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 -- mynoodles

　　三，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决裂

　　说到吴三桂入卫，首先要说到他为什么从关外入卫速度如此缓慢这个问题。

　　部分人认为吴三桂自宁远三月六日撤退，到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再从山海关进军至永平的这段时间明显长得不合理，是在有心拖延，企图观望局势。这个说法，似乎与事实并不那么相符。

　　第一个问题，吴三桂组织的宁远卫大撤退，并不是简单地率部队撤退，而是要携带关外数十万百姓入关安置的大撤退。

　　关于宁远部队的撤退，崇祯和大臣们自一月起就在不停地讨论，崇祯甚至多次而为此大怒。争执的关键是如果撤回吴三桂，辽东就等于彻底丢给了满清，丧失国土的罪名崇祯固然不想背，大臣们也一样没人愿意背，于是就一直扯皮到三月四日（一说三月二日），等大顺军攻破宁武关占领大同，崇祯才下诏书命令吴三桂弃地入卫京师。

　　但崇祯的诏书里并不是只要吴三桂领军入卫，还要求弃地不弃民。此刻的崇祯，也仅仅只知道大顺军抵大同而已。而弃民之举，也确实是不太能让人接受的，因为那时候清军是靠掳掠人口为奴搞生产，并有“杀贫”“杀富”“杀士”之屠杀习惯，况且清军就近在锦州。

　　这道诏书三昼夜（如果三月二日发出的，那就是五昼夜）走了九百余里，三月六日到的宁远，按路程计算应该已经是晚上。

　　辽东居民的撤退人数按史书记载，是五十万人，这显然有夸大之嫌。但光是宁远城的辽民，就有八万之众，还不包括宁远军的家眷。其他如中前所等四个汉镇卫所的辖区，乃至觉华岛等十数堡、坞，前方沿至与锦州清军势力交界的中间地带内的辽民，怎么算也至少有不下二、三十万之众。因此吴三桂等人仅仅从七号到十号花了四天，就完成了全部的动员撤离工作，速度可说相当之快了。

　　带着几十万百姓的行军速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上可以比拟的同类撤退，在三国时期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刘备率领的荆州百姓大撤退。虽然很可惜那是个失败案例，但照样博得了后人无数称颂：“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

　　刘备日行十余里，吴三桂两百多里路走了五天，并不算慢。而当时的人，也确实都把宁远大撤退这一行动，比做刘备的荆州大撤退，把吴三桂比做了刘备。

　　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后，吴三桂和关门总兵高第、辽抚黎玉田等人开始安置迁移进关的几十万百姓和部分宁远军家属，据记载都安排在山海关周边四城之中。而在这之前一天，大顺军才刚刚接受了居庸关明将唐通的投降，这时连北京的崇祯都尚且不知道，更遑论山海关的吴三桂了。

　　三月十八日安置工作完毕，吴三桂所部开始奔赴北京。《南明史》写到这里，是这样说的：“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这“安插未定”一语，也是倾向吴三桂并没有拖延这一看法的。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部队在永平知道北京被破的消息。

　　事实上，身处北京城里的崇祯也是到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兵抵城门，才知道大顺军已经抵达北京的，可见当时明军的情报系统无用之极。而从北京到永平，快马也要两天路程，即使北京十七日就发出了警报，也要到十九日才能到永平。

　　因此对吴三桂来说，接到宁远撤退的诏书时，他最多只知道大顺军逼大同，距离北京还有近千里之遥；十六日到山海关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知道大顺军已经到达居庸关；而十八日他就开始起程进京，从山海关到永平一带，大约两天时间走了一百五十里到二百里，是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在前进，不能说缓慢。

　　因此，指责吴三桂在入关时间上故意拖延，是没有考虑到李自成、崇祯、吴三桂这三方之间存在空间和时间差的。

　　至于吴三桂、李自成后来仅仅只过了几天的短暂蜜月期，双方就关系破裂的原因和过程，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顾诚先生的总结和判断，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由于受篇幅和著作重点限制，他这段写得很简洁，没有做长篇探讨，但语句精准，正文和注引所包含的信息量都极大。

　　实际上顾诚先生所说的前两点，是可以合并为一个原因的，也就是抄没家产拘禁吴襄。顾诚先生没有合并的原因是，他所说的第一点在出处的原文中还有一段： “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甲申核真略》），一说家没父死，一说家没父未死，所以列为两条。第三点牵涉到陈圆圆，顾先生也另列为一说，应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个因素的。

　　关于陈圆圆，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做过长文考证，试图证明陈圆圆早就在宁远病故，但未能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同时他考证的出发点也比较偏颇，黄裳先生曾经专门作文理论道：“姚（雪垠）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

　　不管吴三桂的父亲死没死，总之家肯定被抄了，父亲也是进了监狱，爱妾也被刚归顺的新君手下重臣抢了去。因此吴三桂认为李自成让他去北京是个骗局，“剪所忌耳”，其次是爱妾陈圆圆的被抢，无论对什么人来说，都是一个奇耻大辱，尤其是明代这个士大夫极其重名的社会里，更是如此。基于此，任何人都会继续做出这样推断：退一步说，即使进京不是骗局，在刚刚交出山海关手中尚有四万人马的情况下，大顺军上下就敢如此对待于他，也可以想见入京以后所遭遇的情况，恐怕比目前更不堪。

　　吴三桂此时处于了一条夹缝之中。背后是从小就性命相搏打了十几年仗的满清，前面是在他看来态度恶劣的大顺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的抉择其实是很困难的，远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和容易。把他脸谱化后再进行描述和判断，是不客观的。

　　在“冲冠一怒为红颜”后，他依然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犹豫和试图和平解决的努力。吴三桂首先是个军人，长期的戎马生涯和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残酷的搏杀，使他会在下决断前去尽量多方收集情报，然后才做出自己最终的选择。

　　不少史料记载，他在知道父亲被拘捕，家产被抄以后，都是坦然一笑，泰然处之，唯独听说爱妾被抢以后，就突然大怒抄刀断案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

　　对吴三桂的这个表现，许多后人都因此嗤笑说他那些所谓的忠孝是假的，不然何以这时他父亲还不如一个小妾云云。这些谈论，应该说是过分简单地看待了吴三桂这一历史人物，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所表露的问题。

　　九成以上的史书都记载着吴三桂的复叛，是因为听说了陈圆圆被抢的缘故，口径基本一致。想全盘否定这点是比较困难的，也缺乏推断的直接证据。因此就事情的过程客观地说，他应该确实是在知道爱妾被抢后才反复的。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说明了吴三桂的降而复叛与陈圆圆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这是纯粹的主因，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诱因。

　　换句话说，虽然毫无疑问吴三桂是在听说了陈圆圆被抢之后大怒起兵的，起兵必定有这个成分在内，但未必就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起兵。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诱发了他对大顺政权的怀疑和反感，从而让吴三桂开始对局势的判断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最后导致他决定降而复叛，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致使他反复。再之后，又因为李自成和大顺政权接连犯下了一系列决策错误和政策性错误，才终于使得吴三桂最后彻底与大顺政权决裂。

　　李自成一开始对拥有很强战斗力的吴三桂所部是有一定顾虑的。

　　他在三月十五日拿下居庸关时，就开始命令唐通写信招降吴三桂。在进北京后，他又派出了一拨与吴三桂关系极好的同僚去劝降：“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云云，并允诺他“父子封侯”，后来又送去四万白银犒军。而前面派去劝降的唐通也是明降将，且和吴三桂在辽东并肩作战过，其他的在朝降将如大同总兵姜襄等人，也都和吴三桂曾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这些人的话，对吴三桂来说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而且这些兵力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人，现在也都已高官厚禄，更是无言的雄证。因此在这时的吴三桂看来，被唐通等人“盛夸新主礼贤”的大顺政权，是“顺应天命”的新朝，是具有开邦定国气象的，加上明朝官吏纷纷投效，好象改朝换代已成定局，于是他归顺了新朝。

　　有部分人认为吴从未归顺过大顺，这是不确切的说法。如美国学者魏菲德（Fredreic E.Wakeman,Jr.）先生在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就这样写到：“吴三桂……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

　　这显然是错误的。唐通在吴三桂、高第两人归顺后，马上就接手了山海关的防务，不存在他去攻打山海关的问题，自然也没有吴三桂返回山海关此事，山海关是被吴三桂从唐通手里打下来的。

　　首先，顾诚先生发现在同年六月，山海关总兵高第给多尔衮的揭帖中，说当时“伪镇唐通”到山海关来调取自己所部的马匹、军士“投顺流寇”。这个情况说明唐通当时不但已经抵达并接管了山海关，而且还对原明军守卫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这充分证明吴三桂、高第等人确实已经归降大顺，并且唐通也占据了山海关。其次是据当时永平人、后来清朝的江川知县说，自四月二十三日起，吴三桂就“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吴三桂纪略》），告示内容中“朝见新主”云云，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他已经归顺了大顺朝。再一个是李自成随后在给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曾有：“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等语，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吴三桂等人已经归顺大顺军。

　　之后的问题，是当他走到丰润附近时，却突然得到了家产被抄的消息，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他很不高兴，但他在这个时候还是作出了符合逻辑的判断，并一笑置之说，只要我到北京，就可以还回来。还有一些记载说，他把这解释为这大顺军不知道情况，所以不觉得有多严重。另外，吴三桂自己也是一个军人，他非常清楚部队在攻下一个城池后会出现一些什么状况，少数军士乘机掳掠也是有的，况且他也并不在乎那点家产，只要他成了大顺的权贵，想要多少都可以要回来。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来说不会对他产生多大影响。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又接到了他父亲被下狱的消息。这也一样有不少记载，如：“襄使者至，诘知襄被执，笑曰：是胁我耳，我至即释，何患！”（《吴逆取亡录》）他这个反应，客观地说应该也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况且这并不是没依据的乱做推断。在明、清松山之战后，因为吴襄大儿子吴三凤和妻兄祖大寿等一大批亲人降了清，而吴三桂又独镇关外举足轻重，所以在1643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吴襄就被崇祯以御寇的名义征调入京，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644年的元月，吴襄才被授予京营提督的官衔。如此一来，吴氏全家三十六口人（包括吴三桂的发妻张氏和爱妾陈圆圆在内），都开始在北京享起了清福，实质上这就是做了人质（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日明兵部塘报具此事，他书并云吴襄于1644年元月入京有误，应是元月授官）。

　　现在李自成在京师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为避免吴襄逃跑或其他什么状况，干脆把他押起来做了人质，这确实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三桂很重视，惟恐他不降而进行的保障性措施。

　　但是，第三个问题却是吴三桂的爱妾被抢，这就和前面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情况的出现，不但导致吴三桂完全推倒了自己前面对局势所做的推断，还引出了他另外一些非常不好的判断。

　　首先抢走爱妾这件事无论从那方面推断，都不会得出合理的、好的结果。因为误抢是不可能的，李自成既对吴三桂如此重视，已经连续派出了几拨人马来招降，还特意请吴三桂父亲写了信来，而他的头号大将权将军刘宗敏，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却在这个时候竟然抄了吴三桂的家，还拘押拷打他父亲索要钱银，并抢走其爱妾，这些行为是不可能以少数士兵不知道情况而误抢来解释的，这显然说不通。

　　所以他能得到的结论就只有两个：

　　一，如顾诚先生所说，吴三桂认为李自成对自己招降是假的，目的是诱骗他入京，彻底剪除自己这股势力。

　　二，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对他根本不看重，没把他放在眼里，或是认为剪除他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因此他和他的部下肆无忌惮地拘押他父亲，抄他家产，抢他爱妾。

　　吴三桂于是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欺骗、愚弄和侮辱，一向自视很高并拥有诸如“夷夏震慑”、“勇冠三军”等等赞誉的他，终于“冲冠一怒为红颜”，盛怒之下抽刀断案，发出了“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的喝声。

　　事实上，即使在这个时候，吴三桂也还没有想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他在等待与李自成的谈判，并且也确实派出了人去和李自成谈判。毕竟，老父亲、爱妾还有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性命不是闹着玩的。吴三桂再怎么样，这时还不至于对自己的亲人性命漠视到如此地步，完全不做一点努力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这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违背了常识。吴三桂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并不是一头不可思议的怪物。

　　吴三桂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一则当然是怀疑李自成在耍阴谋想消灭自己，并且做为一个军人他也不甘被骗、受辱。二，可以借机是展示自己的实力，让李自成有点忌讳之心。如果李自成确实如唐通等人所说的那样 “礼贤”，有混一宇内的胸怀，就该礼敬于他（不过归还家产和爱妾，至多再补偿点官爵和银子而已），以收服各路明军。三，这样可以把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重镇，还有手中被公认明军中最强的四万雄兵做为强有力的筹码，用来和李自成谈判，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排出使者两人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书信，也许他真想对抄吴三桂的家这个举动有点补偿和安抚，一起带上的还有四万银两，前往山海关与唐通汇合，继续劝降吴三桂。

　　同时李自成也做了一些应变准备，令白广恩率领约两万人的部队增援唐通，以遏制吴三桂。

　　事后看来，这个行动也显然是个巨大的失策。对吴三桂问题，李自成虽然有些重视，但还是没能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他把袁督师组建的关宁铁骑，当成了他一路碰到的普通明军来对待，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过于轻率和轻敌。

　　当时的情况下，正确的解决方式是要么干脆不派部队去，摆出姿势以示自己绝无敌意，表现出招降的诚意。要么就干脆派出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胁迫对方就范。

　　因为如果派去压制的兵力不足以制住吴三桂，就不能产生巨大的压力胁迫吴三桂俯首，同时又陡然加大了对方的敌意，这等于是狠狠推了吴三桂一把。如果当时由大顺军的大将带着压倒性兵力前去谈判，那么后来的结果，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万一谈判不成，吴三桂根本没时间去招满清八旗军入关，也就没了孤注一掷的筹码，再客气一点允诺他父子的待遇不变、归还家产和爱妾，应该有很大把握压制成功，让他乖乖就范。不然的话，就干脆全歼吴三桂所部。

　　此时吴襄已被李自成从监狱里放出，也给吴三桂带去了金银财帛。可以说，这本应是双方就坡下驴的台阶，是剑拔弩张的两头猛兽之间，细小触须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如果处置得当，是可以做到皆大欢喜的。如果真的这样，历史也许能在这里改变它的进程。

　　可惜历史不会按我们愿望去发展，它永远都有自己的轨迹。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自成本人又再次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紧接着大顺政权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吴襄的书信和唐通的招降，不但没能让吴三桂安下心来，反而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大顺军的头号大将刘宗敏，对女色极其贪婪。据《甲申纪闻》载：“是日（三月二十一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全祖望的《鲒?瓮ぜ?》说：“据杨宛叙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庭闻录》曰：“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己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杨宛、顾寿二人都是和陈圆圆一样艳名远播的名姬，如此等等都证明了这点，尤其刘宗敏为得陈圆圆“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一事，如此事是真，则确实令人发指。

　　吴三桂派人来谈判时，吴襄虽然被放出了牢狱并优待软禁起来，但在陈圆圆问题的处理上，李自成却犯下了严重错误，再次暴露出他御下不严，或者说是对部下不法行为纵容的态度： “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渝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读书堂西征随笔》），很显然对刘宗敏的抗命，他显得并不那么太在意，或者是有点无可奈何。其实这是他一贯的问题，也是大顺军的传统。譬如在陕西时，就因为那里是自己家乡，他曾下令严禁烧杀抢掠，甚至有“马腾入苗者斩”的严令，可惜不到一个月就“抄掠如故”。

　　同时，刘宗敏自三月二十四日起，开始试用新式“夹棍”拷打原明朝降官，在天街先夹杀两人，大顺政权自此日起在北京实行“追赃助饷”政策。这是第二个严重错误。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首日被绑去刘宗敏府内（原田弘遇府）用“夹棍拷打”者就达八百余人，其追索标准是：“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曹千计，勋戚无定数”，相当数量的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第一天被抓的这八百多官员勋戚中以“英国公惨死最酷”（《明季北略》）。首日被抓的八百多人中，后来有近五百人死亡，整个“追赃助饷”期间被“拷夹”至死的官吏，最少有上千人之多。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大顺军将士借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开展，开始奸淫掳掠，其影响相当恶劣。

　　很多记载表明，面对大顺政权作为一个政策在推行的“追赃助饷”和“拷夹”活动，还有大顺军中一部分害群之马的烧杀奸淫行为，不少京城官员和家属、商户、百姓陆续开始逃亡，以至于大顺政权采取了连坐制度，一人逃走，十户连坐。于是相当部分在京的明降官和士绅，甚至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感到失望甚至抱有了敌意。

　　要注意的是，吴三桂所部的辽军将士家属在京者不是少数，此前由吴三桂筹划的三月六日到十一日的宁远军民大撤退中，为保证家属安全，曾经从觉华岛先“雇海船，尽出家口”，不少将士的家眷自海路从天津卫上岸进入京畿安顿（《吴三桂纪略》）。

　　这一系列从北京逃出来的明官吏以及家属、百姓带来消息，还有吴三桂派往北京的密探们不断送回的情报，都让吴三桂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

　　吴襄的手下旗鼓官傅海山，也从北京逃出找到了吴三桂，对他说了“京城里的一应大事，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甲申纪事》）

　　北京城里发生的这些情况和大顺政权的所作做为，让吴三桂本人和他手下不少关宁将士，以及京畿、山海关地区的不少士绅、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产生了敌意，并且导致他们认为大顺政权不具备真正统治天下的能力。这一情况，可以从山海关一带不少士绅商户知道双方决裂后，对吴三桂部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大力支持这一现象中得到证实，如乡绅、生员佘一元、郭应龙、孟四吉等人，纷纷出钱出人出物，“输助粮饷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察战马一百二十余匹”，吴三桂又从当地百姓中“新募兵数千，尤雄悍。”（《郭应龙奏本》、《临榆县志》）

　　因此，当吴三桂在几天后看到吴襄前后两封口吻截然不同的书信，再联系间中父亲偷送出来说被拷“亟来救父”的一封信，还有傅海山说的“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等等情况，使得他根本无法相信这封信是他父亲的本意。

　　明明是父亲被拷打甚酷，但这封信中却对自己极尽威胁之口吻。事实上，吴襄的第二封信，也确实可能是大顺宰相牛金星的大作，只是让吴襄抄了一遍而已：“此书本牛金星作，使吴襄书者。”（《明季北略》）

　　这一切，顿时让吴三桂又一次觉得被李自成的大顺朝彻彻底底地愚弄了一回。

　　吴三桂于是勃然大怒。

　　他当时的反应，和汉高祖刘邦面对楚霸王项羽以其父亲、妻子要挟一模一样，当着唐通和另外两个大顺朝文武官员的面，破口大骂自己的父亲助逆，声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坚决和他父亲划清界线，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举动，也算是煞费苦心。

　　四月四日，吴三桂联合山海关一带的士绅乡民，与李自成彻底决裂，于山海关前消灭了前来增援唐通的白广恩部队，并把防线拓展到永平一带。

　　三月二十日到四月四日，仅仅十六天时间，大顺朝和李自成 “顺应天命”的新朝新君形象，就在北京、吴三桂以及相当部分关、辽军民的心目中彻底倒塌了。

　　在此先列出山海关大战之前的大事时间表，方便把事件发生的顺序理清楚。

　　三月十五日，唐通在居庸关写信给吴三桂劝降，并率部属八千人前往山海关。

　　三月十八日，吴三桂从山海关出发，前往北京。本日北京城破，搜索崇祯、太子不得。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得知北京被破，驻扎永平一带（距离北京约四百里，距离山海关二百余里）。唐通和大顺军使者带来吴襄第一封信进行招降。

　　三月二十一日，刘宗敏抢掠京城妇女，掳数十女人和国公家媳妇。此日已酉午刻，于煤山发现崇祯尸体。未时，发钱二贯买柳木棺，入崇祯，以土块枕之，停东华门外施茶让。

　　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和所部将士宣布归顺李自成。此日辛亥，以帝礼改殡崇祯。

　　三月二十四日，大顺政权开始在北京“追赃助饷”，刘宗敏于天街夹杀两人。

　　三月二十五日，刘宗敏主持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许多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丰润、玉田附近（丰润距离北京三百多里，玉田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从各种渠道得知家产被抄、父亲下狱（一说已死）、爱妾陈圆圆被抢，全军回师山海关，同时派出人员和李自成谈判。

　　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部队掉头急行军，两天疾驰三百里，击败唐通的八千守军，拿下山海关。这至少是在二十七深夜甚至是二十八日凌晨发生的事情。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从北京派出使者。从丰润、玉田一带到北京，最快也要一天时间，所以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在知道后，他从监狱中释放吴襄，并要其写第二封招降信，再调遣白广恩率部增援唐通，大顺军使者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信前往山海关继续招降吴三桂。

　　在此期间，吴三桂则不断得到密探从北京来的情报，得知大顺政权在北京四处拷打官员，追索钱财，城内发生奸淫掳掠之行为。并获悉刘宗敏拒绝归还陈圆圆。

　　四月四日，吴三桂杀大顺一名使者，割一名使者双耳，对大顺军发起第二次进攻，在山海关前击败唐通、白广恩的部队，和李自成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