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在多年以前,我一直有种幻觉,关于“纯文学”的幻觉。我当时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有着某种“纯粹的文学性”，这种“纯粹的文学性”能使文学挣脱历史的羁绊，摆脱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干扰。这是最纯洁无瑕，不沾染任何世俗尘埃的明珠，而这颗明珠只属于“文学”。

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仰望星空的勇气和兴趣，而认真回想起来，就我本人来说，这种幻觉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很难分开的。这里顺便提一下，我接触到这种观念最先是在一次讲座，主讲的名字很有意思，叫李HZ，不用怀疑，和那位的三个字一模一样……

就当代中国来说，所谓“纯文学”观念的提出，首先就表现为与政治的对抗。嗯，更准确的表述是和“旧”政治的对抗，“纯文学”从表面上来看是对所谓“不纯”的“旧”的文学的革新，希望用一种“纯粹”的文学方式来创作。具体来说，在形式上追求创新，在内容上注重和全人类相关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价值。而本质来说，是对当时统治阶级话语的对抗。“纯文学”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种策略。

纯文学在试图将文学从政治的遮蔽中还原出来时，也遮蔽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其本身代表的和政治相关的复杂权力关系。“当代纯文学正是以其语言上的突破，把自己变成了某种潜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变的美学的结晶。”当“自我”“人性”“自由”“爱”等观念通过纯文学的叙事手法，编织到各类故事中的时候，也正是知识分子试图将建构现代性的话语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

话语即权力，文学并非是独立于现实生活，文学价值或许值得我们苦苦探索，但绝非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圣之物。

“白毛女”的创作修改的过程，政治话语无疑起着相当决定性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主题的确定上，如续五所讨论的，白毛女的故事本身是着广阔的叙事空间，蕴涵着多种多样的主题指向。而政治话语的介入使得剧本在创作中，人物，情节，场景，唱段均围绕在“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这个主题下。

对《白毛女》中政治话语的分析，孟悦的研究独树一帜。在1991年发表的《性别表象和民族神话》一文中，孟悦敏锐地察觉到一点，喜儿之所以得到同情，不是因为她首先是个女性，而是因为她首先是个被压迫阶级的成员。政治话语借助于“性别”的置换，完成革命政治叙事，具体来说就是“以一个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的人物功能、以性别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承载了‘阶级’关系和等级，以喜儿被压迫的女性表象填充、支撑了与地主殊死对立的‘贫苦农民’”。

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孟悦感到把政治话语的叙事过程，看成是个自始至终合目的性话语专制运作程序，会遮蔽其它可能存在的复杂话语关系。于是又发表了《<白毛女>与延安文艺的历史复杂性》，在该文中，孟悦指出政治话语在《白毛女》中，并非是种专制性的话语，人们对政治话语的认同是通过非政治性运作在歌剧情节中发展中获取的。具体来说，《白毛女》是“以一个民间日常伦理秩序的道德逻辑作为情节的结构原则”乡村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道德，审美趣味和政治性原则共同主宰歌剧的创作过程，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成为政治的敌人”政治话语是通过和其它话语的交往、对话，才最终实现了自己。

《白毛女》的成功实践使得政治话语在中国文艺作品的运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其影响一直反映到今天的文艺作品中，比如说《潜伏》吧，国民党特务为什么坏，首先并不是他是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因为他们腐败堕落。就算李涯不也收了商铺掌柜的两镯子，不也刑讯逼供，不也滥杀无辜吗？政治上的敌人，首先是个道德上的坏人。这也能算是中国文艺的一个小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