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戒网前最后奉献一把: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十年股市,六大拐点 -- 蝴蝶

第六回、零成交量，深交所绝密救市；玩弄股权，原野股票遭停牌

什么叫恐慌？青面獠牙？不算！半夜，你的窗外，伸来一个圆冬冬的头，白煞煞的，晃悠悠的，上面无眼无眉无鼻无嘴，有无限的想像空间，一眨眼会变成什么？美女？不会吧……于是你恐慌了。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２日，深市恐慌了，这一天零成交！

英才如尉文渊者，依然没有摆脱涨也急跌也急不涨不跌更发愁的循环。现在做得好的，也许只有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位，但也是屡屡说错话，总想泼凉水。每当他话音刚落股市上涨，格老一定暗笑：逗你玩呢！

“原野问题的基本线索是：注入资本（或他人代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分配汇出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实绩。这是一个投机取巧钻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

冷笑，带鱼，红庙子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６日，上海工行信托投资公司在静安区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当日卖出延中和飞乐股票１７００股。由于拥挤，钱款股票无法交割，只得给个临时收据，容秋后算账。

蜜月过后是平淡，平淡过后是冷淡。美国人哂笑了。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杂志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说：“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一个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是败兴而归，因为出售早已告罄。大约有１４０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２家企业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

１９８６年第四季度，飞乐和延中２只股票成交量共１３６７股，每日交易维持在３０股左右。

深圳也好不到哪去。１９８８年４月，深发展上市后交投冷清，有行无市，场面像一条懒洋洋的带鱼，翻着白眼爱搭不理，股价长期在２０元上下波动，市盈率只有２－３倍。半年后万科来了，又多了一条懒洋洋的带鱼。

带鱼在官家的内海里懒懒的，但到了外海就成精了，“妹”力四射。

１９８７年９月和１０月两个月，上海静安营业部只做了２笔国库券业务，４５５元。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营业部门口），公安当场扭住上海一个棉纺厂青工赵德荣，他正以１００∶７１的价格倒卖国库券。公安当场缴获人民币１８００元和国库券２０００元。在赵家里，还查出国库券２．６万多元。

这就是为什么杨怀定极力否认曾在街头倒卖国库券的原因。

红庙子街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四川省交易中心就立在这儿。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１日，交易中心发行了第一只可转换债券工益券，５００元一张的债券转手可卖到８５０－１０００元。另外，四川八大家川盐化、川金路、川天歌、川乐电、川长钢、川金顶、川长虹、自贡东碳这些带鱼，都溜进红庙子街游荡。

有名叫华雪者回忆当时的盛况。

炒家天天在红庙子街边摆上桌子，桌上放着一迭迭万元一札的钞票，桌边挂着收购股票字样的白纸，三五成堆地坐在桌子后喝茶，谈行情，晒太阳，等着人们持股来卖。那些花一元钱买来原始股的人，那里禁得住转眼五六倍、七八倍利润的诱惑，纷纷持票上街。

后来红庙子街还是被封了。但这不要紧，炒不了股票债券还可以玩传销，传销个会员证墓地之类的。

大坑村富甲天下

有一小兔崽子，死活不吃药，父母怒而拎脖领子要灌，兔崽子振臂高哭，父母惧而逃，兔崽子止哭，看扔在一边的药瓶有趣，打开一粒粒吃将起来――此乃一著名漫画。

深圳股票就是一瓶药。当初市政府连压带哄，连摊派带起模范作用自掏腰包，大家就是插手哂笑。某天早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哪根筋没来由地抖擞起来了，股票一下子成了香饽饽。

１９８９年２月，深圳金田公司发股票，大家呼朋唤友通宵排队，１００万股（每股面值１０元）不到５天卖光。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蛇口安达发１００万元股票，１天全完。１９９０年３月，深圳原野发股１６５０万股，３天认购款就达３２００万元，超过计划发行量的１倍，最后只好抽签认股。

有发行的上火，就有转让的发疯，一夜暴富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张三买摩托了，李四买大哥大了，摩托大哥大都甩到股市上去。黄牛们在各交易柜台之间奔忙，赚着蝇头小利或牛头大利。２０元的深发展已经涨到１７０元。

发财的故事往往掺进演绎，发财的人往往不露真名，不足为据，而李向荣的真实故事令人扼腕。

武汉人李向荣是乘警，１９８８年陪夫人到深圳，看到街头设点卖深发展股票，他们先用１０００元买了５０股。在此之后第二次、第三次来深圳，发行点仍在那里，他们每次都买了一点，总共用６０００元买了３００股，共６张券。

回家后，这对夫妇把买到的股票夹在了一本书里，１９９０年单位分房搬家股票找不到了。１９９７年，１０岁的女儿发现了股票。

当初投资６０００元的３００股股票现在应该价值多少呢？李向荣向深圳发展银行索取到一张深发展历年分红送股一览表：１９８８年的３００股原始股票，到２０００年已分过现金１７．４０３２万元，３００股已经扩展为４２．４８２５万股，按２０００年８月４日深发展收市价计算，市值为８４９．６５万元。

但深发展人士认为，深发展股票都经过股权登记，没有经过登记的就如同废纸一样。

１９８３年以前，大坑村人住在大亚湾畔，百十口人靠的是打渔种稻为生，当时人均收入仅几十元。１９８３年，国家修建大亚湾核电站时，大坑村迁到了当时被称为王母墟的大坑新村，大坑村人从此洗掉泥腿收起渔网住进了国家给他们盖好的二层小楼，并获得了国家给的几百万元的移民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

１９８４年，宝安县投资公司成立后，便将村里的８０万元投了进去，第二年又增加投入５０万元。大坑人虽为县政府拿自己的钱心里恼火，但谁也不敢表示不同意。

１９９１年，宝安投资公司改制后成为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６月３０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后，股价一路攀升，从最初的３块钱，经过１８个月的疯涨达到天价３３．９５元。大坑人最初的１３０万元变成了１７００万股宝安股票，他们先后将６００万股抛出，获利６０００多万元，将其中的３０００多万存入银行吃利息，其余用来买房子购地皮。大坑人被天上掉的又一块巨大馅饼给乐蒙了。

大坑村靠股票一夜富甲天下的美名不胫而走，当时的香港报纸称：“北方有个大邱庄，南方有个大坑村。”有人曾想买下大坑人手中的股票，被大坑人给拒绝了。

在ＳＴ深宝安基本资料第三项“大股东持股和情况变化”一栏中，持股排第三位的是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大坑上村，紧随其后的是大坑下村。大坑上村持有深宝安１５３３．９９万股??占１．６％的股权，大坑下村持有１３０７．５４万股，占１．３６％的宝安股权。按照２０００年４月７日收市时ＳＴ深宝安的收盘价５．６９元计算，大坑村的股票市值约为１．６１７亿元。这对于一个仅有百十来口人的村来说，年均每人就拥有一百多万元的财富，大坑村富甲天下的美誉当之无愧。

涨跌停板出台

也许可以从１９９０年夏算起，中国股市开始了市场与政府掰手腕的游戏。

市场的传闻多是有根据的。

１９９０年先有《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说股票市场使机关人去楼空，后有７月３日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联合调查。

《调查报告》先肯定了深圳股份制的成就，接着指出问题：股票价格上涨过猛，股票价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据调查统计，到今年４月，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价格为每股１７６．７８元??比接近于实际价值的发行价格上涨７８４％；４月拆股后，６月末又上涨到每股２４．８５元，比４月时的发行价格上涨５９８％。截止６月底止，其它几种股票的上涨情况是：金田股票每股８３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７３０％；万科股票每股７．１３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６１３％；安达股票每股８．７６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７７６％；原野股票每股５３．２１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４３２％。

非法的场外交易活动猖獗。据调查，在炒卖股票高潮的６月份，每天约有２０００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出现许多欺骗性的股票交易，有的将已挂失股票在黑市上卖出；有的涂改股票面值后在黑市上出售，有的在场外散布虚假消息和各种谣言，造成股市混乱。

场内股票成交量增长过猛。据统计，今年场内股票成交量分别是：１月份４９５．０１万元??２月份９１９．５８万元??３月份２１８７．３１万元??４月份２５８１．３６万元??５月份１１４７２．９１万元。５月份的成交量比１月份增加２３倍多。

另外，股票热也波及到企业经理、政府机关干部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深圳市党政机关干部持有一定数额的股票，有的通过亲友进行炒卖活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据特区证券老总漆云生回忆，虽然北京注意到深圳的情况，但最后也没有一锤砸盘的动作，只是提醒要加强管理。

北京是温和的，但深圳不能不积极。

５月２８日，深圳出台了涨跌停板１０％。

股市接着涨。６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大家认为股票的短缺将会更加严重。

６月１８日，深圳再出台涨跌停板５％。

股价还在观望。

６月２６日，涨停板又压至１％，跌停板还是５％。

要跌可以，涨就没多大追求了。

６月２７日，深圳又规定卖股者需缴纳６‰的印花税，年终分红派息，股民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１０％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这股市不好玩了。买的不多，卖的也不多，带鱼终又恢复到懒洋洋的了。

１１月２０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就像抗日战争刚结束，１０万中共军队丢掉辎重，踏入东北。

买家还抗争了一阵，你卖我买，水来土屯。这是一剂特效药，但很快就软了。１２月８日起深市抹泪掉头向下，不玩了，自此开始９个月的长跌。

救市，托市，一锤定音

９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３５个亿，一片恐慌。

什么叫恐慌？青面獠牙是一种抵死的惊吓，不算恐慌。半夜，一个头从你的窗外伸上来，这是一个圆冬冬的头，白煞煞的，晃悠悠的，上面无眼无眉无鼻无嘴，让你有无限的想像空间，一眨眼它会变成什么？你肯定不会想像它变成美女……于是你恐慌了。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２日，深市恐慌了，这一天零成交！深交所两位副总王健和禹国刚日夜焦虑，商议救市。但王健自己先被抢救了一把。

７月１０日，深交所开会救市，王健突发大面积梗塞，抢救２０天后缓了回来，自此逐渐淡离股市。

禹国刚落单了。禹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市这个婴儿当时只有１０个月大，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重要。黑猫白猫。

禹国刚这话是诚恳的。但１０个月是婴儿，１０年也不是成人，百年也需要精心呵护。禹国刚一言流于今，给无数使用行政特效药的来者以借口。

借口不要紧，只要主意真。８月１９日、２１日、２３日和２５日，深圳市连开了４次救市会议。

９月２日，深圳第５次救市会议。烟雾浓烈，气氛沉闷。这是要大家做贡献的时候，一慢二看三通过。

９月７日起，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２亿元，开始绝密救市。射人先射马，打股先打深发展。９月７日深发展被托到１３．８５元。９月９日周一再开市，深发展停在１３．７元。挂入５０００股??吃进。再挂??再吃。只要有人带头抛??便有追随者。当日股价回升到１３．９元。９月１０日深发展又回落到１３．７元。９月１１日深发展以１３．８５元跳高开市。９月１２日爬上１４．５元，并从此到９月２９日一直坐在高高的土坡上。

这一切是为什么？经过国庆节几天的思考，股民们终于相信，有高人在托市。买进，买进！到１０月上旬，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禹国刚说：２亿元还没用完呢。不知这１个多亿以后是解套赚了钱还是沉淀下去了，也没见个公告。

据说，１０月３日深圳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从国外回到深圳，问：“老禹，大势稳得住吗？”禹说：“只要你们市领导别讲什么话，可以稳得住。”

禹国刚说，当时市值三四十个亿，而他向市政府要的钱只有２亿元，如果风声走漏了，怕是市也扶不起来，钱也打进去没了影，怎么向领导交待？但这个说法还是说服力不强。当然，在股市以后发展的１０年中，说服力不强的事还多着呢，许多事至今仍是欲说还休。

１９９０年下半年股市闹得凶时，《人民日报》出了情况汇编，人行审计署派员调查了，领导批示了，于是台前的深圳紧忙活起来，终于把股市砸瘫了。临了，还没忘了命令子弟兵解套。及至９个月后股市又起来了，不知深圳的干部该哭该笑。

正在深市瘫痪的时候，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７日北京派员来了。此人叫周建南。周时任中顾委委员，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主要生产农业机械）部长。

禹国刚叙述道：“江泽民总书记１９９０年１１月趁在深圳参加特区１０周年庆典之机，约刘鸿儒等同志谈怎样看当时的股市，刘鸿儒认为改革不能夭折，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因为没有经验，可能会走弯路，但不能稍有问题就上纲上线。这次谈话之后，江总书记回北京又作了进一步调研，还专门请周建南同志到深圳进行过调研。江泽民同志最后拍板，股市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个城市。

或许是高层的一锤定音，使深圳不忍看着股市瘫下去自生自灭，于是有后来的托市。

真正锤重声亮的是邓小平。１９９２年１月邓小平南巡，以特殊的方式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掀起最后一场风暴。

他说：“办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要怕，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外资占１／４（指在深圳），公有制３／４，１／４我们还从服务、税收上拿回来些，没什么可担心的，深圳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允许试验，不试验不行，试一下就懂了。试了行的，就干，试了不行的，就改。不下水就学不会游泳，在试验中才能使干部成长起来。深圳有６万干部，是圣人。股票市场也有人不放心，让上海、深圳试验，现在看来还可以，资本主义的办法也可以用。解放前，上海搞股票，中国人也懂，试验对的，就在全国推广，错的就改，改了就是了，有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南客北佬，上海上课

１９９０年７月，深圳杀股正烈，６０００圣人转移阵地投奔上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出了机场，叫出租：去离交易所最近的宾馆！深圳圣人不知道交易所在哪里，但知道上海有股票。

深圳人逢人就问：有股票吗？我高价收。

有文字记载（文字也不可信）的一个场景是：７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深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地打开密码箱，拿出１５叠人民币，向一个手持１０００股电真空的上海人说，这是１５万元，你点点。

这不仅使当时站在旁边的人大吃一惊，就是在今天同样不可思议：当时治安这么好？不仅是深圳人北上，北方人也南下。同样是文字记载（还可以不信）：一个山东汉子只身来到上海，２０多天里他只是看，听，想，算，就是不开口。电真空从５３０元跌到３８０元，他还是想。后来他以３７０元买下４００股。接着他还是看，听，想，算，还是不开口。４天后，电真空上扬至４０２元，但收盘又跌至３８５元，别人抛，他不抛。果然，后来又升至６８０元。他快乐地收拾行李，退房，坐火车回家了。１年后他再回来，电真空已升至每股１１３０元。抛！他的４００股净赚３０．４万元。

上海股市牛起。

１９９０年５月底，上海股价指数刚刚达到１００点，股价刚与面值相等，６月底１１０点，７月底１５０点，８月底突破２００点，９月底到了３００点。

这就是说，５月底买进股票的人，只要屁股沉，９月底就可以赚３倍的钱。

为什么在１９９０年下半年有了这样一出股市大戏，并从此在真正意义上股爷升堂入座？有此一说――１０年改革开放中国民众已小有积蓄，１９８８年的抢购风已显示了他们对自己积蓄贬值的担忧，但那时还停留在实物和货币的形态上。１９８９年后的急刹车，使民众的金融意识突然觉醒，资本的魔力自此张扬开来。

这南客北佬给上海人上了一课？上海人不服，杨怀定就不服。在做国债的同时，１９８８年７月他就进了股市。

进入９０年代，上海各种股票在分红后纷纷跌破面值。当时国库券收益率为２４％，百元股票分红为１５元。杨怀定认为：国库券利高但是单利，而股票利息实际上是复利，若以９３元购入面值百元的股票，三年后会高于国库券２０％的收益率。他决定移军股市。

更大的背景是，国库券交易已大变，国债交易市场正从分割逐渐转向统一，交易方式也从柜台交易转变为机构交易。这里就没有杨怀定们可玩的了。

杨怀定从年报中得知，电真空和豫园的实际资产值已分别增长了２．４和４．３倍，其它股票也具备自然升值的条件。杨把２０万资金投入股市，这个决策使他在当年７月股价暴涨之前居于优势地位。

上交所陈兵

尉文渊是个兵，但不知他算不算个好兵，这要看用什么标准。比如说服从命令，让你眨左眼，绝不带着左眉毛一起跳。以此标准论，尉文渊不是个好兵。前面已说过，尉文渊甚至不像个上海人。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８日，上交所决定放开延中和飞乐二股的价格限制。此前的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７日，深交所已放开涨停板限制，波澜不惊。但尉文渊健忘，４年前北京闯物价关，匹夫之勇只识弯弓射大雕，闷了回改革夹生饭，曾让多少人尴尬。

２月１８日上午开盘后，延中最高买入价１２５元（前收盘价为９８元），最低卖出价２９０元，飞乐也以１１０３．８０元开盘。收盘时延中１６８．４０元，飞乐１５９９．９０元。３月１２日，延中曾达到３８０．０８元的历史天价。但此后交易萎缩，上海股市再次跌入死市。

４月１３日，尉文渊又放宽小飞乐、电真空、凤凰涨跌为５％。一市二制。５月５日，再接再厉，除延中飞乐二将无涨跌停，余者皆放宽涨停至５％。

一不做二不休，５月２１日上海全面放开股价。股市本是最市场化的东西，却偏偏不让市场规则。怕什么，我们有政权在手里。

５月２０日下午，已经有放开股价的消息传出。虽然交易场所都已关门，但几乎都被股民挤满。发财的愿望是不受责备的，发财的想像空间是无限的。

当时惟一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的城市是杭州，有上海大户不惜血本，包出租车连夜赶到杭州，谁知杭州的交易场所门前也早已排起了通宵长龙。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久受压抑的上海股市豪情大发，上证指数从２０日的６１６点直升到２１日收市的１２６５点，到５月２５日更达１４２０点。豫园商城股票当日升到１０００９元，空前绝后。

面对如此股疯怎么办？刚刚宣布了的放开政策，再收回来？尉文渊又发奇想：不是网点越少越挤破头吗？来不及盖大楼咱就盖大棚得了。

６月１日上交所组织２０多家会员单位进驻文化广场，专门接受客户卖出委托，以抑制股价高扬。广场是一个没有座位的大剧场，大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９点不到，整个广场人山人海。股民恐慌，欲将手中新股抛出落袋为安，秩序大乱，冲倒栏杆，９时半宣布暂停业。文化广场的混乱更加剧股民恐慌，当周股价下跌。

一周后文化广场重新开门，有８家会员单位进场接受客户买入委托，股民心稍安。真正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运筹天地之间，广场内每隔５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文化广场结束使命。今天还有股民肯吃这个苦吗？下雨怎么办？说起上海放开股价，今天尉文渊坦言，这事就是他自己定的，没有请示上级，不愿给领导添麻烦。不知当时是否像今天一样坦言。当年能担此责任，当有大勇气。随着股市监管越来越严密，留给尉文渊们发扬主观能动性，换一种说法，耍个人英雄主义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而且，有猜测，也正是尉文渊这些主观能动性，为他３年之后的离去留下了伏笔。当然，尉本人和上级都不一定同意这种猜测。

但英才如尉文渊者，依然没有摆脱涨也急跌也急，不涨不跌更发愁的循环，循环往复，不止不息。现在做得好的，也许只有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位，但也是屡屡说错话，总想泼凉水而美国股市却打着挺往上窜。也许格老是为了艺术而献身，以自己的失语为代价平衡着股市健康向上？每当他话音刚落股市上涨，格老一定暗笑：逗你玩呢！

惊天原野案

就像沪市有老八股，深市也有老五股。老五股中有一个原野，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也是新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第一起上市公司欺诈案。

这里的主角叫彭建东，广东潮汕人。

彭建东是这样发家致富的：１９８７年６月，深圳市原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家小公司，注册资金为１５０万元，其中两家国企占股６０％，港资占２０％，彭建东和另一个人各出１５万元，各占１０％。

在不到２年的时间里，经过６次股权转换游戏，到１９８９年３月，原野只剩下两个股东，一个是原隶属于深圳市工业办公室的新业服装公司，占股份５％，另一个就是香港润涛公司，占９５％，而彭建东在此之前已升任润涛董事长。润涛公司是彭建东舅舅的公司。

就是剩下的新业公司这一点点国企的骨肉，也在５个月后退出了。当初新业公司入资４５万元人民币，一年半后退出时收回２９０万元人民币，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了，这算得上很大的成绩吧。

但更大的成绩是彭建东拿去的。１９９０年２月原野上市，彭建东这时还是不是中国国籍，谁也不知道。大家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大家争破头的好事一桩桩追着一个个体户（后来变成海外同胞）跑？此前，１９８９年夏，彭建东还得到一件好事，收购了两家国营企业，一家是拥有房地产经营权的大华企业公司，另一家是拥有进出口贸易权的深圳国际贸易公司。在这之前，外商是不能涉足房地产和外贸的。

彭建东如此高深莫测，甚至作为一个公众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在原野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董事长及主要股东一栏内，居然都找不到彭建东三个字。

原野股票节节攀升。比如在某一周内，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１日到２８日，股价从１４元猛升至２８元。如此成绩，为原野增资扩股摇旗呐喊，为彭建东的钱保值增值前呼后拥，彭建东的钱包更鼓了。

炒股不是为了当股东，而是为了套现。彭建东亲自挂帅，专门抛股套现。从１９９０年６月到９月，共向社会转售法人股１８４３万股。９月，原野第１１次股权变化为总股本９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其中香港润涛４７０７万元，社会公众４２９３万元。

但在此期间，原野与管理层的矛盾开始激化，主要矛盾在哪里？公开的说法是关于原野股权的设置，但传媒少有报道。１９９１年管理层对原野的审查，公众不知道；当年８月２６日对原野处理的会议纪要，也没有公开披露。

今日查到当年的会议结论是：“原野问题的基本线索是：注入资本（或他人代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分配汇出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实绩。这是一个投机取巧钻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

到了１９９２年４月７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出公告，公众这才大吃一惊如梦方醒，以要求原野配合落实企业利润和归还贷款为由，原野部分工作人员被带走。显然，此时人行的态度还是缓和的，公告两天后，４月９日，人行负责人发表谈话，宣布“原野的前景是美好的”。

但原野感觉不美好，甚至是愤怒的。４月１８日，原野起诉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

人民银行也不高兴了。６月２０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公布了对原野的财务检查结果：润涛公司将折合１亿多元人民币的原野公司外汇资金转至润涛公司及其海外关联公司，有折合２亿多元人民币银行贷款逾期不还。

在这同一天，工商银行起诉原野拖欠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及３００万美元逾期贷款。

前台打着官司，幕后彭建东却将原野大股东润涛的股份转让给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驻港中资机构。自家人打自家人。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７月７日，原野被停牌。

１０月６日，工行诉原野案开庭，各传媒依然一字不见。只有《证券市场周刊》如实记录了辩论过程。这《周刊》乃是在美国坐下新闻病的王波明所办。

终于，１９９４年１月３日，原野股票复牌了。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了润涛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原野公司债务的清还，原野亦改名世纪星源。

彭建东呢？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８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判处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有期徒刑１６年，附加驱逐出境。其实，彭建东从没有坐牢。

这里损失最大的是散户兄弟，两年多的投资泡汤了。别急，后面还有更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