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单世联个人文集: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 -- AleaJactaEst

　　伍修权不是中国革命的元勋级人物，后来的重要职务也都有一个"副"字：外交

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庭副庭长等等。但他是

高级干部中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其回忆录《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１）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　

　　　　　　　　　　　　　１　老师与"大革命"

　　革命需要无法无天的革命者，需要满怀仇恨、矢志推翻现存权力秩序的破坏

者。但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既有的组织系统和文化规范的塑造品

，除了极少数"天生"有"反骨"或先知先觉者，他们大多不能充当革命的生力军。所

以革命首先需要生产革命者。用办学传播革命思想，国共两党都是如此。蒋介石

最喜欢部下叫他"校长"，共产党第一代核心多是教师出生（如陈独秀、李大钊、毛

泽东、陈谭秋、瞿秋白等）。直到"文革"后期，毛泽东想给个人崇拜降温时，虽然

讨嫌"四个伟大"，却愿意保留"导师"的称号。

　　伍修权出生于武汉一个破落的中产阶级家庭，"度过了饥寒困苦的童年，度过

了对人间不平很不理解的少年阶段，又度过了一段几分兴奋、几分希望还有几分

神秘的青年时期。"（Ｐ１）底层青年的青春心理大抵如此。他的新生，从１９２

０年进入武昌高师附设的"单级学校"开始，在受到毛泽东的同学熊器叔先生的左翼

思想影响，特别是１９２２年升入武昌高师附小后，得到陈谭秋的引导之后，他

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参与革命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老师而不

是任何其他人，影响了他的一生。陈谭秋：

　　利用老师的身分，进行了有效的革命工作，随时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

革命青年。为此，他作为级任老师，亲自担任了几门课的教学任务不断地利用讲

课的机会，将许多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又深入浅出地灌输到我们的头

脑中。……使学生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Ｐ１８─１

９）

　　高师附小因为有了陈谭秋而成为小小的革命摇篮："当年武汉地区的党的工作

，大都是在这里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许多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活动，也常是在

这里计议策划出来的。……附小成为武昌的革命中心之一。也正因此，１９２７

年４月召开的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在附小的礼堂里举行。"（Ｐ２７）

　　"老师"是中国革命的主角之一。尽管现代中国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革命的

主力开始也主要是农村的游民，但革命的实际发生，却首先是由边缘化的知识分

子启动的。科举制废除之后，读书人不能从现存秩序中获得功名和思想文化方面

的领导权，很多人只好当乡村老师，他们怀抱的不满与观察到的社会危机都使他

们萌生革命的冲动。苏俄提供了榜样，"老师"们从苏俄输入革命理念，通过教学传

播这些理念。２０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后来成为高级干部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学

校受到一、两个老师的影响后走向革命的，刘志丹、方志敏、粟裕、萧克、刘英

、黄克诚、叶飞、杨成武、张宗逊、王首道、宋任穷等莫不如此。穷富不均、阶

级斗争、强邻欺侮等中国现状，又与他们接受的革命理念相印证，革命行动因此

成为必然。在苏俄理念与中国现实之间，老师充当了必要的中介。

　　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老师成为革命的主角，另一原因在于中国革命的性

质。革命有大、小之别，"小革命"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以达到转变现有政

治秩序的目的，如辛亥革命；"大革命"除小革命的目的外，还要以政治力量迅速改

变现存的社会 ─ 文化秩序，如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革命也属此类。

这就是毛泽东屡屡对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不满的原因，１９６５年他批评

赫鲁晓夫："似乎认为只要共产党取得政权，革命就大功告成了！──好像搞的是

民族解放运动似的。"毛的革命理想是"再造中国"："必须肃清把中国引向现在这种

地步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让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习惯产生出来

。"（１）也正因此，老师之于革命，不仅是传播火种，而且要使社会─政治革命

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使革命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革命并不以夺取政权为

满足，它的最终目的是重新建立一套可称之为"党文化"或"革命文化"的价值信念和

行为准则。思想革命本为政治革命的准备，而意识形态革命的特色却在于，思想

革命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从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可以顺利地推断：即

使政治革命完成了思想革命也还需要继续；这就是毛泽东"君师合一"的理想：马克

思加秦始皇。

　　　　　　　　　　　　　　２　 美感的背后

　　革命是暴力行动，革命者需要一种特殊的环境和氛围，才能摆脱日常的宫宫

苟苟，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事业。只有一个集体中，个人才能为了一个事业作

出孤独状态下根本不可能作出的行为。大规模的革命必然是"群众革命"。

　　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大多在莫斯科接受革命的熏陶。在伍的叙述中，异国他乡

非但没有孤独、压抑，反而是令人向往的圣地：

　　那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森林，特别是那"红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钟声，

广阔的红场，静卧着伟大导师的列宁墓，金碧辉煌的圆柱大厅，令人神往的大剧

院，还有那一个又一个面貌各异、热情相同的伊凡、卡佳等苏联好友。（Ｐ８１

）

　　受洗回来，第二站是江西：

　　我站在山顶举目望去，只见苏区山林田野，沐浴在一片火红的落日余晖中。

繁茂的树丛竹园迎风曼舞，村庄里正炊烟四起。山下一处平地上还有许多儿童团

员在操练，队列整齐，精神抖擞。到处歌声飘扬，军号嘹亮，鸡鸣犬吠，牛哞羊

咩，是勃勃的动人景象。（Ｐ９１）

　　第三站该是延安了，伍没有叙述他的感情。可以补充吴印咸的回忆："深厚紧

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

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都显得十分

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

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２）韦君宜也记得："去延安

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 ── 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

命。但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

，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那时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人们骄傲的称

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３）除非具有资产阶级癖好和知识分子情趣的人，谁不唱上一曲延安颂？甚至

在整风审干之后的１９４４年，一批外国记者也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没有一个

对延安有所挑剔。

　　但表象只象。莫斯科、江西、延安都有它的另一面。

　　关于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１０周年游行的王凡西回忆："我们的队伍越行近

检阅台，气氛就越发热烈，叫喊声也越发高昂。前前后后的红旗挥动着，形成了

火海。四周围的人，列宁墓上，墓旁两侧　的贵宾台上，面向宫墙，层层叠叠排

列在游行队伍之另一边的，上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帽子或者旗帜，对我欢呼出庆

祝中国革命的口号。人们仿佛要奔向我们，要举高我们，要紧紧地拥抱我们。处

在这种情景中，任谁都要被感动得掉下泪来。"但检阅场外，发生着另外的事："回

到宿舍，在傍晚。我却听到一个消息，说另有一些人，今天在红场上遭到了和我

们相反的待遇。那是我在国内认识，现在孙大当翻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

今早晨反对派举行'反示威'，拿了'要求实行列宁遗瞩'的标语，参加在队伍中，经过

红场时，被人撕去标语，双方发生冲突，有人还向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枪。"（４

）

　　关于江西根据地。１９３１年４月后第二次"肃ＡＢ团"时，"所有ＡＢ团的破

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所谓硬的方

法，通常是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

和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

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

，坐快活椅子，暇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等

。就胜利县来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肃反机构"甚至公开地说，宁肯杀错一

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

大部分人都是哭哭啼啼，不愿意去……在打ＡＢ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

可被疑为ＡＢ团。"（５）

　　关于延安。薄一波回忆："那时我母亲也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

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

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

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

救"的'。"（６）

　　革命的美感诱人，革命的恐怖惊人。没有美感，革命不能吸引人；没有恐怖

，革命不能组织人。少了哪一面，都不是中共意义上的革命。

　　　　　　　　　　　　３　 博古、王稼祥和毛泽东

　　从延安时代到迟暮之年，毛泽东耿耿不忘曾经整过他的"王明路线"，动辄把王

明拿出来热嘲冷讽一气。但事实上，毛取得最高权力得到了"王明路线"支持者的配

合。

　　最重要的是王稼祥。１９３１年４月，王与任弼时、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

代表团"到达江西苏区后，否定了此前项英在"肃ＡＢ团"问题上对毛的极端行为的

纠偏，在处理"富田事变"上坚决支持毛；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上，任

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苏区中央局"领导狠批毛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

的路线"，使毛丧失兵权，而作为与毛一起在前方指挥的领导人，王稼祥实际上却

是赞同毛的主张的。长征前，他"曾几次提出与博古和李德不同的意见，支持过毛

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Ｐ５６６）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同行，对毛表示了

对当前形势的担忧，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当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从伍修权的

这段行文的来看，是王先提出改换领导的设想，而后得到毛的赞同的。接着：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

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Ｐ１２０）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周恩来报告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后，毛泽东发

言，就反"围剿"失败一事对此前的中央领导作了批评。在双方都表明了态度后，王

稼祥第一个发言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定下了会议的基调。

　　博古的民主作风也很重要：

　　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

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

，他又坚决服从和毛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Ｐ

１２７─１２８ ）

　　这种作风在党史上并不多见，陈独秀有家长制遗风，李立三有霸气，毛泽东

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任何对他的权威稍有异议的人。比较起来，只有瞿

秋白、博古这两个左倾人物较具民主作风，但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了──民主

之于革命是奢侈品。

　　　　　　　　　　　　 ４　 不要弄死王稼祥

　　王稼祥对毛泽东取得党内的独尊地位贡献极大。１９３７年７月他到莫斯科

后向共国际积极宣传毛泽东，１９３８年回延安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季米

特洛夫的口信："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

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７）但苏联学者季托夫认

为："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１９３７

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

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

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甚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

次代表大会决定。"（８）共产国际是否有这样的决定并不重要，但王稼祥传达的"

口信"对毛战胜王明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毛成为中共事实上最高领导人。

　　１９４３年，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同时直接领导了最早的《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政治而外，一些细节小事，王也不糊涂。１９４９年５月，刘少奇访苏，王

稼祥陪同，斯大林有一次提出下次聚会时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江青及王夫人朱

仲丽）也参加，"王稼祥很聪明，他没请朱仲丽参加聚会"，从而使江青风光独占。

（９）小事不小。正如毛不能容忍"两个主席"平行，江青也不能容刘少奇夫人王光

美的风光。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刘夫妇与印尼总统苏加诺

夫妇的巨幅合影，作为报复，９月２９日江青以毛夫人的身份与毛一起会见苏加

诺夫妇。

　　毛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遵议会议后，王成为"三人团"一员，六届六中全会后，

王担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竿要职务，是中

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办公桌上有三部电话。虽然整风时王被当成"教条宗派"的主要

代表之一，在"七大"上差点连候补中委都当不上，但王难过的日子并不长，４９年

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中联部部长，"文革"时期的"十大"上，他也是

中央委员。毛多次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中

，就数他在位最久。逝世之前虽无具体职务，但日子比较好过，秘书、警卫、小

车配套齐全

　　但王稼祥毕竟不是毛泽东的"自己人"，得处处夹着尾巴做人，只是防不胜防。

１９５８年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

，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１０）６０年代初他提出的"三和

一少"，令毛泽东极为恼火。还在"文革"前，毛就通过康生实际剥夺了王稼祥在中

联部的权力，"文革"更是受到多次围攻游斗。意味深长的是，一方面毛在文革中也

从未否定王在历史上的功劳，另一方面又并不把王稼祥的生命当回事：

　　有次我到中央参加一个会议，休息时周恩来同志找到我，告诉我说："毛主席

有过指示，王稼祥是有过功劳的人，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

处。"（Ｐ４０５）

　　在毛的心目中，王稼祥的命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弄死了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最好不要弄死。难以设想的是，如果王稼祥在遒义会议上没有主动出来支持

毛，也就是说王没有功劳，弄死他恐怕也就不会有"损失"了。

　　严格地说，党组织、党领袖对一个党员并没有生杀予夺之权。共产党是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当一个党员犯了错误

或者与最高领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纪律严明的党只能根据党章对其进行直到开

除党籍的处分。张国焘有一个观点："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与中共的党章，共产党

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

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也没有比开除党籍

更严厉的处罚。"（１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宪法对

公民的人身权利都有明文规定，把一个党员长期关起来甚至"弄死"，不但是侵犯公

民权利，也是违背党章的。

　　　　　　　　　　　　　５　　监视

　　延安初期，伍为边区政府秘书长，张国焘为政府主席，两人住在一个地方。

后来各奔东西。"张国焘在外面写了些回忆录，其中不断吹嘘自己，为自己的罪过

辩护，攻击毛主席和许多同志。其中写到我，说我如何监视他。但事实也并不都

是那样子，有些事是他自己心怀鬼胎、疑神疑鬼。"（Ｐ１４７）这句话是很含蓄

，"并不都是如此"、"有些事"都不是全盘否定的意思。因为伍确有监视的任务：

　　这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

张国焘是否搞鬼。……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

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怀戒备，心照不宣。（Ｐ１４７）

　　共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但奇怪的是，从革命进行之时到革命成功

之后，党权、军权实际上都大于政权。党政军三权中，就数政权"没有权力"。例证

之一，是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毛泽东在受到严厉批评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

埃政府主席"，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他本人，这个"国家元首"式的位置都不及红一方

面军总政委重要，就任此职，是被剥夺了"发言权"。

　　所以，不再拥有红四方面军实力的张国焘屈居陕甘宁辖区政府主席是必然的

，伍大可不必否认当时的特殊使命，"看张国焘是否搞鬼"与"监视"到底有何差别？

给这件事增加色彩的事是，张的妻子杨子烈曾想把妹妹介绍给伍，态度很热烈，"

我说我已经结婚了，她才打消此念。"（Ｐ１４７）统率红四方面八万雄兵、连毛

泽东也不在话下的张国焘到了这境地，也许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不过除"特务派

头十足"一句外，张的回忆录对伍的评价并不很坏："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

，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１２）

　　　　　　　　　　６　 林彪对抗战没多大贡献

　　林彪的功劳和声望主要建立在３０年代的江西苏区和４５年以后内战中。八

年抗战，大体与他无关。１９３７年平型关一仗后，他被友军误伤回延安治疗，

１９３８年到４３年他一直住在苏联修养，回国后不想去前线却先到"陪都"再回延

安，"他住到王家坪后，总参管理局为他砌了三间石窑。因为没有什么职务和工作

，他就到处转悠，结果认识了正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的叶群。……两人每天你来

我往，不久就结了婚，并生了女儿。林彪还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等也接到延安，

住在王家坪他那儿。"（Ｐ１９１）在国破家亡、灾难深重的时期，一代名将和女

友过着轻松浪漫的恋爱生活。

　　在抗战八年的多数时间内，不仅不在前线，精力更未都用在抗战事业上，对

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他谈不上有多大贡献。（Ｐ１９１）

　　１９５０年，林彪也不愿出国与美国人打仗。但林在党内、军内地位一直很

高。这说明，对抗战没有多大贡献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赏识。师哲记得

，１９４３年６月７日，林彪从重庆回延安。"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

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后心中一震，

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恩来

１９４０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

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几天，才在杨

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

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主席握林彪的手到窑洞去，这等于斯

大林拉着林彪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

岭，靠近他。"（１３）

　　毛不是有眼无珠的人。１９２９年在与朱德有关建军原则的论争中，毛得益

于原南昌起义部队中仅次于朱德的军事首长林彪的支持。其时，因为毛的主张得

不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而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６月８日深夜，"林彪给毛泽东

写信，请江华转交，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

的错误思想。"（１４）从此以后，无论林彪有什么缺点和问题，毛都始终认定他

是自己的人，以至于遵义会议后明明是林彪写信要求更换毛的领导，毛却认定林

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林彪也不是庸才，不但在历次党内斗争中义无反顾地支持毛，他的军事天才

也没有因为不打外国侵略者而荒废。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就是通过游击战

开疆辟土、发展军队以使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最后逐鹿，所以他把主张积极配合

国民党作战的周恩来、朱德等视为"右倾投降主义"，狠批彭德怀组织的"百团大战"

。毛的决策收到了效果，１９４５年后在与中国人打仗中，林彪建立了他的殊勋

。抗战刚结束的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央派大批干部到东北，林彪为东北人民自

治军总司令，彭真为东北局书记、自治军总政委。不久两人发生矛盾，次年６月

１６日，毛决定彭的职务全部让给林彪，彭退为副书记、副政委。其时，彭是政

治局委员，林只是中央委员，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再次证明毛对林的特殊宠信

。林统率山东子弟和东北健儿，凭借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的巨量日军先进武器，

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从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四季长青的天涯海角。

　　毛确实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７　 不容异见

　　伍修权是幸运者，江西肃反、延安抢救都没事儿。他挨整是在南斯拉夫当大

使的时候。１９５８年初，南共为准备七大提出了南共纲领（草案），与当时奉

为金科玉律的《莫斯科宣言》中所提的社会主义九条共同规律相比，南共至少符

合六条。不同的三条有两个内容，一是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

，二是在实现农业集体化方面，南共坚持自己的做法。这两点，第一点触犯了有

霸权思想的苏联，第二点与中国正轰轰烈烈进行的"公社化"相径庭，因此，苏共和

中共都不承认，苏中两国都开展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

　　伍之所"犯错误"，在于他在得到《草案》后，组织草拟了《对南党纲领草案的

初步意见》及其他材料，认为《草案》的许多部分反映了正确的观点，"虽然我们

与南共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南拉斯夫人民对于社会主义

建设的渴望和相当的干劲也是事实，而且这是最本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改变的

历史事实。"（Ｐ３１３）

　　１９５８年，是毛泽东力图摆脱苏联影响、"赶美超英"实际上还要超苏的年代

。毛并不认同苏联的霸权，在走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方面与南共并无二致。他之

加入反南斯拉夫的合唱，不只是给苏联捧场，而是因为南斯拉夫在农业问题与他

的思路不一样。

　　南斯拉夫在农业上不强求形式上的集体化，有点像我们的生产责任制，看起

来还是个体生产为主，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组织的。国家统一计划和协调农业生产

，管理农产品的销售，提供农业所需的肥料、种籽、农具和耕作机械等，还在土

壤研究等科学技术上，给农民以帮助和指导。农民与国家相互间组织协作，订有

合同，实际上是一种农业生产的联营合作性质，只是没有采取苏联和我国的形式

。（Ｐ３０８）

　　与苏联不一样可以，与我不一就不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道路"可以走，但

集体化不能不搞。斯大林死后，毛有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意向。南斯拉夫与中国

在集体化方面这一"形式上"的差异，在毛看来，就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

的修正主义"。因此，不但连通常的外交礼仪都不顾就免掉了伍驻南大使一职，中

南两国的关系也迅速恶化。

　　１９５８年５月，伍紧急奉召回国接受批判，并调离外交部。

　　　　　　　　　　　　 ８　 海内知己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小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共本无特殊因缘。１９６

０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以彭真、康生为首的中共代

表团组织围攻：

　　当时的气氛，真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代表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

地位。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许多党还是跟着他们跑的；有的原来与我们

关系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连阿尔巴尼

亚劳动党的代表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

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只有

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不过这种态度赫鲁晓夫也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对阿尔巴

尼亚党马上施加了压力，逼迫阿党代表参加对我们的围攻，结果反而惹恼了他们

，促成阿党干脆明确支持了我们。（Ｐ３３７）

　　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忆了阿尔巴利亚"半票"的来历：卡

博在会上表示："希望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能通过两党之间的讨论来解决，现

在让各国党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阿党中央要在深入研究之后适当的

时机才能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提出看法。"这种表态表面上是在中苏之间搞折衷，

但对处于弱的中共来说，却是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由于卡博在会上还提到１

９６０年１月份米高扬对霍查谈到过苏中分歧的问题，并指责了中共，但米高扬

要求阿方不要向外透露。赫鲁晓夫立即发言说：使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卡博同志不

与我们站在一起，阿代表的发言是对苏联党的侮辱"。而对中共来说，却是"极大支

持，避免了孤立，突破了围攻。"（１５）

　　"投桃报李。从此，"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中阿关系进入超蜜月期，巨

量中国援助送到这个蕞尔小国，中国源料点亮了这盏"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霍查

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披露，１９６２年，他到中国来要求粮食支援，"当时我

找到中国的外贸部长李强，李强坚持说：'我们没有小麦，我们自己也需要大批小

麦。'……我去找刘少奇，刘少奇就说：'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短短几天后

，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加拿大小麦的返回中国的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

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下了上麦。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我们度过了缺

粮危机。"（１６）而此时，正是中国老百姓因大跃进而大批饿死的时候，如果这

些小麦运回中国，那该是多大的福音！但世界革命要紧。

　　霍查也是个能说的人，虽然当时他们内政外交的状况都不太乐观，他演说时

却充满了自信，口气很大。他常一边讲话一边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抽的都是

我国的"大中华"烟。（Ｐ３９１）

　　政治家一般都能说会道，意识形态革命更需要演说家。６０年代的中苏论争

是一连串唇枪舌战，从中培养出一批特别能说的人。像霍查这样，抽着免费送来

的好烟，在数十万人的大会上激扬慷慨，大讲特讲，自然特别能过嘴瘾，不失为

一种人生境界的自我实现。至于小民百姓从中受到什么益处，那是无需考虑的。

当然，中阿友好并不都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９日，阿

解放２０周年：

　　这场庆祝盛典，前后进行了三、四个小时，其场面之大，人数之多，气氛之

热??烈，在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里，可能是是十分不容易的。（Ｐ３９１─３

９２）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７日，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党２５周年纪念日。这天晚

上，在地拉那歌剧院举行了盛大的歌舞晚会。次日，阿党"五大"宣布闭幕。

　　当天下午，在地拉那斯坎德培广场举行了十几万人的大会，全国几乎有十分

之一的人都赶来参加了，隆重庆祝阿党"五大"胜利闭幕，晚上又举行盛大宴会，表

示庆祝和招待各个国党的代表。他们这样大会套小会，晚会加宴会，一个接着一

个，自己劳民伤财，也把我们搞得疲劳不堪。（Ｐ３９７）

　　社会主义国家都热情好客，组织几十万人手持鲜花欢迎贵宾是常事，广场文

化因此特别发达。"别看阿尔巴尼亚国家不大也不富，但是在组织这些活动上，还

是很下功夫和不惜代价的。"（Ｐ３９２）"不富"的是老百姓，领导人们却照样沉

浸在鲜花和宴会之中。

　　中阿两国当时又都染上意识形态狂热症："康生率领代表团在各地参观时，每

到一处就向人家赠送我国的'红宝书'和像章等礼品。不过阿尔巴尼亚人看来倒也乐

意接受这赠礼，因为他们当时几乎照搬了我国的许多搞法，有着与我国近似的政

治气氛。"（Ｐ３９４）更妙的是：

　　康生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洋洋得意地一边抽烟一边信口开河地

讲，一讲就是好长时间。正好阿人也有发表演说的爱好，主客轮番在讲坛上滔滔

不绝地讲，翻译再依次照说一遍，大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把我们搞得十分倦。

（Ｐ３９５）　

　　霍查和康生都是光荣的反修战士。不过这两个战士并不需要在战场上与修正

主义对阵，不需要承受经济困难而来的饥饿与贫困，反修之于他们非常简单：抽

着好烟在群众大会上神侃就是了。只要顺着最高领袖的意旨，保住在自己的高官

厚禄，破口大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有何难哉？

　　　　　　　　　　　　 ９　　康生的一句诗

　　写作回忆录时，康生早已被否定，伍本人就是审讯包括康生在内的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副庭长。但至少有一次，伍对康生并不反感。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到１９６３年１月间，伍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先后参加

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八大"、匈牙利共产党的"八大"、捷克斯洛法克共产党的"十

二大"、东德共产党的"六大"。此时，中苏已经闹翻，四次会议上都出现了围攻中

共的场面。"我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不论在何种场合和形势下，都认真执

行着中共中央的指示，'我自岿然不动'，顶住并应付了种种不利局面。一些参加这

些大会的外国记者，看到当时的情景，根据我几次面对反华喧闹时，都表现出异

常冷静和沉着，就在他们的新闻报道中就我的态度始终是'泰然自若'。"前几年因为

南斯拉夫的问题，他挨了批，这次当然要抖擞精神了。伍也是光荣的反修战士。

所以回国后：

　　有人把我和赵毅敏同志在同一时间内出席了几国党代会的事，编了几句打油

诗，其中两句是"'赵再见'独战'罗马国'，'伍泰然'四闯'恶虎村'。"毛主席听到后颇表

赞赏。（Ｐ３６４─３６５）

　　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康生。康生之所以写这首诗，也许是在凑上毛泽东此时

诗兴大发的雅趣。虽然当年的争论照邓小平后来的说法是"空话"，但当时双方都是

极为认真的，伍的"泰然自若"和康生对他的颂扬都是当时"反修"斗争的一部分。伍

没有回避历史，认真记下了当年的光荣，特别引出了这句诗。但他没有必要不提

这首诗的作者──康生６０年代的"反修"并不是他的劣迹，除非没有这回事或者不

提这一句诗。如果一边用反感的语调点名说康生在阿尔巴尼亚的举止、用仇恨的

语调点名康生在文革中对他迫害，那么，在光荣反修这一段，那么有什么理由要

隐匿写诗表彰自己的也是康生呢？回忆有选择性，但不应当以这样一种标准来选

择。

　　　　　　　　　　　　１０　　和老百姓比

　　１９６８年，北京卫戍区对被打倒的伍实行"监护"，伙食与战士同一标准，每

天四毛钱。但实际上不如战士，因为连队里能自己养猪种菜，又有伙食结余，经

过调剂还是可以的。伍只能早上一顿玉米糊糊，中午一顿粗粮窝窝头，晚上吃馒

头算是细粮，还有白菜萝卜之类最便宜的蔬菜。

　　这种伙食在当时的全国人民中，按说也不是最差的。我在年轻时也长时间过

着困苦的生活。但是与我近一二十年的生活水平相比，可就悬殊很大了，最初确

实难以适应。尤其是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受到压抑，根本谈不上什么胃口，只是

勉强吃点维持生命而已。（Ｐ４２２）

　　官员到底是官员，即使被打倒了，日常生活也还是高于老百姓。本文作者所

在的苏北农村，当年没有任何一个农民每天能有四毛的吃饭钱，不少地方累死累

活一天只有挣几分钱。所以，真要和老姓比，任何被打倒的官员，只要不被弄死

，都没有权利抱怨。举两个例子，一是李锐１９６０年下放北大荒，"有一个同我

很是来往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只想喝一碗稀饭。'同我一起劳动的老头们，无

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年喂牲口的东西也比现在好的多，真是不

如畜。"（１７）另一个是《人民政协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３日"年华副刊"上雷长

风的文章回忆的："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小妹妹因病饿而死，母亲为了保住我的生

命，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到大队里去干很累的活，换回来一两个黑窝头，半

夜里装在怀里带回家，让我充饥。有一次被派去推碾，把大片的红薯干碾碎。那

天没发窝头，十分瘦弱的母亲疲惫地走到我的床前，从嘴里抠出一块指头肚大的

红薯干，悄悄塞进我嘴里。这一幕我至死都不会忘记，那是母亲在大队干部严厉

看管下偷偷放在嘴里，压在舌头底下，含了一个晚上都没有舍得咽下去的。"据宣

传，困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带头节衣缩食，但要为这个"困难"负责的毛泽东

也只是不吃肉而已。

　　但伍仍然有权叫苦。对于一个负有国家使命的高级官员来，让他们像农民一

样为自己的衣食温饱操心是不应当的，他们有理由过上比一般老百姓好的生活。

但前提是他们要把主要的时间用于为国为民办事上，而且也不能因此说官员就不

能过老百姓的生活。何况我们大多数官员都"来自老百姓"呢？文革发动的理由之一

，是防止干部变修，所以要他们下放劳动，要他们再度体验老百姓的生活。就这

一点来说，不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全是胡闹。

　　　　　　　　　　　　　 １１　 什么教训？

　　"监护"期间，专案组经常来审问伍。专案组由陆海军三个军人组成，负责的是

陆军的：

　　五十来岁，派头不小，……开始审问以前还要先泡上一杯茶，都是挺讲究的

龙井之类的好茶，抽的烟也是比较高级的，每次都得等他泡好茶点上烟才开始审

讯。（Ｐ４２４）

　　这些好茶好烟，伍是太熟悉了，所以一望而知。从心理上说，一个曾经享用

过好茶好烟而现在一天只有四毛钱伙食的人，面对一个尽情享受好茶好烟而地位

肯定不比自己过去高的人，自然是没有好感的，老干部对"文革"新贵的敌意充满在

味觉之中。

　　对海、空军的那两位我印象稍好，每次审讯都由他们两个做记录。审讯结束

时让我看记录时，我发现他们的记录都记得比较准确，说明他们是有一定的工作

能力的。可惜他们的才能却没有用在有益的地方。但愿他们在回忆这段往事时，

也能得出一点经验教训。（Ｐ４２５）

　　他们的才能没有用在有益的地方是肯定的。但参加专案工作是个人选择的吗

？审讯伍修权是组织上的安排，是党的信任，有幸进入专案组的人，不但有较强

的工作能力，政治上也是过得硬的。一个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受组织的委派参

与审讯一个被认为有"敌我矛盾"的人，有什么"教训"可吸取呢？至于说伍本人有冤

，那也不是这两个干部决定的，所以如果回忆往事，他们也只能说：我服从了组

织。难道可以要求他们对抗组织？冤假错案之所以频频发生，原因之一是每次运

动都把上次运动的执行者也列入打击对象。

　　　　　　　　　　　 １２　 "吃得好一些"

　　４９年以后，党内高级干部只有少数人是经党内斗争后由法院判刑的，如潘

汉年。大多数"反党分子"未经法律程序就长期关押，彭德怀、刘少奇、贺龙、陶铸

等人甚至是以公民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被折磨至死。此类暴行是任何法制国家都

不允许的。毛泽东本人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１９７５年７月他就针对周扬等人

批示说"久关不是办法"。所以进行提倡法制的８０年代，已经被关了几年的江青等

人终于被送上法庭。１９８０年，伍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审判工

作指导委员会委员、特别法庭副庭长。

　　林、江反革命集团尽管对中国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一般刑事犯罪，但他们的行

为与特殊的政治形势及党的路线紧密相联，他们不是一般的刑事犯，所以尽管反

复讨论后决定只审理他们的刑事罪行，不涉及党内的是非问题，但事实上，这一

审判不能不充分考虑到政治因素，以至于"实际上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

或旁听了每一场审判。"（Ｐ４５２）

　　把政治犯公开送上法庭，这在党史上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主持审判的

主要是政治干部而不是由法官：

　　在受领这次任务以前，我们许多人本来都是不大懂得法律的，受到党和人民

的委托之后，我们都认真地钻研起法律条文来，把我国的刑事诉讼等有关法令，

都找来一一反复研读。（Ｐ４４６）

　　"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主持审判，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司法审判；政治干部又

以法官的身份出现，形式上表明这毕竟是一次法律行为。由政治干部而出任法官

，这是中国"走向"法制化而不完全是法制化的象征："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也开

始"反复研读"有关法令了。

　　事有特殊，甚至受审者的吃饭问题也得考虑：

　　到审判时，又将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一些，让他们吃得稍微好一点，以保

证营养充足身体健康，好有足够的精力来出庭受审。如果他们身体不好，到时候

出不了庭，或出庭时狼狈不堪，有气无力，对内对外影响也不好。（Ｐ４４９）

　　究竟提高了多少，伍没有说，但肯定不止一天四毛钱。谁能说是罪犯就得受

罪？连罪犯也要形象好一点，中国人考虑问题就是周到。

　　审判者也要吃好。"连在我家做饭的阿姨都接到电话，让她最近把伙食搞得更

好一些，'保证你们的首长更健康地去审判那帮坏家伙！'"（Ｐ４４９）其实，审判

者都是高级干部，不当法官时也不会一天只有四毛钱的伙食费，即使没有提醒，

他们也会"吃得好一些"。不过，这时强调要"吃得好一些"，目的不是健康，而在于

鼓足勇气，因为"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心里似乎有一种畏难情绪，对江青有点发怵

，总以为她特别难缠，不好对付，此外确有'投鼠忌器'的顾虑。"（Ｐ４５６）共产

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吃得好一些，就可以增强在法庭上信心。

　　可见，第一次审判党内斗争的失败者，确实要事事考虑：罪犯要吃得好，不

能使他们狼狈不堪；审判人员要吃得好，不能使他们面对过去的大人物时"发怵"。

然而，以一些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来审判，尽管吃得较好，审讯也还是导致与

法制原则不一致的偏差。比如第一庭的审讯：

　　开始的突破口未选准。当时拿出的第一个题目中"长沙告状"问题，即江青、张

春桥等为篡夺国家领导权，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的

毛主席告状，反诬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搞篡权活动"。问题的真相是这样，当

时江青等人在党内都有合法的地位，她在钓鱼台找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个

政治局委员一起商量一些问题，然后让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到长沙去向毛主

席讲他们的意见，尽管内容是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但是在组织上却是合

法的。如果这样做算是罪行，那么以后同志间谁还敢一起商谈问题交换意见呢？

（Ｐ４５６）

　　党内斗争与法律诉讼不同，江青等人推行的错误路线为千夫所指是一回事，

依法审判其刑事罪又是一回事。"不大懂法律"的法官们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的政

治意识又使他们难以分辩这一区别。看来，面对这样一批特殊的罪犯，光吃得好

一点是远远不够的。优秀的法官不是因为他吃得好，而在于他们依法审判。

　　　　　　　　　　　　　　　　 伍修权简历

　　１９０８年生于武汉；１９２３年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０年参加共产

党。

　　１９２５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２７年转入红军步兵学校学习。

　　１９３１年回国，在江西根据地先后任参谋、教员、团政委、师政委、军分

区司令等职。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李德的翻译，参加长征。

　　１９３６年后任师参谋长、西北政府办事处秘书长、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

、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等职。

　　１９４５年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等职。

　　１９４９年后任外交部东欧司司长、驻南斯拉夫大使、中联部副部长、副总

参谋长等职。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逝世。

注释：

（１）马尔罗：《与毛泽东的会谈》，《万象译事》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８。

（２）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延安文艺回忆录》页２６７─２６８，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３）韦君宜：《思痛录》页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王凡西：《双山回忆录》页５９，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

（５）《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

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４７５─４８９，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６）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页３６２，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

９９６。

（７）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北京：《人民

日报》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７日。

（８）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１９３７─１９

３９）》，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３５６─３５

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９）（１３）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４１０、２３２，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

（１０）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４４，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１２）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４３１、４１６，北京：现代

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

（１４）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页２０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

９９６。

（１５）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８５─８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１６）马利列：《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页８６─８８，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１７）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１８８，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