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企往何处去？ -- 秋末冬初

国企往何处去？

国企往何处去？在讨论社会阶层分化、住房问题上，是一个核心问题。我并不是否认，在“国企往何处去”底下，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问题；但国企往何处去，却能成为我们观察社会发展、思考问题解决的一个契点。然而对于这个话题，我目前也是拥有更多的问题胜于拥有更多的答案。

国企往何处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建立在一个共识上，即“国有企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欧洲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存在着国企，数量以及在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不等；即便是美国，引发本轮经济危机的，也是两个大号国企。如果把“国有企业”等同于“万恶的计划经济”“腐朽思想”的河友，请不要参加本楼讨论——这样对大家都好。

毫无疑问，国企可以称为政府财政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的国企要比民企承担更大的财税压力。在90年代，国企的上缴利润和税收占比，经常能达到企业自身的50-60%。因此，毫无疑问地，如果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增加公共收入（不论出于什么目标），那么国企都从理论上是除税收之外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而在近年来所涌现的地方融资平台或者包装过的地方国资集团，事实上也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可控资产的一种手段。

而从社会意义上，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政府从理论上应该远离企业自身的治理问题，因此政府从理论上应该远离私有企业本身的利益分配过程（比如《新劳动法》会受到那么多人以及张五常等的反对）。涉及再分配问题，除了财税改革以及增加公共开支之外，国企的地位与性质也同样是值得探讨的。比如，假定我们认为部分行业（例如房地产、煤矿）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那么有什么必然成立的理由与合法性使我们应当去阻止国企进行相应的投资与商业运作——如果它们在制度上与民企保持平等的话。不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即大笔的钱被私人老板挣走了就是好事，而被国有企业挣走了就是坏事。毕竟，国企的老板如果把工资外的钱拿走了，那是贪污受贿；而私企老板把钱拿到腰包里去包歌星，那就叫才情逸致了——这个逻辑比较奇怪。

所以，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国企应当如何管理，它们的财富应当如何分配等等。近年来社会整体对于国有垄断企业的员工工资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有意见，这是非常合理的反应，即对国有企业的财富分配不满——而其后深刻的意识动机就是：国企的性质到底是如何的。但这两年来，由于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尤其是煤矿，后面相关的有房地产业，后者情况更复杂）对私营部门收紧，从而有钱老板的代言人呛声“国进民退”，网民应者众，这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逻辑：即贫富分化的普遍受害者（广大网民）跟随者贫富分化的最大受益者，一起控诉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公。 ----我的疑惑是，那么，它还能更不公到什么地方去？

其实，再分配领域的改革，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光光是依靠财税手段与公共投入手段（量变），而关键是在于贫富分化过程的源头上。贫富分化，不单单是在分钱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同样是在产生钱的过程中产生的——即财富制造的部门。如果我们把暴利的机会给了少数人，又期望这少数人比较仁慈——这显然不太现实。那么如果没有在财富制造部门内的改革（质变），谈论再分配领域的转变与调整，那其实谈论的也只是面包屑与面包皮的游戏。

因此，事情的关键就是在于把更多的人拉上船，或者让人们有更合理的方式跟这条船有关联。否则，如果考虑大的经济波动，考虑到事实上依然是“全民所有”的中国的银行的性质（当...的时候），那么当中国的资本品产生大幅度的价格跳水，我们现有的这个政治经济框架多少就提供了一个世界上最有利于富人而最不利于大众的制度——尽管这也许并不是它的设计者的初衷。

国企往何处去？首先一个问题是国有的所有性质与国营的治理性质区分开来，这首先就是竞争性企业与行政权力的分野。这一点上，最近出来了一篇文章，很有启发。路风：国家必须把存在于行政性垄断企业中的公共权力收回来 链接位置2

那么，在涉及行政权力的国企问题中（我们姑且把这部分国企称为“旧国企（模式）”，把竞争性国有企业称为“新国企（模式）”），我的问题是为何政府要依然容忍存在行政垄断性质的国企？除却我们不能否认的部门利益以及路径依赖之外，行政垄断的国企的存在是否还有一点正面意义？在涉及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安全方面？如果把行政权力放开，把这些行业内的“旧国企”转变为“新国企”会有何不同？再次强调，我在此，更多的是有疑惑，不是有答案——不然的话估计很多网友会迫不及待地要拍板砖。

关于其他领域。“新国企”的性质与定位该如何？这个问题在现实中并无答案。事实上，从90年代后期开始谋动的国资（委）转变，一条清晰的线路就是主管部门在响应市场号召甩包袱（抓大放小），但另一条紧密相连的线路就是主管部门对包袱内企业加强了行政控制。以行政控制代替经济的、管理的控制，这可以理解为利益使然（不一定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能力使然：即主管部门没有更好的能力、思路去经营自己的这一摊（责任）。所以当市场上跑出来如同奇瑞、振华这样的企业时，当中兴通讯中也有国有集团的股份（它最初就是由航天系统的工厂衍生出来的），国资主管部门是麻木的。说他们麻木，不单单说它们是在“包袱”内的127家名单里（但主管部门事实上依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些新事物不单与它们的价值取向（市场改革与行政控制两条相反的道路）相矛盾，同时也与它们的能力约束相矛盾。

那么，对于新国企而言，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应该如何定位：它们应当如何管理？它们的收入与它们的所有制性质应该如何结合起来——公众作为理论上的所有制应当如何分享利益？它们是否应该允许进入部分热点的竞争性行业，或者硬币的另一面，它们是否应该受到更多规制？

这些问题，是一环套一环的。如果主政者能够想清楚这些问题，想清楚在行政控制之外，国企应该如何被管理、如何获取利益并分享利益，那么今日我们大量的问题也都不是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上一团糟，那我们可能还会拥有更多的困局和更多的口号。但这很可能是我们的常态。

当然，还有可能的方向是通过加重税收来走向一个类似于福利国家的框架。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基本盘，对于一个人均收入尚在中低国家之列的阶段，对于经济驱动依然还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的模式，这是历史上从未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未来如果不是太遥远，就是太悲观。

希望看到大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