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篇可以用来观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研究报告1 -- wqnsihs

六、失控下的产业扩张危机――后备德隆危机正在酝酿中

1、环境因素

（1）、政策支持民营企业组建类金融控股企业

今年三月，发改委下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中首次明确,在加强立法、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业。

因为民营经济一直受到金融机构的歧视,饱受资金短缺之苦，当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稍有放松之时,民营企业便蜂拥而至。所以《若干意见》出台后,更多的民营企业跃跃欲试，寻找合适的机遇和进入方式。

金融业的收益虽然很高，（目前资料显示,东方集团2003年向国际金融公司(IFC)转让民生银行1.08%的股份,获取转让款19114万元,收益达到5500万元。新希望2004年度来自金融投资的收益共为10051万元,同比增长2875万元。）但并不是民营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他们主要是希望通过控制金融机构，套取资金。

而中国现有的法制环境和监管体制难以约束民营金融的道德风险。民营经济控制地方金融机构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必须有足够的措施来保证地方金融体系的安全。

民营企业要进入金融业的表面理由，全国最大的民营金融控股公司

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的意见最具有代表性：

“我国的银行、保险公司不断通过改制到海外上市，吸引国际资本，但是也应该给国内老百姓一个投资的机会，因为目前国内资本过剩。起码中国老百姓的资本要和外资同等条件进入。否则中国老百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投资机会，而金融资源是最优质的。”

“同时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要建立一套机制，让民间的资本能够进入国家金融业体制改革当中去。现在是有口号，但是没有具体的进入办法和措施。民营资本进入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保险公司，吸收民间资本，应该与外资有同等投资机会和同等条件。”

所以我们不能禁止类金融控股企业出现。

（2）、现在金融业普遍资金过剩，面临资金保值增值的压力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就开始面对新的市场供需失衡问题，从“短缺经济”迅速走到了“过剩经济”。在非垄断行业，找不出一个行业具有稳定而长远的发展前景。在高科技、产业化的条件下，商品过剩、服务过剩，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过剩还是一种全面、普遍、长期存在的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产能过剩，是我国目前经济上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资金过剩，是产能过剩的必然后果。

产能过剩的外在表现就是市场饱和，市场饱和必然导致企业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最终使企业利润率呈下降趋势。在产能过剩的市场条件下，激烈的竞争使得任何一个企业的利润率都很难维持一个长期上升的趋势。缺乏利润率长期上升的预期，金融对实业的投资就难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回报。

世界近年屡次发生的经济周期性衰退，主要原因在经济繁荣上升时期的过度投资引发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经济增长一旦放缓，马上导致民间投资下降，尤其以IT产业为甚。例如2001年经济衰退在投资领域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美国，由于损失惨重，投资者不断从“公共基金”中抽出资金。根据美国波士顿顾问集团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2002年约有20％的基金管理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主要是因为股市不断下跌，令其营业收入下降。股市泡沫破灭，金融业投资实业的神话转眼间就变成灾难。　

随着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和利润率不断下降，必然出现资本过剩，结果将迫使各路资本铤而走险，这个过程马克思是如此说的“……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欺诈、危机。”

所以类似德隆的危机正在酝酿中。

（3）、中国金融业效率太低

中国金融业经历20多年的改革虽已初具规模，但在发展的同时，始终无法摆脱“制度剔除”的阴影，始终处于为国有经济融资配套的地位，缺乏对产业整合进行引导的功能。民营企业热衷控制金融企业，说明中国的金融体系效率太低，例如政策性借贷或所有制歧视，金融产品单一，金融资产结构分布不合理，服务手段落后，缺乏创新机制等等。同时金融监管体系漏洞太多，金融产业的发展空间和丰厚利润，成为民营企业的投机机会、扩大规模机会，操纵利润机会。

目前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方式与策略是通过对某些金融机构实行有效控制，并以其作为资产整合、资本运作的平台，最终使金融业成为集团重要的经营方向（例如德隆）；或者以资本为纽带，通过投资金融业，与金融机构形成战略联盟，使之为自身的资本运作提供更多的资金（例如东方、希望）。

根据企业本身金融业熟悉程度、掌握的资源状况、人才储备情况等因素，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有三个阶段，初期是根据自身实力及现有业务特点，选择单独进入某一小行业；中期是逐步扩大范围，介入多个领域；后期是实现混业经营，通过对掌握的金融资源进行整合，统一协调，共同发展，使得公司控制度提高，使金融业务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并对其他业务形成有力的支撑。由于目前我国采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方式对金融业进行监管，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都不能对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投资，通过控股综合性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成为必然选择。　　

民营企业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并不是一种金融创新，而是为规避法律监管而出现的。所以他们的金融控股公司一开始就是为了企业的现实运营问题而在法律的空隙中诞生的。

（4）、国有股全流通的实现，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盈利机会，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风险极大

股改以后，以往由于股权分割导致企业控制权价值无法衡定，在转让中常存在很多“灰色”因素，很难吸引大资本进入的问题得到完美解决，资本有畅通的退出通道。纵向集成比较好的企业，在研发、生产和分销领域全面发展的企业，会成为证券市场主要的并购者。而这些企业一般都是类金融控股企业。

但是目前中国并未形成产业垄断和寡头垄断，国家也会控制和禁止垄断，所以任何行业都不能被视为稳定行业，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以及行业景气变化,经济增长预期在下降,抬高了投资的机会成本，并购风险在不断增大。

而且目前类金融控股企业并购一般根椐现金流折现,注重的是当前的价值，具有很强的投机性。而不是分析并购对象在集团产业结构中资产增值效应以及对集团业务结构的优化价值。西方企业并购虽然注重公司的现金流，但更注重公司基本管理能力和盈利前景。

另外这种并购还存在下列制度障碍和风险，使通过并购来扩张仍然具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与前几年德隆时代没有本质区别，这是类金融控股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几乎所有具有产业整合潜力的资源和主力企业仍然牢牢控制在国有体系中，国企轻伤不下火线，岂容类金融控股企业轻易染指；

即便开放，也是优先与国际资本合谋共同瓜分政府的垄断利益，如能源、公用业、流通业、金融业等；

如果进入一个门槛低的产业（如水泥、建材，纺织等），能收购的大多是不良资产，必须先为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或金融机构）的亏损买单；

类金融控股企业的整合手段几乎只有现金，而国有企业可以靠政策进行划拨、赠予、改制或者破产；

类金融控股企业在企业重组和产业整合中孤立无援，往往面对政府政策限制和外资资本优势的两面攻；

经济政策的突变往往是以类金融控股企业为牺牲品，地方政府常常过河拆桥（如对钢铁和焦碳行业的严厉整顿）等等。

（5）、对类金融控股企业没有预警系统和监管缺失

　　类金融控股企业现在在窗体底端

金融市场影响巨大，应当是风险控制和监管的重点对象。但是类金融控股企业在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的行为却未能得到有效监控，以至在危机爆发时监管机构才全面介入，显然已经失去最好的监管时机和处置时机。

目前整个金融体系的约束和监管的缺乏效率，金融预警系统运转不正常是造成类金融控股企业非正常扩张，并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原因之一。在美国、日本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也有企业试图进行类似德隆这样没有效益的快速扩张和大规模的利益输送，但是这种快速扩张往往在起步阶段就难以为继，主要原因就在于金融体系及时识别了这种成长路径中的风险，监管体系也相应采取了对策与措施，因此避免了对经济稳定和金融体系的过大的冲击。

从类金融控股企业的发展历史看，在金融体系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的时候，有的企业已经利用监管的疏漏初步奠定了在金金融业的产业布局基础，但其中的不规范行为已经形成了潜在的风险隐患。例如资本空洞化，产生虚假资本，这也是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根源之一；股东大会的决议常被公司控制权歪曲，控制股东大会决议，导致产生了“内部人控制”问题，而投资人又控制不了公司经营权，所以一般股东的利益往往被忽视，导致证券市场违规违法成为常态；股票被人操纵，妨碍市场形成公正的股票价格等等。

近年类金融控股企业不断出现危机，对企业自身、监管机构和市场本身在危机处理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显示出整个金融体系对于快速扩张的类金融控股企业的风险预警和控制能力十分低下。对于民营企业在金融业渗透和扩张的金融监管，存在最为显著的问题是监管割裂，这种割裂使得对类金融控股企业那种复杂而相互联系的金融网络变成相互隔离的监管，从而大大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

但是分业监管并不是对类金融控股企业的风险预警和控制能力十分低的理由。例如美国虽然也实行多头监管的银行监管制度，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以及财政部等机构共同负责银行的监管，各自既有监管重点又有业务的交叉，但形成了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的预警系统。所以主要还是监管体系的制度设计有问题。

类金融控股企业往往控制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进行利益输送。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带来的割裂，使单个领域内的监管机构相互间缺乏及时的信息沟通渠道，根本无法及时知晓和控制类金融控股企业的违法和违规行为，更不可能及时阻断风险。例如德隆控制的金融机构涉及银行、证券、信托等各类机构，其繁杂的股权关系、控制链条和市场行为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都不是单个监管机构所能完成的，真正发生危机之后显然也迫使各类的金融监管机构参与，即使到已经出现问题时，类金融控股企业往往还找到不一个牵头的主管机关来进行整个风险状况的统计监测。同时，目前中国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规的缺乏也是导致类金融控股企业问题难以及早发现的重要体制原因。

类金融控股企业在收购各类企业时跨地域特征明显，往往在违规担保、质押、贷款过程中其资产不在同一地区。由于金融监管信息在地域之间的割裂，银行在进行信贷业务时不能控制风险，也不能及时与其他地区机构交流信息，因而无法准确判断企业资产状况和贷款业务质量。类金融控股企业在各地区之间的融资行为往往通过复杂的手段掩盖违规违法行为，因而在本地的金融机构无法显示出其质量优劣，一旦风险暴露进行资产追查时，往往发现出与异地的资产早已名不副实。在德隆最初的危机爆发阶段，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各地债权人发现其远在异地的担保资产、抵押资产早已成空壳。

此外，监管标准制定和监管国际沟通协调缺乏引起的国内外监管体系的割裂也是很大问题。类似格林科尔系利用境外注册机构参与境内产业运营的案例还有很多，离岸金融中心的注册造成了内地监管的难以及时涉及，境内外监管标准的不一致时使得监管存在很大难度。而几乎所有的类金融控股企业在境外都有工具企业，一方面用于转移资产，一方面用于操作违规违法的并购行动，而他们不受惩罚，例如德隆在境外企业至今未受追查。

（6）、类金融控股企业违法违规不受处罚

金融业所经营的产品是信用，但进入金融业的民营企业家普遍不讲信用的情况较为严重，金融机构经营者谋求非法“圈钱”和非法关联交易。趋利性极强的类金融控股企业广泛利用监管和法律的漏洞获得超常规的发展。

银监会近年对民营企业集团或家族关联企业贷款进行了调研，结论是商业银行对这些客户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造成银行授信超过客户的承债能力；而这些客户普遍经营不善或客户内部关联方之间不按市场公允价格原则转移资产或利润，逃废银行债权。

另一份调查表明，类金融控股企业的最终控制人多数采用金字塔方式以实现用较少的投资控制较多的企业股份的目的。平均而言,最终控制人对企业的投入为22.42%,而其控制权则为34.32%。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严重的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类金融控股企业的两权分离程度更大。而且分析显示，这种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对企业绩效带来了负面影响。

同时，调查表明类金融控股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来源普遍不符合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规定；股东和被投资的金融机构间普遍存在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和黑箱操作。类金融控股企业普遍利用制度缺陷和法律漏洞，所有权和控制权和控制结构非常复杂，以产业整合或产业多元化为掩护,利用企业中复杂的股权关系,掏空上市公司或操纵股价，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以民营资本之身，借助政府信用在金融业呼风唤雨，最后在风险弥漫之时消失于无形，此类教训在中国过去十多年改革中难以数计。各种违规违法手段无一家不用，但从未进行过处罚。德隆操纵股市十多年，没有任何惩罚，实际如果早几年就进行制止和惩罚，德隆不至于垮台，也不会带来如此大的损失。

目前几乎所有类金融控股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为其集团内子公司所提供的贷款担保金额，都已远远超过了证监会规定的上限，债务规模在其入主后均大幅度攀升。在下属金融机构的股权往往达到20%甚至更多，而我国《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单个股东投资金额只要超过金融机构资本金10％的，就必须报银监会批准，显然他们都违背了这条规定，对监管当局的权威形成了挑战。

（7）、没有危机阻断机制

中国的民企由于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家族控制的局面，对其难以监控。在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民企普遍缺乏责任感，信用水平不高，民企也缺乏管理金融企业的素质和经验，由其控制金融企业容易形成制度风险，而金融企业的风险会通过“乘数效应”直接危及公共安全。

地方金融机构过去虽没有国家信用的担保，却有地方政府公共信用的担保，但当地方政府退出之后，地方金融机构既没有公共信用的担保，又没有“大而不倒”效应的惠泽，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稳定制度尚未建立，一旦出现问题，存款人出于恐慌会争相挤兑，甚至波及其他金融机构而导致金融危机。

金融风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是风险的扩散性和传染性。在类金融控股企业混业经营和财务杠杆高强度放大操作下，资金链会牵连几乎所有类型金融机构，当一家机构出现兑付危机时，会立即向外传染和扩散，形成更大的金融风险。德隆、格林科尔、农凯这些企业，在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危机时，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应对危机，但是他们普遍采用的拆补头寸、隐瞒债务等方式，客观上只会加速资金链的断裂。

　　从已经出现经营失败的类金融控股企业看，对于整个集团的风险控制能力相对较为低下，也较为滞后。例如，德隆在出现危机初显时就开始紧张的利用友联进行头寸调剂，安排资金运用，尽可能地切断资金匮乏带来的连锁效应。在形势进一步升级之后，迅速成立危机处理指挥中心，进行资产和债务的重组。但是由于债务规模过于庞大而无法迅速完成危机拯救工作。格林科尔在面对债务问题上也以出售股权筹集资金的方式应付债务危机。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全面化解危机还存在难度。另外，市场没有建立合理的危机阻断机制，例如退出机制和破产保护机制，往往不能市场化地解决危机，也是类金融控股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重要原因。

监管部门如果及时介入监控，就可以及时阻断危机，避免危机在快速扩张、不断积累之后的全面爆发，导致未来处理成本的迅速增加。而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分割、以及风险管理能力的欠缺，使得整个金融体系表现出显著的预警能力的欠缺。　　

2、类金融控股企业自身因素

（1）、普遍的作大作强和多元化的GE情节

中国企业家普遍崇GE，以GE模式为榜样，实际是包含做大做强和多元化情节。企业做大做强除掉可以抗风险和获得VIP待遇外，还有光宗耀祖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而多元化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农经济思想。

既然做大做强和多元化是类金融控股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审慎投资、控制规模和速控制发展度对他们来讲就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这就必然导致企业发展阶段、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必然畸形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目的相同，为疯狂扩张提供资金。但口号不同，例如德隆是利用金融资本来调整和优化产业资本的构成和结构，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促进产业资本的发展。类金融控股企业失败的轨迹都是投资金融领域，企图通过关联交易控制金融机构，占用资金，疯狂扩张，导致全线崩溃。

但从中外以往历史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成功率极低。例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国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因为韩国各大财阀在经济发展中盲目多元化、非理性扩张和重复建设，导致高负债率等不利因素不断积累，在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下，缺乏抵抗力的韩国企业迅速遭到灭顶之灾。先是韩宝钢铁因为违规得到巨额贷款，盲目上了超大规模、低附加值的钢铁项目，导致韩国第十六位的韩宝集团在1997年倒闭。它拉开了韩国财阀崩溃的序幕。到同年9月排名第八的起亚集团宣布倒闭，韩国立刻陷入金融危机：国外资产迅速撤离。国际信用度大幅降低。国际贷款组织纷纷要求还贷并不允许延长还贷期限，企业债券在国际市场上无人问津。股票市场崩溃，货币汇率大跌。国家外汇储备在三个月消耗殆尽。韩国经济顿时四面楚歌。最后不得不向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援助贷款并被迫接受一系列极其苛刻的附加条款，以至于国人将签署该日和“国耻日”相提并论。

（2）、民营企业积累的资本需要高额回报和避险

许多民营企业在多年的经营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现金资产，这部分资产能否合理运用，实现保值增值，是关系到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现金资产是保障企业发展的基础。如果仅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由于我国的利率尚未市场化，银行利率难于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迅速变化作出及时调整，因此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同时，银行存款的收益率较低，不能满足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资产结构多元化是企业抵御风险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时期，许多行业已进入成熟期甚至衰退期，表现为技术进步缓慢、市场趋于饱和，追加投入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因此处于这些行业的企业都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先前的积累如何进一步保值增值的问题，二是所处的行业本身生命周期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因此，资产结构多元化，进行资产的有效组合，是实现存量资产保值增值、抵御市场风险和实现部分甚至全面转型进入新兴行业的必要手段。

由于目前金融业基本还被垄断经营保护，利润稳定并有发展前景，而且还可以高溢价卖给跨国公司，所以投资金融业是所有民营资本的第一选择。例如东方集团2003年向国际金融公司(IFC)转让民生银行1.08%的股份,获取转让款19114万元,收益达到5500万元。新希望2004年度来自金融投资的收益共为10051万元,同比增长2875万元。

从美国、日本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需要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但是应该是金融资本引导、控制产业资本，这样才有利于优化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控效果，有利于产业资本的快速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时产业资本对资产安全性要求极高，不会过分投机，所以资产经营策略必然是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之上，获取稳定的收益，而不追求必然是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的过高的超额收益。同时，投资立足于长线，对流动性要求不高。即原则是长线投资、确保安全、稳健为本、力争收益，从而达到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的目的。所以他们对投资金融业、公用实业、基础设施等有浓厚的兴趣。西方普遍不是产业资本进入金融业，产业资本控制金融资本。

同时，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受监管的融合将产生经济泡沫。无论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单独的产业资本是无法促成投机泡沫的。另一方面，即使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市场格局下，由于资本市场和货币信贷的事实分离和严格监管，金融机构很难造成全局性金融危机。但是，一旦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混合，且不受监管，则金融危机很可能在泡沫中潜伏，随着泡沫破裂而爆发。比较典型的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罗马尼亚的金字塔规划（Ponzi），向投资者提供100天获得8倍回报的承诺，等于年回报率达到250000%。此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出现了一系列此类规划，总额相当于该国GDP的50%。它们的最终破产直接引发了大量的街头暴力，受害者达2000人。其特点是提供某种产业概念，以此融资并承诺高额回报。产业资本控制金融资本的结果是信用过度扩张，金融风险会迅速传染到实业领域，引起连锁反应，危及整个经济基础。

而目前我国正好是鼓励或支持产业资本进入金融业。

（3）、投机心理和能力不足是类金融控股企业短期内不可改变的事实

大批产业资本投资金融机构的失败，固然有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但类金融控股企业自身的投机心理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欠缺是一个主要因素。三年来的实践表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还是一个尚待求解的课题。

产业资本运作和金融资本运作有着不同的客观运作规律。产业资本对任何一项传统产业的投资，大多数是中长期投资，一般要在三到五年之后才有可能有丰厚的利润回报，有的产业回报期可能更长。而在金融业则不同，只要投资准确，回报期可能很短，利润也可能很高；与此同时，如果投资失误，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投资者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因此，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企业对资本的回报率、流动资金周转率、固定资产占有率、固定资产折旧率、利润回报率等等财务指标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不对这些客观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企业从产业资本领域进入到金融资本领域，就是自杀，近年民营企业减缓投资金融机构的步伐，证明他们从德隆失败身上已经吸取部分教训，但投机冲动仍然存在。

由于产业资本缺乏金融业的管理经验，经营管理常常抱有投机心理和看重短期利益，普遍进行关联贷款、自我融资和恶意操作，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初始条件，再加上中国金融业特殊的脆弱性，这种不健康的融合很可能造成局部的经济泡沫。如果赶上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企业很容易出现大麻烦。德隆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4）、外行领导内行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存量和增量中占有主要的份额。产业资本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在对知识资本要求很高的金融业方面却不具有任何优势，甚至毫无经验。金融领域的经营专业性要求很高，实业没有任何优势，同时，中国的实业还没有发展到需要自己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程度。即使是GE这样产融结合的典范，进入金融领域后，其地位还是比不上老牌的金融企业。比较成功的三菱金融集团也主要是为三菱实业及其客户提供服务。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融资渠道的增加，中国的企业将不再需要通过自己掌控金融企业来获得现金流。与此同时，因此产业资本进入并控制金融资本更多是出于拓展融资渠道的考虑，而这种结合宏观上使金融业随产业周期而经历周期性的波动，微观上使金融机构承担了产业资本无序扩张的风险。在中国“产业金融热”现象背后，固然有制度、环境等多方面深层原因，但从企业自身角度看，产业集团的盲目投资冲动、暗箱操作期待等非理性行为也是重要因素。显然，产业资本在对金融战略的理解、把握金融运作规律、提高风险意识等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要做到GE那样，需要长期积淀形成的极高的管理智慧、管理水平和运做能力，我们目前还望尘莫及。

（5）、随着竞争加剧，民营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

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严重地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壮大。中国的民营企业靠市场起家，一开始一般只能以家族形式创业经营，以家族的凝聚力来推进和发展，并自然形成家族型治理结构。在民营公司壮大时，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已经超过家族人员的能力。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大多是靠着产品的成功，而非企业的成功，因而在市场上表现得十分脆弱。绝大部分民营企业起家于某一产品，却又无法超越产品经营，使得民营企业起得快，衰落和消亡也很快。无情的市场并不总是给民营企业带来机遇，生命期在十年以上的民营企业不多。

同时，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原因，常常制造重大利好消息让民营企业收购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为其亏损买单，为国家鼓励的产业和企业注资输血，误导这些具有贪婪本性的产业资本。但又常常过河过河拆桥，以经济调整为由单方面停止贷款或改变条件、釜底抽薪将银行危机生生地转嫁为企业危机。

另外，民营经济在各种领域已触及传统势力的利益，并不同程度遇到敌意和抵制。在敏感的金融领域，德隆的民营身份导致银行对德隆的信用产生怀疑。事实证明，在金融领域民营企业迄今仍不受欢迎，是一个"不怀好意"的投资者，在金融领域的投资给德隆带来的麻烦不亚于其收获和利益，甚至影响到社会形象的维护。

中国投资型的民营企业没有长期性的资本安排，只能分散地寻找短融长投的资本，一旦信用受到挑战就会崩盘，这是他们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