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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双 城 记[连载] -- 谭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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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双城记――太湖

太 湖

安徽西南部有一条河,叫马路河。马路河自西北而来,分作两道支流,将太湖城圈绕其中,其状极似一颗眼睛,眨也不眨地望向东方:望见了黄泥港,又望见石牌,再顺着皖水一路望过去,便看见了长江边上的安庆。

自咸丰九年二月,四川人鲍超便守在太湖城下,痴痴地望着。不过,他没向东看,他的视线,落在太湖高耸的城墙。胡林翼在太湖西北的英山,呆呆的看着鲍超,看了很久。而在太湖西南的宿松,曾国藩也紧紧的盯着鲍超,虽然,他会不时朝东边的安庆瞟上几眼。

曾国藩带领湘军于咸丰四年夏离开湖南,开始东征。五年时间,湘军稳固了湖南,收复了湖北,肃清了江西,并推进到安徽中部的庐州,离东征的目的地――天京――越来越近。然而,八年十月在庐州南部三河镇的一场恶战,却令湘军前功尽弃:六千将士,一战全灭,统帅李续宾和国藩的三弟国华自缢身亡;前此克复的桐城、舒城、潜山、太湖、黄梅等城旋即全行失守;安庆的围军也被迫撤走。此军将卒几乎都来自湘乡,军覆後,湘乡城内“家家设祭,处处招魂”。湘军之锋锐自此减矣[34]。

此役失利原因,在于不设援师、孤军冒进。李续宾固为名将,并非不知道己军深入太过,也曾向湖北申请支援。湖北有两支大军,一屯黄冈,一驻英山,都可调作援师;其时,胡林翼回家奔丧,由湖广总督官文主持军务,官笑曰:“李九所囔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诸人亦附和,云:“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续宾好名,虽无援军,却不愿“示怯懦”,乃继续向庐州行军。陈玉成、李秀成闻信,率领十万人,分别自六合、巢县赶到,“围官军三十重,连营数十里”,一战歼之[35]。

噩耗传来,清廷立即起复胡林翼,再度主持湖北军务,不久前,在家守孝的曾国藩亦奉旨重出江湖。胡、曾一合计,当务之急,仍应在安徽作战。自江西、皖南入浙,多为山地,进行缓慢,且皖南军务已有人主持,江西则是国藩的“伤心之地”,若未被授予地方大权,此一条路走起来太过坎坷,不去为妙。其时,安徽一省:皖北由翁同书、袁甲三主持,皖南由张芾主持,皖东被太平军控制;湘军俱无立足之地。安徽西南的安庆府,紧邻湖北,尚无湘军系以外的军队驻战,湘军若欲东进,由此一路,最为从容。湘军优势在于水师与陆军协同作战,故行军路线以沿长江两岸推进为佳;安庆是长江北岸临江重镇,攻克安庆,湘军即可顺江东下,直捣天京。因此,不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意愿,胡、曾都要进攻安庆。咸丰九年十月,胡、曾会奏进兵方略,即云:

“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後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36];

按,“陈逆之老巢”,谓玉成的眷属家财俱在安庆。滁州的战略地位,在于控制长江北岸,阻止太平军从天京渡江入皖;攻下和州,则能配合水师,截断太平军由芜湖运粮入天京的运输线。夺取了滁、和,才能在江北站住脚跟,配合江南大营,实施对天京的围困。而要夺取滁、和,必拿下安庆不可,因为,“安庆扼长江腰膂,俯仰吴、楚,为兵家所必争”[37]。如是云云,既阐释了进攻安庆的正当性,又婉陈了湘军只能进军安庆的局限性。进军计划,拟分四路: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归安庆,由曾国藩负责;第二路,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在安庆以北约六十公里),由多隆阿、鲍超负责;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由胡林翼负责;第四路,由商城、固始(在河南境)以规庐州,由李续宜负责。

四路进兵之策,看上去很美,只是每一路各有苦衷。国藩再出领兵,手下不足万人,且无统将,真这么顺着江边摸到安庆城下,别说围人家的城,自己会不会被围、能不能突围还是个大问题。林翼此次匆匆回营,丧母之悲尚未平复,丧师之痛犹待缓冲;而手下无人领军,亦与国藩相似――多、鲍、李俱是林翼手下大将,今则各领一军。胡、曾是开创湘军的元老,二人俱长于管理军队的人事、财务和公共关系,在现场指挥作战则非其所擅。咸丰四年四月,国藩初学战,在靖港之战中现场指挥,大败溃,愤而自杀,未遂,嗣後终生不临前敌。实在无人可用,则草草布置一番後,危坐大帅帐中,置刀案上,引颈以待敌军之至[38]。咸丰五年三月,林翼率一千八百人援守汉阳,却“守便宜,不入省城”[39];八月,在?L山带兵,全军闹饷,不战自溃,林翼亦欲自杀,为鲍超救免[40],此後,亦不再现场指挥。故此,计划中规安庆、取舒城二路,不过是虚愿。另外两路,倒是兵强马壮,可以一战,只是,三位将军龃龉以久,互不相下,欲其和衷并济以御侮,似不可骤?住?

自某种层面而言,军人之间的关系,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语云: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又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动辄以命相报者,军人也,而常语以红妆美人匹之,国藩尝发挥其义,曰:“不忌,不足以为骁将;不妒,不足以为美人。无足怪也。在下,则护翼之;等夷,则排挤之。为将常态,亦无足怪也”[41];所谓“在下”,指旧时家中,妇女固有妻妾尊卑的等差,而实际待遇,则视乎男主人施宠程度与守礼分寸而定。男主人好好色而不忘德,则大妻在上位以掌门户,小妾处下位以承雨露,各安其分;旧日为人妻者,大德曰不妒,若遇不侵上不犯顺之妾,且将以为贤淑,乐为“护翼”之,浸而结成统一战线,以备将其他“狐狸精”拒之门外。毕竟,不妒也得有个限度,多P状态实非常情之所能堪也。反之,男主人若好德不如好好色,过宠于妾,不仅身常驻于偏房,犹欲将帐房、厨房、门房亦拱手让于妾,则妾将“等夷”于大妇,妻将奴役于小星。是可忍,孰不可忍。以故,妻必愤而“排挤”之。家无宁日矣。为将之道,与此大同小异。手下有强将锐卒,必然时刻“护翼”之,以期长为我用。若有一日,此强将锐卒因功被越级提拔,独领一军,职衔竟与我相当,则既非我所能用,复将与我争功,不伺机“排挤”之,还能有什么别的因应之策?进而言之:凡存在利害因素,相互之间地位又非固定不变的人际,其相待之法,莫不遵守此种原则。今日“护翼”之,明日“排挤”之,非人情之变也,实天性之恒也,何足怪哉。

然兵者、危事也;这种妒忌、排挤一旦在战场上发作,就比妻妾之间的争风泼醋可怕得多。李续宾、蒋益澧都是湘军初期名将罗泽南的弟子,跟着师父一齐入军学战,“续宾名望日重”,一日,师徒仨开战前会议,意见不合,无法定议,续宾“字益澧曰:‘香泉欲何从?’”那时候,熟近之人互相称呼,或称其人之号,或以其他敬称如某兄某公相呼,突然改口“字”之,则是不敬。续宾之言,若曰:小蒋,你还是听我的罢!益澧不乐意了,“亦字续宾曰:‘迪安乃欲相统耶?’”干脆挑明了说:你小子这么嚣张,岂竟将我视为下属么?当下不欢而散。出战,益澧被敌军猛攻,向续宾请援,续宾回信:“力不能相救,守走唯公意”。益澧“大沮”,二话不说,带上军旗、大鼓,登上掺望塔,撤去梯子,号令三军:“吾死此矣!诸军欲走者,自去!”士气因此激发,坚守一昼夜,保住了营盘。经此一战,益澧人未死而心先碎,上书告归,不待上级批准便径直回了家[42]。

国藩不愿倚靠绿营讨伐太平军,而要创立一支新军,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看不惯绿营的“败不相救”。而他对湘军将领的要求,第一条便是要“彼此相顾,彼此相救”,他曾在某将禀牍上批示:“湘军风气,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救援;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43];他虽认为“不忌不足以为骁将”,但他坚决反对将个人情绪带到战场上。凡遇此等将领,他必“严参”不贷。当然,作为统帅,应该防患未然,尽量不让自己的人事安排影响将领之间的关系。我们研究湘军的制度设计,就能看出避免发生“败不相救”现象的苦心。

[4] 太平天?肭捌谥挥型酢⒑盍街志粑唬?天京事变後,在王、侯之间增设义、安、福、燕、豫五种爵位。罗尔纲说:“天京事变後,既要增设爵位以待功臣,又要限止封王,使功臣有爵位可升,于是就把当时一些已具有等级雏形的爵号排列起来,而制成了这六等的爵位”(罗尔纲《太平天?胧贰肪矶?十八《志》七《官爵》,第1031-2页)。

[5] 後期王爵分为五等,与析分爵等的用意一样,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语)。曾封昭王的黄文英说:“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了”(《黄文英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43页)。参观罗尔纲《太平天?胧贰肪矶?十八《志》七《官爵》三《後期官爵》。

[14] 朱丙寿《杂诗八首》:“山耸乌回磴道长,一朝暗度似陈仓”(《榆荫山房吟草》卷二,引自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8页,注一);即记秀成军走捷径攻杭州事。“乌回”,武康附近山名。

[15] 天目山“连亘于杭、宣、湖、徽四州之界”,“东峰从临安入,疏豁可行;西峰从孝丰入,深僻不易”(《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舆地略?山》下)。李秀成离杭北上,就选了东天目山的捷径,而追击的清军却选择了弯绕的大路,终致越追越远,贻误战机。

[16] 若依“天历”,此日为太平天?敫?申十年正月初二日甲申,星期六。

[38] 如咸丰十年末在祁门,而李秀成军来犯,而鲍超、张运兰俱出剿,无人布置防务,国藩乃于派队迎击前夜写寄遗书至家,拟以一死报效君王。

[39] 四年,林翼援武昌,亦“屯城外”,被湖北副将王国才逮住大骂一通,“心怍焉”。俱见王贻运《湘军志?湖北篇》。贻运又云:“军兴,未诛一将,独青墨卿逾境受戮。胡咏芝继之,遂不敢退一步,以成大勋”(《王志》卷一《论道咸以来事》);按墨卿,青麟字,于咸丰四年调任湖北巡抚。太平军攻省城,城中守兵不过千馀人,前巡抚崇纶还“百端龃龉”,在军饷、情报工作方面全不配合。以致饷绌援尽,不数日,城破,他要自缢,被手下救阻,于是带兵民万馀人逃到长沙求援。遂以“越境偷生”论斩(详见《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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