；因此，水师更需要後路陆军帮他们“扼定”江防，实无馀力对陆军施以庇护。都兴阿果若退兵江岸，水师後路便会被太平军截断，续宾的攻城部队也因此得不到支援，九江之围将不战自解。因此，黄梅一城之得失，关系全局匪浅。有鉴于此，都兴阿下令後，鲍超拒绝奉命。多隆阿前去劝他，他“力持不可”，说：霆军虽仅五营，却不畏十倍之敌军，“愿为公一战破之！”马队仅馀二百骑，似不利战；那好办，决战之时，请以马队作为宪兵队，“见我霆字营士卒有退後者，即飞骑斩之。前敌交锋事，公可不问也”。多隆阿闻言，“壮之，因从其计”。

　　玉成行兵，不喜力斗而善智巧，故己军虽十倍于敌，亦不愿穷追猛杀，而“自?|生寺连营至黄腊山迤南，深沟高垒”，要用持久战的方法拖垮饷道已绝的清军。鲍超无法持久，乃决定五路出击，主动挑战。临战前夜，鲍超尽出营中馀储，大飨将士，祝酒，辞曰：

　　“明日决往破贼。幸而克捷，顾全大局不少；否则身殉。是役誓不与之俱生。诸将士有愿以死报国者，与吾共功名，幸甚；如不愿者，亦自任也。请以卮酒志别，以表一时共事之雅”。

　　这段话并非多么的慷慨激昂，较之“大风起兮云飞扬”，不可同日而语。大风歌不一定是刘邦的创作，这段文字则断非鲍超的原话[49]，而是经过传记作者润色加工而成。但是，“如不愿者，亦自任也”这句话，却很有深意。鼓舞士气，绝非易事，统将请大家喝酒吃肉，不过欲请诸位随我去死而已；众人心内必会做一番权衡：明日参战，生还机会如何？明日避战，死亡指数又有多高？此种迷思，统将怎会不知。但是，高明的将领决不会说出“Let‘s die like Romans, since we lived like Grecians”[50]这种弱智的话。激将法不是这样的。他会平静的开出两个选择：你可以去，你可以不去。去了，我感到“幸甚”，不去，那也是你自己的担当，我表示尊重。于是，这个选择不再是单纯肉体生或死的选择，而成了道德上义与利的取舍。人心中或多或少的那点道德感因此被激发，于是，众人“伏地叩头，誓以死自效，虽下逮夫役，无不踊跃用命者”，而“鲍公知士气可用”。

　　太平军筑起数座高垒，与步卒相依，以困霆营，其中最巨者五。第二天，鲍超将全军分作五队，自领一队，先请其他四位队长“各自指攻一垒”毕，己则“指当中一最大坚垒”，开始冲锋。所谓“垒”，就是碉堡，中容数十至数百人不等，或二层或三层，高自二丈至四丈不等，垒壁开设枪洞炮穴，墙头则向外抛掷火包、灰罐、石块、喷筒等物。战斗打响后，其他四队“十荡十决，骤不得手”，而“伤亡渐众，几不能支”。攻垒至于“几不能支”是个什么景况呢？诸位可以回想电影中此类镜头，如《上甘岭》，惟须将双方火力大打折扣，人数则翻以番数，便可获取感官印象。然则，“几不能支”，即谓黄继光不出，我将全军尽墨也。霆军无黄继光，霆军惟有一余大胜，自请“由贼墙炮穴梯肩而入”。要完成这套战术动作，十分艰难。大胜须闪躲炮火，扒近垒壁，然后踩着战友肩膀攀援至炮眼附近，迅捷钻滚扑入，再鲤鱼打挺站起身来，立即与炮手及其他敌兵展开肉搏，忙中偷闲，还得向外扔出绳索，供战友攀援。大胜不愧为大胜，“鼓勇先登”，一击得手。鲍超当即“率十馀壮士继之”，攻入垒内，斩敌数十名。许是这些人如天兵天将一般的气势震慑了守军，“馀贼不敢格斗，悉奔聚垒心，拥护贼酋”。登垒人员越来越多，鲍超却让他们不着急围攻垒心，而将数十杆军旗――霆军旗帜无字，上面只绣三个黑圜，太平军称为“鲍膏旗”[51]――沿着垒边“环而树之”。其时，“垒心贼尚数百人，皆瞠视不敢也”。树旗毕，霆军这才掉转头来逼近垒心，守军魂飞丧胆，始四散而逃。其他四队苦战欲竭之际，陡然望见大垒之上黑棋飘动，便知主将业已克敌，“一时愧愤所激”，信心大增，“各殊死战”，亦将各队负责之垒先後攻破。五座大垒被破，太平军防线大乱，于是，小奔引发大奔，一溃激成全溃。玉成在黄腊山上指挥所里，亲见四万围军[52]被不足四千之敌军冲溃，不禁黯然神伤，“只身逃去”。据说，玉成与清军交手十数年，“恒俯视诸将帅”，尝自言生平所钦佩官军名将，惟鲍超及二李。二李者，李孟群，李续宾，俱覆军身死于玉成之手者也。

　　仗打完了，但是，有件公案，还得回头来作个分辨。前述鲍超自愿留守作战，请多隆阿在旁参观，多隆阿闻言“壮之，因从其计”。难道，当日之役，他真就安坐马上，袖手旁观，一待时机不妙，扯开马腿就跑么？若然，岂非：羞哉“壮”也！此谓“强”耶？[53]

　　上述?|生寺之战，全取材于陈昌撰《霆军纪略》。陈昌，四川铜陵人，是鲍超的同乡。此书纪事止于光绪七年，刊刻在光绪八年，时鲍超犹健在。书中有一部分事迹，不见诸当时的诏旨、方略、奏摺和函牍，俱系陈昌在夔州鲍超家中当面采访得来。鲍超请多隆阿观战一节，不见于他书，盖即由鲍超亲口讲出。此书《凡例》亦云：“鲍公乃生存之人，尚待论定，若由秉笔者口中加一推美之辞，纵极切当，亦嫌标榜”；表明他的叙述采用了很严格的标准，除了公开发布的资料，如《剿平粤匪方略》、曾、胡全集等，和鲍超本人的谈话记录，撰者本人并无修饰。若以陈昌之言为然，那么多隆阿当日的表现，确属不堪。

　　但是，多隆阿虽具个性缺陷，终为名将，若如昌书所述，则不过是一个畏葸无义的小人。若有可能，我们应该听听多隆阿自己的意见，可惜多隆阿战死在陕西，来不及请人撰写回忆录。不过，他的部下雷正绾，编有《多忠勇公勤劳录》（光绪元年），记录了他一生的事迹；雷氏且曾亲身参与?|生寺之战，若多隆阿当日表现如鲍超一样英勇，或不那么英勇，但绝无袖手旁观的孱态，则雷氏叙述此节战事，自可从容道来，不必隐讳。那么，我们翻开《勤劳录》，看看雷氏的叙述。?|生寺之战发生在七月一日，而雷书记日，竟无“七月初一日”字样！

　　[44] 清制，八旗壮丁年十六岁以上，考试马步箭合格者，准披甲当差，挑补步甲、马甲。

　　[49] 赵增禹，四川人，幼时随其叔拜谒过鲍超，他访问鲍超部将，搜集父老传闻，作《书鲍忠壮公轶事》。其中记咸丰九年岁末，小池驿决战前夕，鲍超大宴三军，作士之气，祝酒辞中有一段话与陈昌所记内容相同，表达方式则更真实。其词云：“营下兄弟多，战而乐者行可也，鲍老子当与之偕；怯而伏者裁可也，鲍老子当与之诀”。

　　[50]

　　[51] 赵增禹《书鲍忠壮公轶事》。

　　[52] 当然，四万围军，并非四万精兵。太平军出战，人数虽多，然具战斗力者往往只有三成，馀则行军途中或“裹胁”或“收编”的流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