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单世联个人文集: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 -- AleaJactaEst

　　温济泽不是革命史、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个性表现在晚年为王实味的平

反奔走呼号，也表现在他对瞿秋白、博古这些一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良好评论

。他是党内思想比较解放的老干部：一方面，始终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１９８０后就此作过几十场报告；另一方面，当胡乔木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

，认为共产主义的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共产主义就在脚下时，温却怀疑："我们

把社会主义建设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 《温济泽

自述》页３５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 好心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日后，中央研院的整风就是对王实味的批判。时任中研院

秘书的温奉命去做他的工作，态度比较温和：

　　他似乎有点触动，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错，但是，的确出于我

中的好心啊！"（页１４５）

　　但动机已说明不了什么问题。１６天的批判会，接连升了四级：由纠正一般

偏向引导到对王实的斗争，由一般思想斗争转变为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由对托思

想的斗争升级为对托派分子的斗争，由对托派分子斗争进而进行组织处理。接着

又在中央研究院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联合斗争会上，把反王实味的斗争扩大为反

对五人反党集团的斗争。（页１６５）

　　一般来说，是凡向组织、向领导提意见的人都是出于好心，否则谁愿去得罪

别人或组织？王实味尤其对党忠诚。他的同乡高向明、王伯彦常到他的小窑洞串

门，"王伯彦于１９３７年初入党，是学校的地下党员，平日言行十分谨慎，王实

味早有觉察。直到今天，伯彦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看王实味时，他劝伯彦的话：'

已经回到自己家了，还拘谨什么？！'王实味的这种赤诚坦率思想，促使他毫无顾

忌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万万没有想到，即令是'回到自己的家'里，该说的可以

说，不该说的也不能说。民主和自由是有阶级性的。"（１）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

作的人，长期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同志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但到了"家"里，等

级体制、斗争哲学都使得同志之间的关系大不一样。当王实味、丁玲等人呼唤延

安缺少的同志之爱时，引来的是更为猛烈的反人性论。在此之前，讲人性、论私

交被毛泽东批评为"自由主义"。

　　党和毛泽东原则上承认提意见者的好心，所以才要求领导干部要虚心听取群

众批评，但事实却是，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不但极少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而

且经常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党史上因言获罪之多，堪称古今之最。这可以

有两种解释。第一是缺点太多，担心一有人开头就没法收场。１９５９年毛泽东

在庐山会议上就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

，七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

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２）所以干

脆封上提意见的嘴，甚至还想办法把可能有意见、但还没有公开提的人"钓"出来，

斩草除根。

　　第二是自信太足，以为自己可包打天下，根本不需要听什么不同意见。这就

是毛泽东１９５５年对梁漱溟说的：共产党对农民没有你理解？

　　王实味好心不得好报应当是属于第一种情况，但不得好报后王实味还是表现

了自己的好心："大约是１９４３年，西安演出了一场反共闹剧，为王实味开了个'

追悼会'。延安人称这是'活人追悼会'。１９４４年春，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根

据党中央的指示，让王实味出场同记者见了面。见记者的时候是由中社部的干部

陪同他去的。当时王实味还是成全大局的，他说：我是托派，又犯了错误，但生

活得很好，为什么西安说我被迫害死了，还开什么追悼会。……王实味奉命说这

番话当然是出于无奈，但他还是分清了西安和延安，反击了西安那些反共的宣传

。"（３）王实味的悲剧在于，不但又一次的好心没有能保住他的性命，而且使党

可以放心地虐杀像他这样的好心人：无论怎么处置他们，他们反正会分清西安与

延安，永远会为党赞歌，党无需顾虑因此而造成的后果。

　　说到最后，党之所以听不进反对意见，因为它太强大了，暴力可以震慑心灵

。经历过延安抢救的郭小川就"颇有感触地对人说：'政治斗争真可怕！'他屡屡表示

，从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出至死不忘的教训，就是相信群众，相信党。"（４）不过

有了这两个相信也不能保证没事。１９５７年作家协会批丁玲、冯雪峰时，郭是

相信党、相信群众的运动领导之一，但他同时写成的《一个和八个》却受到周扬

、刘白羽的严厉批评："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４个月，当我给他们驯服地工

作时，他一声不吭；当我跟他们闹别扭时，他就批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可见郭

的总结只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他没有总结出来：这就坚持相信你的上级。

　　２ 屡试不爽的"钓鱼"术

　　以为自己是好心就应当得到好报，这是知识分子的天真。１９５７年的"钓鱼"

使许多知识分子上钩，其实，这一"阳谋"早在延安就使用过两次了。

　　第一次１９４２年的春天。３月１９日《解放日报》发表《发扬民主作风》

的社论，毛亲自起草《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号召

党外人士对党和党的干部进行批评，强调"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

评，或曲解善意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５）响

应党和毛的号召，丁玲、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人发表了几篇批评延安生

活的文章；一些大单位也创办壁报以活跃民主空气。但不到一个月，３月３１日

毛就在对这些欣欣然的知识分子发出警告；４月３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

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结束了"延安之春"。王实味在

劫难逃，丁玲等人也得脱一层皮。

　　第二次是１９４３年的春天。４月３日，中央发出第二外"四三决定"，号召参

加整风的同志大胆说话，以大民主的方式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据此，各单位纷

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很多人起来批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的现象。终于挖出了

很多"反革命"和"特务"，为"抢救运动"准备了对象。

　　知识分子既如此不注意历史的经验，那么１９５７年春天的事也就怪不得毛

泽东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并不隐蔽、高明的"钓鱼"术竟能屡试不爽，成为毛

对付知识分子的法宝？

　　３ 相信群众？

　　１９４２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等文，暴露延安的阴

暗面。温是研究院思想文化研究室的秘书，整风后调到院党委帮助工作。

　　我到党委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设计和油印一个调查表，调查全院研究人员

中有多少人是同意或部分同意王实味言论的，调查结果统计，同意或部分同意的

达到百分之八十九。（页１４４）

　　这就是当年群众（他们一般都是受党教育过、经过革命考验的党员）的真实

思想状态。"郭小川当年在延安时，曾与王实味在一个研究室。郭曾形容很能俘虏

知识分子，大部分青年都觉得他的讲话好得不得了。"（６）运动如果真的是群众

运动，党真要走群众路线，就应当尊重他们的意见，王实味就应当受到表彰。然

而，如果谁真的这样理解，那只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方针是，

谁越代表群众说话，越得到群众拥护，就越说明他在向党示威，就越是要整。请

看有哪一次运动是群众自己的运动？他们从来都是被领导玩弄于鼓掌中道具：

　　每一次有人提出比较正确的、与领导想法不相符合的意见，都会受到更多人

的批评、反对甚至围攻。有人认为，这怎么还能叫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在运动群

众，逼着群众屈从于上级的意图而起哄。（页１６５─１６６）

　　这不奇怪，如果群众不是领导的工具，那么领导还需要群众干什么？群众运

动的真正奥秘在于，它是"组织"群众的有效方式。本来"群众"来自五湖四海，其心

如面，两弟兄都不能一条心，遑论具有统一意志？党的办法就是通过无休止的运

动找出敌人来教育群众，让他们看看到不听领导的下场，从此有所趋避，集中到

领导划定的轨道上。

　　４ 主流

　　温济泽明确说："在延安审干运动中，普遍采用了'逼、供、信'的方法。"（页

１６５）但是

　　有些讲党史的书，讲到抢救运动，说它是整风运动的支流，主流还是好的。

这是对的。但是，应当说明，这个支流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次暴发的山洪，伤

害过不少同志的心灵，对党造成了不少的损失。（页１７９）

　　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要看对什么人来说。王实味被砍头了，也有逼死

、逼疯的，但毛泽东借助康生亲自领导的"抢救运动"确立了在全党的绝对权威，全

党终于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这就是延安整风的主流。所以，温济

泽的感慨是多余的：

　　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党后来对它没有做过认真的总结。

（同上）

　　为什么要总结？"抢救运动"奠定了此后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调，制造了此后历次

运动的模式，功在全党。当然有总结，这就著名的"延安精神"，它通体光明，保证

了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５ 王实味的党籍

　　王实味所在中央研究院是由李维汉领导的，尽管王实味的定案是由康生作出

，但李维汉还是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１９８１年，李首先向中组部提

出对王案进行复查。直到临终之际，李还要当年中央研究院"小温"把王的问题弄清

楚。

　　１９８２年２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

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但"五人"中的王实味还是没有平反。

几经周折，１９９１年２月，公安部才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

决定》，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但此时离王实味被杀已经４４个年头了。

　　这个过程的一个插曲是：

　　我在１９８８年给 中组部的报告中，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对王实味错划为

托派的问题，予以平反；二，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应予以恢复；三，开个小型座谈

会，我和当年参加过批判王实味的人参加，总结一下从此案中应吸取的教训。事

后了解，１９９１年，中组部把我的这三条建议送请十几位老同志审阅，对第一

条，十几位老同志都画了圈表示同意；第二条，画圈的只有两位；第三条，无人

画圈，因此，王实味的党籍没有得到恢复。谈到总结经验教训，除胡耀邦说过一

次，再没有人提起。（页１５８）

　　王实味当年是因为"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被杀头的，现在既已认定他不是托

派分子，为什么党藉不恢复？这或许因为王实味的案是毛泽东钦定的，或许是因

为王实味是个知识分子。看来，这个尾巴是留定了。

　　６ 办事员的重要

　　王实味早已被打倒批臭后被砍头，对于还活着的妻子女儿，王实味关系着他

们的政治生命；对于李维汉、温济泽、刘雪苇这些有"良知"的批斗参与者来说，王

能否平反是他们的一块心病。

　　但对于整个党来说，这事可大可小。如温所说，国内外都有人关心此事，这"

反映了人们对我们党能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反映了人们对我国政治

改革事业的关心。"（页１５７─１５８）因此这可能成为一件"大"事。但建党建

国几十年，一度曾冤狱遍于国中，区区一个王实味又何足道哉？况且百废待举，

现实问题还顾不过来，有必要为４０多年前被错杀的一个人花很多精力吗？这样

从１９８１年李维汉第一次提出到１９９１年正式平反，历时１０年就不奇怪了

。

　　既然王实味的平反算不得什么紧迫的大事，就不能要求党的主要领导对此特

别关心了。以至于温１９８８年３月４日给中组部写了报告后，"我怕送不到组织

部部长宋平的手里，就将手写的报告亲自交给曾任中组部秘书长的何载，托他把

报告送到宋平的办公桌上，并拜托他，有机会告诉宋平说，温济泽有封信，是完

成李老的瞩托，请他无论如何关心一下。"（页１５４）为王实味平反是党的工作

之一，尽管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但温一是找熟人，二是拉大旗（"李老"）这是否也

是党的工作作风之一？

　　这份报告由中组部转到公安部，很容易进入转来转去的公文旅行。所以：

　　我担心事情又拖延不决。没想到６月３０日，公安部派了两个年轻的同志到

我家谈话。……他们的态度很认真，很积极，其中一位年龄大几岁的同志说，他

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王实味，知道这件事影响很大，看到我写的报告后，又听了

我的谈话，回去向上级汇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认真调查清楚。（页１５５）

　　王实味没有重要到要核心领导亲自批示、督促的程度，因而，具体经办的处

长们、科长们、办事员们的态度就很重要。完成可以设想，如果公安部的来人是

对王实味一事毫无了解，甚至对工作不很负责，王实味的沉冤没准还得拖下去。

　　小吏的重要性，自古以然。《资治通鉴 汉纪六》记载，汉高祖手下大将周勃

在刘邦死后平诸吕有功，为避功高盖主之嫌辞官回乡，有人告他谋反，"廷尉逮捕

勃，治之。……稍侵辱之。"周勃出来后对人说："吾尝将百万兵，然安知狱吏贵乎

。"当彭德怀、贺龙这些元帅们受到"廷尉"们的虐待时，恐怕也会发出周勃的感慨

。民间对此的说法是虎落平原被狗欺。

　　王实味的平反还得益于一个偶然。１９８４年４月胡锦涛在一次会上传达了

胡耀邦关于总结党史上经验教训的谈话，其中举了王实味的例子。李维汉《回忆

与研究》的写作者、竭力推动王案平反的宋金寿认为，胡耀邦"在１９８６年提出

王实味问题，多少有些偶然原因。……我冒昧猜测胡耀邦可能是看了我在《党史

通讯》上的《关于王实味问题》一文，正好同胡耀邦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编辑、

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王稼祥的文集而写的一篇文章：《深切地纪念王稼祥

同志》一文发表在《党史通讯》同一期上。当然，这是一个偶然性。但正是这种

偶然性，引起了胡耀邦重视和关注王实味问题。"（７）假如没有这一偶然呢？

　　７ 博古

　　延安整风之后，博古被党内公认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二号人物。８０年代以

后，对他评价开始客观起来。在现有的公开材料、文章中，温济泽的评价可能是

最高的。不仅在他主持《解放日报》时期工作勤奋、关心同志、作风民主，对他

在１９３１年在米夫、王明等人的支持下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人"，党史

书一般视为党的灾难的行为，温也这样说：

　　在白色恐怖极端严峻的氛围中，博古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定走上领导岗

位，这是临危受命，我认为他是一个不怕牺牲、勇挑重担的人。（页４１２）

　　延安时的博古肯定有民主作风，因为他已经没有权力不民主了。丁玲１９４

２年因《三八节有感》挨批，"博古同志原是坐在我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

，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子懂得他问的意思，后

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激他啊！"（８）丁玲有了"

经验"，能够体会对别人的关心；博古有了经验，也就有了民主作风。

　　但温说的问题还复杂得多。一方面，当时参加共产党、即使担任党的领袖，

也要冒很大风险，向忠发、瞿秋白贵为党的"总负责"，被国民党抓到一样要杀头；

况且党内同志之间的斗争也毫不留情，做党的领袖确实要不怕牺牲。但另一方面

，博古既然入了党，就已经是过河卒子，除非他叛变，否则是不可再过安静的顺

民生活的，他只有认准主义、义无反顾地干下去，在这样的情形下，地位越高安

全系数也越高。因为，第一，无论国民党是多么愚蠢、多么不懂统战和分化，对

捕获的共产党人也还是区别对待的，总的来说，对大官要客气一些。方志敏被俘

后，住房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瞿秋白在狱中也甚受礼遇。第二，党内也有名利场

。１９３０年代的共产党领袖，拥有数十万党员、十多万军队，这无论如何是一

个巨大的政治资本。博古"临时总负责"后，周恩来、彭德怀等杰出人才都要听命于

他；李立三、瞿秋白的早期领袖也都要受他的气；１９３３年初，"博古到长汀时

，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９

）一般情况下，只要身在其位，他在党内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危险。

　　如果从世俗的眼光看，当时的职业革命家是由党的经费养着的，地位越高，

津贴越多，而被党遗弃的人则很多是贫病交加，毙死街头。革命家也是人，也要

讲究吃饭穿衣，党内政治斗争不能完全排除世俗计较。

　　当然，即使如此，温的态度仍然是符合党的利益的："对他的错误，我们不能

忘记，……对博古的贡献和功绩，我们更不能忘记。"他的根据是博古的批判者毛

泽东提供的。毛曾说，只是到了抗战时期，我们对中国民主革命才有了正确认识

，"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

，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

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既然大家都没有弄清楚，博古的错误当然就

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毛虽然这样说了，实际上并没有轻易放过博古等人，在他的生前，一有

机会就要倾诉他当年在博古手下受到的委屈，而博古等人也得无休无止地自我批

判下去。

　　８ 周公精明

　　周恩来精明过人世所公认。１９４８年新华总社在西柏坡正式恢复，社长兼

总编是廖承志，副总编辑有范长江、陈克寒、梅益、石西民。有一天，廖承志对

温济泽说：

　　周副主席看了新华社领导干部的名单，问我怎么副总编辑以上的领导干部大

部分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难道延安山沟里没有培养出负责干部？周副主席

一问我就知道我错了，现在准备再提两个人，一个是吴冷西，一个就是你。（页

２３１）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开始拟定的名单大都是国统区的？这是因为

国统区享有一定的新闻自由，培养了许多新闻界人才，而延安，除了党的宣传干

部外，并无自由独立的新闻业，不可能出现范长江这样的人物。因此当１９４８

年共产党即将全面夺权、新华社要担当一定的新闻职能时，主事者首先想到的是

国统区的新闻人才。

　　第二，国统区也好、延安也好，本来者是共产党的干部，谁来负责新华社都

是党的分工，周恩来何以专门提出延安干部？这说明党内山头、派系之间还是有

严重隔阂，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延安的工农干部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许多争

权夺利的现象。周恩来是国统区共产党人的领袖，在毛泽东凛然的目光下，他当

然要避嫌疑、搞平衡。

　　第三，周一问，廖承志就知道自己错了。这不是廖在彰显自己的聪明，实在

是表明国统区、延安之间的紧张在当时就已很明显，大家都非常明白了。

　　９ 宿命

　　１９５８年温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被补为"右派"。此前他主管国

外广播部门。１９５７年下半年，温在编委小组传达中联部会议精神，其中有"周

扬有错误"一句。不久，广播局局长、党组书记梅益拿出一个人的传达记录找温："

你说'周扬有错误'是怎么回事？"

　　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心想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问题我

？何必背着我检查笔记呢？（页２７５）

　　可见，梅益对温早就成见在胸了。反右给他提供了机会：温曾说周扬话不适

合对外广播，这就是"向党进攻"；他认为对外广播和对内广播不能统一发稿，这就

是"对外广播特殊论"，是"反党纲领"；他反对反右时规定人数，就是"抗拒反右斗

争"。为此，梅益"背靠背"地审查他起草的、报告、谈话纪录和签发的稿件，从中

提炼出一大堆"材料"，通过几个月的批斗，确定温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

理人"，在局级干部"补课"时划为右派，留用察看，下放劳动。

　　可叹的是，梅益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的专政机器在"文革"把梅益吞噬进去。１９

７２年，温请廖承自为他申诉。恰好梅益也想请廖转个报告（梅也在文革中挨整

），一心想帮温的廖承志就对他说："转报告可以，你写两个报告，一个是你自己

要求平反，另外再写个报告，要承认错误，说明你过去是怎么把温济泽同志错打

成右派的，我将这两个报告一起转到总理那儿去。之后，梅益再没有来过。"（页

３２７）经过"文革"的劫难，梅益也不认为当年整人是错误的，为此甚至放弃自己

可能得以申诉的机会。

　　１９７８年，温和梅都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温再

次要求甄别平反，梅益仍拒绝。不久中组部批准恢复温的党籍，成为中国第一个

平反的右派。

　　他们的纠葛还没有结束。１９８２年，梅益是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温是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１９８２年，梅要他检查"自由化"；１９８４年，梅根据

一封匿名信蛮横无理地对温进行通报批评。政治而外，工作上似也不支持。研究

生院建院时经费不够，温找国家计委主任宋平，要追加２０００万，宋让他回去

以社科院党组名义写个报告。正常情况下，社科院党组没有理由反对，但"党组中

意见不一致，研究生院的要求未能实现，就由党组书记和一位分管基建的党组成

员兼副秘书长提出，要我们降低要求，……结果设计成１９８７年主体工程竣工

时的这个样子，比后来几年在附近建造的青年政治学院、针炙学院都差。"（页３

４７）１９８５年温因病住院：

　　一天傍晚，收到一张用包香烟的纸写的条子，上面写着，社科院党组已经决

定我离休，由另一个同志代理我的工作，祝我安心养病，下面签着梅益的名字。

（页３７４）

　　还是上下级关系，梅益一张香烟纸就打发了温济泽──当然这时不是划为右

派，而是"祝"其退休。

　　共产党运动频仍，每次运动都得整垮一大批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文革"后得

到平反，但今天为你平反不代表昨天打你就是错的，所以梅益仍然是官居温济泽

之上。一个平反的右派仍然要接受当年蛮横整人、迄今并未认错的人的领导，心

情是难得畅快的。温本来已经换了一个单位，岂料梅益也"尾随"而至。真是２０年

河东，２０年还是河东，看你往哪里走？ 梅益整人有术，却终生官运亨通。

　　１０ 周扬与胡乔木

　　温被划为右派，与周扬有一定关系。１９５７年，周扬在一个会议上说：香

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先让他们放出来，大家再来辨别；如认为有毒

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温认为这不适合对外广播，因为这次听的

人下一次就不定听了，怎么"锄"法呢？他在中联部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得到中

联部副部长熊复的赞同后，温向下面作了传达。此事当然人有人汇报给周扬，梅

益要温去找周说明情况，当温声明"我没有说你有错误"后：

　　周扬是不大抽烟的，这时他点起一支烟说："你说我有我就有错误啦？你没有

想想你说这句话会得到什么后果。"我心想你好厉害呀。他转身去了休息室。（页

２７５）

　　周扬当年的严厉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这次没有谈得出什么效果。几个月后又

去："周扬听得还耐心，他听完之后说："你不要以为是我查问你，这是陆部长让我

查问的，要问你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你要说我和李维汉同

志两个中央委员有错误？"（页２７６）态度是好了，但一个小小的副局长竟敢批

评两个中央委员，当然是右派分子。胡乔木是温的老上级，１９７２年，温见到

廖承志，廖告诉他：

　　一天深夜，接到乔木电话，说有急事找我，他进门就问，你知道温济泽被划

成右派了吗？我吃了一惊，你给我看了一份中央通报，我同他约好第二天上午一

起去中宣部。我们对一位副部长说，我们都了解温济泽是个好同志，怎么把他划

成了右派？那位副部长说是广播局报来的，中宣部批准后已经报到书记处，没法

更改了。乔木听了以后，叹着气说："又伤了一个好同志。"（页３２７）

　　尽管不能说胡与周在５０年代就有什么立场观点的差异，但毕竟在温的右派

问题上态度有别，如果周肯定属于整人的左派，那么胡至少想保护一些人。１９

７８年１月，胡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力主把还没有平反的温调入社会科学

院任科研局副局长，此时周也已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在温要求平反找周扬写意见

时，"他说过去的事已记不起来了。"（页３３８）"你要证明什么？"（页４５６）

无论是当年还是后来，胡都是关心爱护的，而周即使在"文革"后也没有就当年的事

承担责任，原因之一是温还是他的手下。

　　但世事如棋。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温的观点越来越和周而不是和胡接近起来

。"乔木说话变来变去，有时做事令人难以捉摸。我猜想，由于那时许多人把他看

作理论权威，因而他变了。"（页３６１）自胡１９８３年组织批判周的人道主义

之后，他们的位置似乎对调了一些。尽管周是否有过认真的忏悔和反省是可以讨

论的，但在客观上确实参与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胡却被人看作是左的维持

者，"像胡乔木这样的左倾头脑，总认为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

；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就是反对毛主席。"还处心积虑要把力主改革的

胡耀邦赶下台。（１０）

　　温对于己有恩的胡有所疏远，也表明他是有立场有原则的，并不以个人得失

来判断领导。温的资格并不浅，１９３０年就参加过李立三要求组织的南京暴动

，但官位一直高不上去，原因也许是他的原则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原则

性恰恰容易被人认为是没有原则，比如在王实味问题上，康生就批评他有"温情主

义"。党的原则首先是斗争的原则，而不是道德原则，也不是书本上讲的马列主义

。一个人如果不能坚决地、无情地揭发、批判他人，那就是"在政治不开展"，就不

可能青云直上。１９５２年周扬就因此而被毛泽东一度冷落。

　　不过胡和周都是复杂的。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他们

整理成文的。但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２９日讨论第四次文代会报告时，胡率先提出

不要再提他当年认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周则担心不提会起副作用。"公平地说

，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胡乔木比周扬早一步。"（１１）此后，胡又坚持要把列

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改正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为文艺界的

思想解放推波助澜。另外，在１９８０年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决议》时，"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改了多少次以后的稿子对毛

病、错误写的分量较重，成绩估计得不够、不充分。我曾经给他提过这个意见。

他当时很不以为然。他说，就是这么多错误，不能隐晦。"（１２）

　　１１ 希望的悲剧

　　划为"右派"后温被下放到河北黄骅劳动。"批斗会结束做了结论以后，几个同

志含泪向我告别，问我：'你不申诉吗？'我说：'现在不是申诉的时候，但我相信总

有一天会平反的。'我想给我戴的帽子越大，将来我越好翻案，我以为只要过几个

月，过一年……没想到一直等了二十年。"（页２８５）

　　温的想法有的是有根据的，这就是帽子越大越好翻案。帽子大必然就影响大

，而对影响大的人和事，"上面"就会考虑得更多一些。从国民党战俘到历次运动中

的受冤者，小人物总是没有"统战"价值的。

　　至于翻案的时间是几个月还是一年，也是有根据的。当时温的妻子就安慰他

说：

　　延安抢救运动不是３个多月就甄别了吗？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回到党内的。

（页３０５）

　　"抢救运动"也曾气氛肃杀，冤狱遍地，有人自杀了，有人疯狂了。虽然时间不

是３个月而２年多，但毕竟最后刹了车，不少曾被怀疑是特务、叛徒的人不久就

当上"七大"代表，一些挨批判的人又继续受到重用。"整风运动"教育了全党，经验

之一就是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挨整只是暂时的，只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总有

一天会平反昭雪，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正因为有此一希望，所以历次运动中的牺

牲者极少从自身的冤屈中反省这种以"运动"为生命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顾准当

然是例外），以至于１９７０年代末大规模平反后，人们发现，这些"右派"、"反

革命"其实是"左派"、"革命分子"。也正因此一希望，大量的血腥和死亡终演不成

一出悲剧。

　　１２ 早春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中旬，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宣部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目的是要批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在

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春节休假５天和继续休会几天后，务虚会继续进行。但情况有些变化，会议

由党中央主持，最主要的是在３月３０日听取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原则》的重

要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到４月初就匆匆结束了。（页３５３）

　　"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温没有交代，但显然是鉴于春节前批毛过火解放

"过头"了。１９８３年胡乔木在一篇文章中就说：当时"有些同志说（当然这些同

志也是好意），毛泽东同志已经犯了那么多错误，还要讲毛泽东思想，群众怎么

能接受呢？"（１３）春节后要收束一下。第一，规格提高，中宣部和社会科学院

一边站着，"由党中央主持"；第二，最高邓小平作报告，内容不是"解放"而是"坚

持"，确定思想解放的界限；第三，既然结论已下，会议也就应当"匆匆结束"。

　　邓小平实际上当时的最高领导，但反毛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小平同志

讲话讲过以后，不少的同志是有过抵触情绪的。"（１４）会后，李洪林以阐释"四

项原则"的方式发表了几篇文章，"被扣了帽子，打了棍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处

理，被调到远离北京的福建。"（页３５３─３５４）毛泽东尽管犯了严重错误，

他本人也已死了，但中共还要生存发展，批评毛的人"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把这面

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

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１５）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的个印记太明

显、太深刻了，以至于过分批评毛就可能否定整个党。如何既解放思想又确保党

的形象，就要中央最高领导出来划定限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次思想解放的本质

??是党内思想的自我调整，是领导下的解放。解放的阳春季节，它的春花秋实，

还需要改革开放的深化。

　　１３ 英烈们的遭遇

　　一个夺权成功的政党，理所当然地纪念它的烈士，但尽管１９４９年开国大

典前夕就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但却没有一本像样的《革命烈士传》。

　　１９７８年，李维汉提出编写《革命烈士传》，此后，胡乔木以中央党史研

究室主任的名义要温主编。１９８１年，编辑机构成立。

　　有一位烈士的女儿、《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来找我，要求革命烈士传为她的

父亲傅大庆立传。……我立即答应为傅大庆立传。同时我和戴晴谈了条件，要她

找几个年轻人帮助我编《中华英烈》杂志，她爽快地答应了。（页３６８─３６

９）

　　是不是烈士，够不够格入只选一千个人的《革命烈士传》，应当有一个明确

的标准。傅大庆的资历（１９２１年入党）、贡献（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在敌占区建立秘密电台等等）应当是可以入《传》的，但如果戴晴不找上门来

，很可能傅大庆就不会入选，因为温济泽是在戴明提出要求后"经了解"才知道傅大

庆其人的，烈士就可能英名埋没。当然不能假设，如果戴晴不答应帮助编《中华

英烈》，温就不会让傅大庆进《革命烈士传》。但他这里用"谈了条件"一语，似乎

容易使人怀疑：革命烈士进《革命烈士传》难道还需要什么其他条件吗？

　　更让人为烈士们鸣不平的是，１９８６年，《革命烈士传》编委会编了一个

刊物《中华英烈》，第一期就得到邓颖超的称赞。可这样一个为烈士树碑立传、

得到身居高位的领导人称赞的杂志，却困难重重。１９８９年下半年，新闻出版

总署规定刊物要挂靠部级单位。《中华英烈》原来挂靠中央党史研究室，但研究

室自己办的刊物已经达到定额。

　　我找了１０个部级单位，部长级的同志都表示支持，但当要哪一个司局级具

体与我们联系时，又都表示难于管理。我奔波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找到归宿。我

真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了，这时新闻出版署却向我指出了"又一村"。他们告诉我

，经民政部批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周谷城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

这是一个部级单位，他们正想办一个会刊，但目前还没有刊号，可以与他们联系

，将《中华英烈》作为他们的会刊。我同炎黄文化研究会商量了几次，他们认为

《中华英烈》的范围比较窄小，提出将刊名改为《炎黄春秋》，把缅怀英烈作为

这个会刊的一项内容。（页３７０）

　　在１９８９年的气氛下，新闻出版署的规定无疑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

止有人用出版物来颠覆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权。但以传播革命先烈事迹和精神

的《中华英烈》会有什么自由化的倾向？温济泽联系了１０个部，那些司局长们

都以"难于管理"而推辞，如果不是先烈的牺牲，哪里会有这些官老爷的安享尊荣？

一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连一本宣传本党烈士的刊物都难以生存，这真是匪夷所

思了。地下有灵，烈士该作何想？

　　温济泽简历

　　１９１４年生于江苏淮阴。

　　１９３０年因读瞿秋白的书而参加共表团。同年６月到南京参加暴动，后在

扬州、上海从事地下活动，１９３２年被捕，１９３７年年底出狱。

　　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宣部、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

新华社工作。

　　１９４９年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１９５８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

　　１９７８年１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５月，恢复党籍。

　　１９８２年任研究生院院长。

　　１９９９去世。

　　注释：

　　（１）高向明：《我所知道的王实味》，《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

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引自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１６６，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

９９。

　　（３）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４）（６）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１９４９年中国文坛纪实》页１

７７─１８５、１７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９４，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

　　（７）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８）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丁玲文集》第五卷，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９）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页３００，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０）参见胡绩伟：《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长沙：《书屋》２００

０年第４期。

　　（１１）参见顾骧：《此情可待成追忆》，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邓力群：《向胡乔木同志学习》，载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

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３）（１４）（１５）《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５６８，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３。

　　２０００年４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