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双 城 记[连载] -- 谭伯牛

太 湖

安徽西南部有一条河，叫马路河。马路河自西北而来，分作两道支流，将太湖城圈绕其中，其状极似一颗眼睛，眨也不眨地望向东方：望见了黄泥港，又望见石牌，再顺着皖水一路望过去，便看见了长江边上的安庆。

自咸丰九年二月，四川人鲍超便守在太湖城下，痴痴地望着。不过，他没向东看，他的视线，落在太湖高耸的城墙。胡林翼在太湖西北的英山，呆呆的看着鲍超，看了很久。而在太湖西南的宿松，曾国藩也紧紧的盯着鲍超，虽然，他会不时朝东边的安庆瞟上几眼。

曾国藩带领湘军于咸丰四年夏离开湖南，开始东征。五年时间，湘军稳固了湖南，收复了湖北，肃清了江西，并推进到安徽中部的庐州，离东征的目的地――天京――越来越近。然而，八年十月在庐州南部三河镇的一场恶战，却令湘军前功尽弃：六千将士，一战全灭，统帅李续宾和国藩的三弟国华自缢身亡；前此克复的桐城、舒城、潜山、太湖、黄梅等城旋即全行失守；安庆的围军也被迫撤走。此军将卒几乎都来自湘乡，军覆後，湘乡城内“家家设祭，处处招魂”。湘军之锋锐自此减矣[34]。

此役失利原因，在于不设援师、孤军冒进。李续宾固为名将，并非不知道己军深入太过，也曾向湖北申请支援。湖北有两支大军，一屯黄冈，一驻英山，都可调作援师；其时，胡林翼回家奔丧，由湖广总督官文主持军务，官笑曰：“李九所囔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诸人亦附和，云：“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续宾好名，虽无援军，却不愿“示怯懦”，乃继续向庐州行军。陈玉成、李秀成闻信，率领十万人，分别自六合、巢县赶到，“围官军三十重，连营数十里”，一战歼之[35]。

噩耗传来，清廷立即起复胡林翼，再度主持湖北军务，不久前，在家守孝的曾国藩亦奉旨重出江湖。胡、曾一合计，当务之急，仍应在安徽作战。自江西、皖南入浙，多为山地，进行缓慢，且皖南军务已有人主持，江西则是国藩的“伤心之地”，若未被授予地方大权，此一条路走起来太过坎坷，不去为妙。其时，安徽一省：皖北由翁同书、袁甲三主持，皖南由张芾主持，皖东被太平军控制；湘军俱无立足之地。安徽西南的安庆府，紧邻湖北，尚无湘军系以外的军队驻战，湘军若欲东进，由此一路，最为从容。湘军优势在于水师与陆军协同作战，故行军路线以沿长江两岸推进为佳；安庆是长江北岸临江重镇，攻克安庆，湘军即可顺江东下，直捣天京。因此，不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意愿，胡、曾都要进攻安庆。咸丰九年十月，胡、曾会奏进兵方略，即云：

“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後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36]；

按，“陈逆之老巢”，谓玉成的眷属家财俱在安庆。滁州的战略地位，在于控制长江北岸，阻止太平军从天京渡江入皖；攻下和州，则能配合水师，截断太平军由芜湖运粮入天京的运输线。夺取了滁、和，才能在江北站住脚跟，配合江南大营，实施对天京的围困。而要夺取滁、和，必拿下安庆不可，因为，“安庆扼长江腰膂，俯仰吴、楚，为兵家所必争”[37]。如是云云，既阐释了进攻安庆的正当性，又婉陈了湘军只能进军安庆的局限性。进军计划，拟分四路：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归安庆，由曾国藩负责；第二路，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在安庆以北约六十公里），由多隆阿、鲍超负责；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由胡林翼负责；第四路，由商城、固始（在河南境）以规庐州，由李续宜负责。

四路进兵之策，看上去很美，只是每一路各有苦衷。国藩再出领兵，手下不足万人，且无统将，真这么顺着江边摸到安庆城下，别说围人家的城，自己会不会被围、能不能突围还是个大问题。林翼此次匆匆回营，丧母之悲尚未平复，丧师之痛犹待缓冲；而手下无人领军，亦与国藩相似――多、鲍、李俱是林翼手下大将，今则各领一军。胡、曾是开创湘军的元老，二人俱长于管理军队的人事、财务和公共关系，在现场指挥作战则非其所擅。咸丰四年四月，国藩初学战，在靖港之战中现场指挥，大败溃，愤而自杀，未遂，嗣後终生不临前敌。实在无人可用，则草草布置一番後，危坐大帅帐中，置刀案上，引颈以待敌军之至[38]。咸丰五年三月，林翼率一千八百人援守汉阳，却“守便宜，不入省城”[39]；八月，在?L山带兵，全军闹饷，不战自溃，林翼亦欲自杀，为鲍超救免[40]，此後，亦不再现场指挥。故此，计划中规安庆、取舒城二路，不过是虚愿。另外两路，倒是兵强马壮，可以一战，只是，三位将军龃龉以久，互不相下，欲其和衷并济以御侮，似不可骤?住?

自某种层面而言，军人之间的关系，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语云：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又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动辄以命相报者，军人也，而常语以红妆美人匹之，国藩尝发挥其义，曰：“不忌，不足以为骁将；不妒，不足以为美人。无足怪也。在下，则护翼之；等夷，则排挤之。为将常态，亦无足怪也”[41]；所谓“在下”，指旧时家中，妇女固有妻妾尊卑的等差，而实际待遇，则视乎男主人施宠程度与守礼分寸而定。男主人好好色而不忘德，则大妻在上位以掌门户，小妾处下位以承雨露，各安其分；旧日为人妻者，大德曰不妒，若遇不侵上不犯顺之妾，且将以为贤淑，乐为“护翼”之，浸而结成统一战线，以备将其他“狐狸精”拒之门外。毕竟，不妒也得有个限度，多P状态实非常情之所能堪也。反之，男主人若好德不如好好色，过宠于妾，不仅身常驻于偏房，犹欲将帐房、厨房、门房亦拱手让于妾，则妾将“等夷”于大妇，妻将奴役于小星。是可忍，孰不可忍。以故，妻必愤而“排挤”之。家无宁日矣。为将之道，与此大同小异。手下有强将锐卒，必然时刻“护翼”之，以期长为我用。若有一日，此强将锐卒因功被越级提拔，独领一军，职衔竟与我相当，则既非我所能用，复将与我争功，不伺机“排挤”之，还能有什么别的因应之策？进而言之：凡存在利害因素，相互之间地位又非固定不变的人际，其相待之法，莫不遵守此种原则。今日“护翼”之，明日“排挤”之，非人情之变也，实天性之恒也，何足怪哉。

然兵者、危事也；这种妒忌、排挤一旦在战场上发作，就比妻妾之间的争风泼醋可怕得多。李续宾、蒋益澧都是湘军初期名将罗泽南的弟子，跟着师父一齐入军学战，“续宾名望日重”，一日，师徒仨开战前会议，意见不合，无法定议，续宾“字益澧曰：‘香泉欲何从？’”那时候，熟近之人互相称呼，或称其人之号，或以其他敬称如某兄某公相呼，突然改口“字”之，则是不敬。续宾之言，若曰：小蒋，你还是听我的罢！益澧不乐意了，“亦字续宾曰：‘迪安乃欲相统耶？’”干脆挑明了说：你小子这么嚣张，岂竟将我视为下属么？当下不欢而散。出战，益澧被敌军猛攻，向续宾请援，续宾回信：“力不能相救，守走唯公意”。益澧“大沮”，二话不说，带上军旗、大鼓，登上掺望塔，撤去梯子，号令三军：“吾死此矣！诸军欲走者，自去！”士气因此激发，坚守一昼夜，保住了营盘。经此一战，益澧人未死而心先碎，上书告归，不待上级批准便径直回了家[42]。

国藩不愿倚靠绿营讨伐太平军，而要创立一支新军，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看不惯绿营的“败不相救”。而他对湘军将领的要求，第一条便是要“彼此相顾，彼此相救”，他曾在某将禀牍上批示：“湘军风气，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救援；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43]；他虽认为“不忌不足以为骁将”，但他坚决反对将个人情绪带到战场上。凡遇此等将领，他必“严参”不贷。当然，作为统帅，应该防患未然，尽量不让自己的人事安排影响将领之间的关系。我们研究湘军的制度设计，就能看出避免发生“败不相救”现象的苦心。

[4] 太平天?肭捌谥挥型酢⒑盍街志粑唬?天京事变後，在王、侯之间增设义、安、福、燕、豫五种爵位。罗尔纲说：“天京事变後，既要增设爵位以待功臣，又要限止封王，使功臣有爵位可升，于是就把当时一些已具有等级雏形的爵号排列起来，而制成了这六等的爵位”（罗尔纲《太平天?胧贰肪矶?十八《志》七《官爵》，第1031-2页）。

[5] 後期王爵分为五等，与析分爵等的用意一样，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语）。曾封昭王的黄文英说：“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了”（《黄文英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43页）。参观罗尔纲《太平天?胧贰肪矶?十八《志》七《官爵》三《後期官爵》。

[14] 朱丙寿《杂诗八首》：“山耸乌回磴道长，一朝暗度似陈仓”（《榆荫山房吟草》卷二，引自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8页，注一）；即记秀成军走捷径攻杭州事。“乌回”，武康附近山名。

[15] 天目山“连亘于杭、宣、湖、徽四州之界”，“东峰从临安入，疏豁可行；西峰从孝丰入，深僻不易”（《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舆地略?山》下）。李秀成离杭北上，就选了东天目山的捷径，而追击的清军却选择了弯绕的大路，终致越追越远，贻误战机。

[16] 若依“天历”，此日为太平天?敫?申十年正月初二日甲申，星期六。

[38] 如咸丰十年末在祁门，而李秀成军来犯，而鲍超、张运兰俱出剿，无人布置防务，国藩乃于派队迎击前夜写寄遗书至家，拟以一死报效君王。

[39] 四年，林翼援武昌，亦“屯城外”，被湖北副将王国才逮住大骂一通，“心怍焉”。俱见王贻运《湘军志?湖北篇》。贻运又云：“军兴，未诛一将，独青墨卿逾境受戮。胡咏芝继之，遂不敢退一步，以成大勋”（《王志》卷一《论道咸以来事》）；按墨卿，青麟字，于咸丰四年调任湖北巡抚。太平军攻省城，城中守兵不过千馀人，前巡抚崇纶还“百端龃龉”，在军饷、情报工作方面全不配合。以致饷绌援尽，不数日，城破，他要自缢，被手下救阻，于是带兵民万馀人逃到长沙求援。遂以“越境偷生”论斩（详见《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