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 -- 包子1971

中亚阶级斗争新动向：伊尔特什冶金厂工人反私有化的经验教训

李星

90年代初，中国和中亚各国先后踏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地狱之路。目前中国国企的私有化已造成大量工厂关门、几千万人失业，全国出现了一大批城镇贫困居民。由于至今没有受到来自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中国当局正在策划和实施新的国企拍卖运动，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失业、更深更黑暗的贫困深渊。怎么办？哪里是工人自救的突破口？近两年来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冶金工人反私有化抗争，为我们在国内开展类似活动提供了一些正反经验。哈萨克工人的这场抗争尚未结束，前景并不乐观，而中国工人的斗争在总体上也有待突破，国际无产阶级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是极其必要的。

外资收购，拿好扔坏

伊尔特什冶金厂（以下简称伊冶）位于东哈萨克州乌斯京--石头城，职工和家属全算上有一万人。在苏联时代，工厂以附近的铜矿为依托，进行大规模冶金生产。两年前，韩国资本控股的「哈萨克之角」（以下简称哈角）矿业集团对哈国矿山和冶金企业进行了广泛收购，其中包括伊冶。「哈角」集团对哈萨克工人的剥削程度是惊人的：12到18小时的工作日，没有任何休息日，矿工平均工资在45美元左右（折合哈国货币为7000坚戈，一美元等于154坚戈）。「哈角」本身属于另一个跨国公司，后者在哈的业务更为大气，已拥有一批大型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冶炼企业。「哈角」入主伊冶后，很快决定改组企业，并按照「剥离不良资产」的原则，把工厂和附属的铜矿分开，前者关门，后者继续生产。

要解释的是，伊冶变成「不良资产」，并非是因为在生产和销售上有不可弥补的缺憾和重大困难，相反，不少哈国冶金巨头很看好它，一直虎视耽耽，只是没斗过财大气粗的外资而已。为什么伊冶的新老板急着关厂？答案可能有几个：也许他暂时不想过于深入冶金业；也许他有足够的冶金厂，收购伊冶的真实目的就是关掉它，以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不管怎样，这个决定改变了几千工人的命运。「哈角」先是借口停产不给工人开支（长达18个月），然后诡称要把厂子转产为食品加工厂，成立养猪厂、肉食品车间和皮革车间组成的综合体。但是专家和工人都指出，由于企业长期从事金属加工，厂区内积累了不少放射性残留物，根本不符合食品加工的卫生标准。而且就算万事顺利，新企业也只能安置三分之一的原厂职工。2002年初，全厂职工出现生存危机，普遍付不起水电和房屋管理费，子女不能上学，吃饭靠自己的菜园子和家禽，一些有条件的职工开始外流。2002年春，厂内终于出现了以伊万?布尔加科夫为首的罢工委员会（其实无工可罢，准确说它是工人委员会），并迅速受到多数职工的认可。劳资双方的冲突公开化了。

为了防止资方外运厂内主要设备，罢工委员会成立了护厂队，把守厂区各主要出口；罢委会还在一年里举行了几十次规模大小不等的请愿、游行和集会，希望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2003年1月26日，五千多伊冶职工及其家属在工人宿舍小区集会，反对「哈角」的政策并强烈要求对工厂实行国有化。进入二、三月份，工人坚持进行大规模集会，国内不少有影响的传媒先后报道了此事，伊冶纠纷成为全国性事件。

左派登场，爱国第一

哈萨克斯坦多少还有一定的政治自由（中国只有专制下的「宽松」），所以存在不少合法半合法的工人组织，其中之一是左派控制的「工人运动--团结」（简称团结）。「团结」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伊冶的斗争，并积极介入，很快成为罢委会的精神领袖和组织后台。原乌拉尔茨克最大军工厂工会主席库尔曼诺夫长驻伊冶，直接领导斗争。库尔曼诺夫现年29岁，是原哈萨克共产党（1992年重建）中央委员，原哈萨克共青团第一书记。此外，他还是俄国托派组织「左翼先锋队」成员。因自己的托派背景，2001年小库被哈共中央开除出党，转而成为「团结」的一个领袖。除他以外，「团结」内还聚集了不少哈共党员干部，他们在2001-2003年间的党内分裂中反对中央的多数派，被开除或脱党。「团结」里的这班人一向自命是正统马列主义者，是否真的如此呢？且看他们在伊冶斗争中的表现。

首先，「团结」并不绝对排斥私有化，而是把重点放在反对外国资本上，至于本国资本进行的收购活动，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些哈国资本家，包括冶金巨头（「阿尔泰--阿玛克」公司老板）В?佛罗洛夫（俄罗斯人）已多次请求地方和中央政府把伊冶转交给他们，并保证恢复生产。「团结」执委会主要头脑对佛罗洛夫等人的要求公开赞许，并透过自己的刊物不断督促中央政府尽快拿主意，批准佛罗洛夫「光复」伊冶。

在上层统战为主的政策指导下，罢委会没有试图把工人（包括最积极的那部分工人）更好地组织起来，没有建立工人代表制，这使得工人在斗争中缺少应有的组织性和动员能力；没有试图恢复部分生产，以解燃眉之急，没有试图接管工人小区的管理权，以解决生活用电用水和食品问题，没有试图重新开放厂办免费托儿所（被新老板关了）。反失业、要吃饭的斗争被工人领袖们解释为「赶走洋鬼子、欢迎国军」的爱国行动，并进一步简化为呼吁内阁把工厂转交给大好人「事业型企业家」佛罗洛夫。除了左派的「团结」，还有些自由主义反对派国会议员借机作秀，表态支持工人的「爱国义举」，并最终以政治手段逼迫东哈州州长梅杰辞职，但工人并没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工人的确占领了工厂，可肚子每天还是空的。伊冶的名声越来越响，工人们的积极性却越来越低落，这一切没有逃过资方的眼睛，反攻很快开始。

枪杆子里面出产权

哈国内阁一面对工人的要求有所回应，多次邀请罢委会主席布尔加科夫去首都开会，听取后者的意见，一面与哈角代表不断磋商，并最终达成了某种默契。应该说，鉴于哈萨克资本的虚弱，这个结局是意料之中的。值得深思的是，「团结」等爱国左派一面大骂当政者是帝国主义走狗，一面却把希望寄托在所谓开明派身上（开明走狗是个什么样子？），以至于工人在最后面对老板的枪口时，毫无准备！

今年春季过后，大老板开始准备清场，并首先在舆论界作好了统一口径的工作。全国性大报《骆驼队》东哈州地方版《地区骆驼队》主编Д?丹尼列夫茨基是「团结」执委会成员，同时还是乌斯京--石头城的现任市议员。在丹尼列夫茨基的领导下，《地区骆驼队》一直积极地正面报道伊冶斗争。2003年3月中旬，丹尼列夫茨基被解职。地方舆论（无论国营私营）被州政府下令不经审查不得发表任何关于伊冶斗争的消息，有的报纸（比如《伊尔特什之火》）因犯禁在印刷厂里就被公安人员没收，不准发行。同时，哈角公司在当地和全国性传媒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大量散布反对、丑化工人的宣传材料。

4月15日石头城市民事法院对布尔加科夫等四名工人进行审判，分别给予罚款处理（借口是举行集会时有违法行为）。现在看来，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挑衅和激起街头冲突，以便为全面镇压工人提供借口。宣判当日当地和州里都准备了大量警力，随时准备「平暴」。可是，尽管大街上聚集了不少工人，但直接冲突得以暂时避免。眼看事态在恶化，罢委会和「团结」仍以为能够侥幸过关，一门心思地等着召开政府许诺的内阁特别会议，以便一揽子解决问题。7月1日传来公司要强行入厂的消息，在这个关键时刻罢委会主席布尔加科夫应招前往首都准备列席内阁会议；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资方与政府的圈套，内阁会议并未开成。由于一年多来罢委会和「团结」一直在灌输所谓民族资本应该接管工厂、要争取政府中的「开明派」（指当时的总理塔斯玛甘别托夫），由于关键时刻工人最信服的领袖不在斗争一线，更由于许多人害怕与资方的激烈冲突会影响内阁的决定，绝大多数工人没有作好与资方的雇佣打手决一死战的精神准备。7月2日，哈角雇佣的保安公司「科立特」负责人声称如发生工人抵抗，他的武装大队会立即向抵抗者开枪。7月3日，大批武装保安顺利占领了工厂，没有发生什么严重反抗。目前，厂内生产线和其他主要设备都被公司雇来的外地工人拆卸下来，部分设备已被外运。

7月28日在就7?3武装进厂事件发表的声明中，「团结」执委会忍不住抱怨「政府完全站在外国人一边，开始迫害工人积极分子。……保证过的讨论国有化部长级会议一拖再拖」，声明最后号召「所有工会和反对派都应该行动起来，反击傲慢自大的外国投资商，因为后者想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并奴役我们的人民」。进入8月，罢委会仍坚持每天在市议会门前集会，但通常只有几十个人到场。「团结」忙于参加全国地方议会换届选举，在石头城也推出了自己的五名候选人；此外还计划在石头城召开反全球化论坛，将有来自俄国和西方的300多名左派、工会与社会运动人士出席。召开论坛的费用从何而出呢？论坛筹委会负责人之一库茨涅佐夫（西伯利亚工人联合会领袖）在自己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当地企业界人士会负担一部分」。与此同时，大量伊冶职工正在贱价出售住房，携家带口离开此地。

伊冶抗争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第一：反对私有化的斗争无论进行得如何激烈，本质上仍是经济斗争，它的直接目的是解决职工的一些具体困难或避免生活进一步恶化。目前中哈两国工人都面临严峻的饭碗危机，所以反私有化，首先就要保饭碗。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国有化的要求被拒绝，代之以新的私人老板，只要后者能保证不削减工作岗位（斗争的底线），也并非不能接受。

第二：关键问题是，工人及其组织者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事业型企业家（比如佛罗洛夫）和资产阶级政府内的「开明派」身上，还是依靠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力量，主动去解决工人急需解决的生活问题。比如伊冶宿舍区的自来水去年就已被部分切断，工人只能接雨水喝，如果罢委会有组织地向房管单位施加压力或干脆自己动手，恢复供水，就会使工人感到自己的力量，也会提高罢委会的威信，而工人的团结性、对自身利益的觉悟和为此奋斗的意志，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依靠。

第三：哈萨克斯坦工人不同与中国工人的最大之处，就是前者还有一定的可能性合法和半合法地组织起来，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对任何工人组织来说，言论和出版自由、迁移权、结社自由、集会自由都是象空气一样重要的东西。中国不少以左派面目出现的国家主义者，一贯地反对取消专制当局对政治自由的禁令，客观上（可能还有主观上）就是在阻碍工农群众起来反抗（不论经济还是政治斗争），就是在为中外资本家抗枪站岗。帮助、引导工人在每次自发斗争后保存组织、尽量争取当局在政治自由上一点一滴的让步（工人组织在某种形式下合法半合法的活动、出版权等等），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责任。

第四：工人阶级只要试图争取改善生活，就会不可避免地触及斗争方式问题。我们马列主义者一向认为绝不能一味用向上呼吁、等待国际国内的「善心人士」替工农出头等消极办法，来解决问题。工人只有尽可能多和广地组织起来，争取跨企业、跨地区联合行动，不怕采取直接行动（如游行、阻拦铁公路、占领工厂、不许老板按期交货），才能让老板及其政权感到压力。在今天的中国，反私有化斗争之所以重要和带有特别尖锐的现实性，是因为它涉及到上千万、几千万人的生存权，如果工人在生与死的问题上都不敢反抗，不敢在必要时候违反老板政权的一些法律（比如拦铁路、阻止老板掠夺企业设备等），就更不要指望有人会替我们出头。

第五：主要依靠工人集体行动，并非意味着对其他斗争形式不屑一顾。苏中等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许多私有化交易甚至不符合复辟者自己的法律。用法律手段有根有据地揭露资本家们如何瓜分原工人国家的社会财富，戳穿后者的成功神话，既可以使工人们对保卫国企的正义性增强认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当局轻易找到借口进行镇压。

第六：中国的革命工人组织，决不能象哈萨克的「团结」那样，在反私有化斗争中充当各个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分赃工具。无疑，我们共产党人有义务保持斗争目标的现实性，我们不能放弃利用统治者的任何内部矛盾来改善工人的处境；但我们更有义务澄清工人头脑中的偏见与幻想而不是迎合这些偏见，利用每次有限斗争去增强先进工人的阶级意识。

15/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