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 -- mynoodles

结语：山海关之战和大顺失败、神州易手

　　山海关之战的代价是惨重的。

　　但山海关大战的代价，绝不是神州无复汉衣冠，也不是大顺政权的失败。因为即使吴三桂不降清，即使没有山海关大战，大顺政权在南明和满清的夹击下，也迟早会失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不少人把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首先归结于部分领导人以及部队在进北京后开始腐化变质，这么说其实不是很确切。

　　大顺政权的失败，应该说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确实大顺政权中有部分人开始出现变化，有腐化现象。二，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却还没有彻底变质，这两者合并起来，才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彻底变质了，也许就不会失败了。

　　大顺军入北京后，腐化不是人人都有，大顺军中还有如李岩、宋献策、顾君恩等不少很清醒的将领和幕僚存在。在四月八日后，李自成也从部下的反映中，开始意识到“追赃助饷”政策的危害，于是下令停止。

　　但不管在什么朝代，一旦这些类似抢劫、破坏的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并被推广成为一项运动以后，马上会进入一种失控的无序状态，绝无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制止。即使是发起者也一样不能。

　　这些腐化行为最大的问题，是直接损害了大顺政权在基层百姓中的形象。李自成农民军的主力构成是饥民和流民，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在灾区以及被明朝财政制度、贪官污吏们盘剥得无法生活的西北、西南等农村，“闯王来了不纳粮”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而在如北京、开封、济南等这样大、中型城市中，以及南方大片工商业极其发达的城镇里，百姓大多是有家室的市民。虽然同是处在社会底层，但和农民军有着极大不同。南方地区未有如西北、西南等地一样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是一个例证。对这些自耕农、工商业者、士绅们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而不是满街抓人拷打索取财物（即使对象是官僚），随意斩杀官绅士民的政府。

　　而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又极大地损害了处于上层的官僚地主集团及中层的工商业者的利益，于是大顺政权的腐化行为和“追赃助饷”政策合并在一起，就得罪了城市中的各个阶层和原明朝官僚集团。虽然在初期，有不少明官吏归顺和争相要求大顺政权录用，但随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展开，相当多的人开始忐忑不安乃至畏惧，直致抵触、反对。

　　一个政府没有最基本的立国之本――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而是靠“劫富济贫”这么一种近似抢劫的形式，来维持庞大的财政和军费开支，显然是不具备统治天下的政治可能的。虽然大顺军有部分财政记录保留下来，但如顾诚先生所说，那正是一份追赃助饷的记录：“……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由此可见，大顺政权从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也没有试图建立过。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李自成的东进速度过快，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和政治方针、政策准备的情况下，就占领了明帝国首都，摧毁了原有的国家机器。

　　虽然大顺政权在西安就建立和任命了各个部门及官吏，但那只是一种革命成功后的标志性举动和利益分配，并没有真正进入过国家机器的运作轨道。同时大顺政权录用的明朝中央机构官吏极少，地方官吏则是以没有出仕过的士人为主，明朝官吏也一样录用的极少，看李自成等人对待吴三桂、陈演、魏藻德等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大顺政权不能在收服他们后妥善安抚并使用明朝官僚集团。这一政策客观上造成了整个大顺政权从上到下都缺乏有经验、有能力运作国家机器的高、中级官吏。

　　因此，当李自成和刘宗敏等人进入北京，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时，整个大顺领导集团根本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使它们正常运转起来，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它们尽快正常工作，而不是继续破坏这部机器。

　　大顺农民军始终没能从农民起义这个角色中成功转型。他们虽然摧毁了旧有统治集团，但却没能由农民军最后“蜕化变质”成为新的统治集团。可只要他们一日不完成这个“质变”，就一日不具备重建新秩序的可能，而只能担负摧毁原有秩序的任务，所以他们占领北京后依然停留在摧毁阶段，没有进入建设阶段。

　　因此，无论山海关之战的结果如何，都只能影响大顺政权的消亡速度，而不会改变其失败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山海关大战之后，大顺军光是在山、陕境内的兵力，依然还数倍于满清军事集团。所以这一战也根本谈不上是影响双方兵力对比的真正决战，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

　　也许会有人说，大顺政权在立稳脚跟后，自然会开始建立专政机器。但可以预见的情况是，大顺政权在进入北京后，马上要面临北方迅速崛起、正处在鼎盛时期的满清军事集团倾国而来的猛烈攻击，同时要应付南方残明势力的进攻，陷入被两面夹击的境地。且不说在甲申四月间残明势力就已经准备北上勤王，就是在满清开始侵占河南、山东等地的潼关大战期间，史可法在没有事先和清军达成联盟协议的情况下，照样派遣他手下四镇中最有战斗力的高杰兵团北上准备进逼潼关，单方面配合清军进剿大顺军，而不是抗击清军。所以，先不说大顺集团会不会有这个思想意识去建立国家机器，即使有，他们有没有这个时间去考虑、建立、实施依然都是很大的问题，而能不能建设成功则更是一个充满无数巨大变数的假设。而且，历史也无法假设。

　　另外，山海关之战的结果，也不影响满请军事集团进入中原地区这一最后结果，能影响的也只仅仅是他们进入的速度。

　　满清军事集团在知道大顺军东进时，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对手将是大顺政权。面对这个情况，范文程、洪承畴这两位政治经验极其丰富，在明、清都首屈一指的能臣，已经和多尔衮制定了与满清军事集团以往入关时截然相反的政治方针和各项政策。

　　甲申四月初，范文程上疏制定了此次出兵的各项大的方针政策：“今日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以传檄定也。河北一定，移各官吏妻室，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则见闻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当于长城以西，择坚城屯兵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洪承畴在知道大顺攻占北京后，在入关后的政策上再次重复了范文程的意见：“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乃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

　　然后他又依据和大顺军作战的军事经验，提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意见。事实证明，洪承畴的意见是极其正确的，而他对大顺军反应的预料也非常准确，确实可称“知己知彼”。

　　清军入关后，李自成如洪承畴所说那样，“今得京城，财足气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罄府库而遁。”实际上，在李自成还没有决定讨伐吴三桂之时，就已经在溶铸金、银，准备运往西安；而后在西撤时，也真的先搜刮府库并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在大顺军西撤后，多尔衮利用吴三桂全家被杀复仇心切的心理，命他与谭泰等人率军穷追猛打，李自成沿路不断丢弃财物，一面减轻负担，一面想以此阻止吴三桂的追击速度。但吴三桂部队不顾财物而急追不舍，追击中两战两胜，斩谷可成，伤李自成、左光先等，大顺军节节败退，一路奔回陕西。这个状况，甚至包括应该截取李自成从北京带走的财物等等，都一样落入了洪承畴的精确计算中：“贼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逆恶不得除，财物无所获，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追剿，倘仍据京城，则扑灭更易。”

　　在洪承畴和多尔衮的计划中，原本就是要走喜峰口、墙子岭路线进军蓟州、密云，然后直捣北京，这是条满清上下都极熟悉的老路，根本就没有考虑要走山海关。

　　所以不管山海关在谁手里，满清都一样会入关攻打北京。同时，如果没有发生吴三桂叛乱事件，山海关也仅仅只有唐通的八千人马，简直不堪一击，更构不成障碍。关于这一点，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的阐述：“从他（李自成）下令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同黎玉田一道远征四川来看，证明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怨无仇，可以相安无事。也许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他既不派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又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和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召吴三桂本人入见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联系到李自成命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让吴三桂率部执行南下之类的任务），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

　　真想要拦住满清入关，除非调取河南等地的大顺军入京畿，然后招降吴三桂后，用他和大顺军主力一起，与满清在北京一带决战。成败先不论，这还仅只是军事上的假设。事实是要拦住满清入关，绝不是仅靠军事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政治问题更可以决定各利益集团和军事力量的忠诚度。

　　满清在入关后，就马上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举动：

　　“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上言：‘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僚条奏，并各院部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院部，所以防微杜渐。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摄政王从之。御史曹溶陈六事：一定官制，二议国用，三戢官兵，四散土寇，五广收煎，六通煤运。下所司。”

　　“五月，辛丑，徵明前大学士冯铨，铨闻命即至。保定副将王应登向清陈七事：一曰立纲纪，二曰在贤良，三曰靖遗寇，四曰申招抚，五曰和兵民，六曰重农务，七曰惩贪婪。”

　　“给事中刘昌陈十事：立规模，储庙算，推诚心，集群策，施实惠，定经赋，审官制，颁俸禄，明等威，重守令。……顺天巡按柳寅东言：‘近见陛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摄政王报曰：‘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顺天巡抚宋权献治平三策：一请议崇祯庙号，一禁革加派弊政，一广罗贤才。摄政王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

　　“七月，……修政历法汤若望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及舆地屏图，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从之。天津总督骆养性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止征正额并火耗。睿亲王报曰：‘官吏犯赃，审实论斩，前谕甚明。所启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宜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即以犯赃论罪。’”（《东华录》）

　　满清政权在入关后，不但马上袭用明官，连大顺官吏都一样录用，甚至在无法定核官阶时，对归顺者有意识地依照高的标准任用。并立刻组建了政府各职能部门，从官制到治安，从官吏选拔和考核，从赋税财政到运输、物资生产，从祭祀前明皇帝到厉行廉政以收服人心，以至天文历法的制定和统一，都一应俱全。

　　这一切不仅是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议既出，立刻全面实施，有未及议定条例者，就先依照明律去实施。这和大顺政权入京的政治状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大顺和满清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兴亡之兆，由此一眼便知，再无需多言。

　　明清换代，其中的兴盛衰亡、功过是非，不是抓住一个吴三桂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吴三桂虽然最后是做了汉奸，但却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他此前抗清的功绩和个人能力，也不能因此简单地把他定为神州无复汉衣冠和大顺政权消亡的罪魁祸首。山海关之战虽然后果严重，但也没有严重到因为这一战，就影响了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兴亡。吴三桂一个人还挑不起如此重大的担子，更不用说陈圆圆了。

　　事实是，当时的大顺、南明、满清各自采用的政治方针和各方面的策略，对最后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这一易代之变，也一直影响到了今日。再借用一句顾诚先生的话说，就是“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句话，意味深长，使人读之无法不起敬仰之心。

　　洛伦佐说，亚玛逊河边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最后密西西比河上掀起了一场龙卷风。

　　 汗青 2004.11.24

　　（1）《三国志》裴注记曰，秦宜禄系曹操养子秦朗生父：曹公与刘备围吕布於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

　　又云：宜禄归降，以为??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

作者：碧血汗青　回复日期：2004-11-27　7:28:55　

　　作者：麻油鸡躺　回复日期：2004-11-27　3:38:38　

　　　　李自成部队人数一直让我很困惑

　　　　他搞的是精兵制度

　　　　用两个以上的士兵来服侍真正作战的战士

　　　　部队里6成以上是非战斗人员

　　　　他带到北京的的自身陕西部队人数恐怕不到5万

　　　　我不知道这是总人数还是实际的作战人员数字

　　　　假定全部都是作战人员的话

　　　　路上招降的那几万估计是不算人头的

　　　　（共军就从不把没混编改造的招降部队当真正人头看甚至当负数看）

　　　　这样在北京他真正的实力也不到5万

　　　　北京还要留守一部分

　　　　他怎么就敢去山海关跟阿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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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顾诚先生在《南明史》里已经考证过，他说在清方档案内和《清实录》都说到山海关作战的大顺军有二十万人，这个数字是把大顺政权征发的民夫计算在内的，实际作战兵力大约十万余人。

　另外，白广恩、姜襄、王承胤等等各路明军都是率部不战而降，兵力保持完好。唐通在居庸关有说一战而降，有说不战而降，闯军南路军刘芳亮部也已经抵达北京，光是这几个人只要一人率八千至一万人，兵力就可以达到4-5万之众。而其中刘芳亮所部是独立东进的一支部队，最少有一万多至两万人。

　　再，大顺军是把归顺的明军当作战力量使用的，象去四川招降的马科，还有潼关大战前期，大顺太原守将是降将陈永福，保德是唐通，姜??在大同，这和解放战争对降兵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

作者：碧血汗青　回复日期：2004-11-27

清廷自皇帝到大臣等，屡屡自言以十七万人取天下，而诸书并云多尔衮于四月初九日“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南下，以此计算，十万只少不多。

　　说起这个，其实人关清军是个各民族混合军团。清军除了满洲、蒙古兵的满蒙八旗和汉军旗外，还有朝鲜兵以及赫哲部落等各小部落兵马，当时就曾从朝鲜调取了部分兵马来协助防守沈阳，另一部分随多尔衮出征。

　　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军制时，确实只有八旗，但到皇太极时，已经达到24旗，既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部队编制是300人为1个牛录，5牛录为1甲喇，5甲喇为1固山，合计大约7500人为一旗。各旗的人数因负担职能的不同稍有出入，譬如汉军旗以操炮、火器为主，还有水师，但大致数目差不多。

　　如果按照标准编制7500为一旗计算，满、蒙、汉24旗应该是十八万人，如前所说各旗因职能不同而人数稍有出入，则与清人自称十七万人取天下是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