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再聊《大盛魁》（上） -- 老拙

电视剧《大盛魁》终于快要开机了。

这部电视剧，王新民导演先后抓了十多名编剧参与，大纲写了上十稿，历时四、五年，终于完成了第一部的剧本。

我是在2007年年底参与的。当时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如何“出新”。

以往的历史商业题材，特别是晋商题材已经很多，重点在于“诚信”，《乔家大院》把晋商、把“诚信”二字推到了极致。《大盛魁》再写什么？

我自己总结，中国的电视剧，很讲究故事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常说的“魂”。一个没有“魂”的故事，难以给人启发，也就难以引人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个“魂”还要有新意，“吃别人嚼过的馍”，一定是没有味道的。一部有新意的电视剧，首先它的“魂”应该是有新意的。作为一部历史剧，这个新意还不能是编造出来的，而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时又必须是贴近当代社会热点思维的，对今天有所启示的。

那么，电视剧《大盛魁》的“魂”应该是什么？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拍脑袋冥思苦想，而必须钻到故纸堆里去。于是看了很多资料，并把看资料中的一些感觉写了下来：

聊聊“大盛魁”

当时的感觉，大盛魁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它的制度，那是一种早期的股份制，很有“中国特色”的股份制，于是就像在制度上着手。后来发现不对。第一，这种股份制实际上在晋商中非常普及，不是、也就写不出大盛魁本身的特征；第二，制度这个东西，文艺作品很难描述，老百姓看着没兴趣。

后来，奥运会上一个“和”字启发了灵感。“和”说的是中华民族文化。文化这个东西，比制度更是“魂”。讲文化的故事，老百姓听得懂，有共鸣，感兴趣。

接着金融危机爆发，更触动了灵感。西方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说到底，是因为西方商业文化骨子里存在某些致命的弊端。我们很多企业，盲目跟随西方商业文化，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以为要做百年老店，唯一的途径就是“做大做强”，结果就难免出现伊利、蒙牛“掺假奶”的情况。

那么，大盛魁延续了二百六十多年，它是如何做到的？除了经营、制度、管理，最根本的必定有一种商业文化在起作用！想到这儿就觉得眼前一亮，于是赶紧去详阅历史资料。

后来人整理、研究了很多大盛魁的资料，王新民导演和内蒙有关机构甚至整理出版了厚厚两大本足有十多斤重的资料书。但是，大盛魁并未留下任何文字史实资料，现存最重要、也是最接近历史的，是内蒙政协在文革前根据访谈口录整理的《旅蒙商大盛魁》（文革后整理成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详细研读之下，电视剧《大盛魁》的“魂”呼之欲出：

中华民族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如果有，它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它与西方商业文化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长篇电视连续剧《大盛魁》，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最大旅蒙商号大盛魁创业并成长的真实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

十七世纪末，新疆蒙古部族首领葛尔丹进攻并占领外蒙古地区后，继而进军内蒙古地区，威逼北京。在外蒙古喀尔喀土谢图汗部请求下，为保边疆安定，康熙皇帝决定御驾亲征，平定葛尔丹叛乱。然而，在此之前康熙已进行了“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抵抗沙俄等战争，国力受到很大消耗。而远征葛尔丹需要向几千里外的漠北地区运送大批粮草，为了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支持这场平乱战争，康熙皇帝决定征召大量民夫运送军粮，允许他们在随军运粮的同时，携带少量商品出关进行交易，以减少需支付给民夫的运费。此举，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汉民不许出关交易的禁令，不蒂是当时最大的改革开放政策。基本平定葛尔丹之后，康熙皇帝又批准了“春去秋回”的雁行政策，允许汉民出关种地和经商。此后，执行数千年的“禁关”制度被彻底改革，蒙汉民族的民间交流前所未有地开放了。

在这样的社会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产生一代巨商，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当年，在康熙征讨葛尔丹的大军中，有三个从山西农村走出来的民工，他们是——王相卿、史大学和张杰。正是这三个民工，发现并开发了蒙古草原上的最大商机。

蒙古游牧民族只能生产牲畜和皮毛，他们需要大量的粮食、布匹、茶、糖、烟、酒和日用百货。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康熙开关之前的明清两代，实行定期的边关互市贸易制度。每年一到两次，蒙古各部落组成边关互市贸易团，赶着羊马，长途跋涉数千里到长城各边关换取所需商品。这种方式，显然极为不便，而且不能满足蒙古民族随时的需要。

王相卿他们从中发现了商机，就是为蒙古牧民送货上门。实际上，这就是内地肩挑手扛的货郎担，蒙古牧民称之为“丹门沁”。但是，货郎担好干，“丹门沁”难做。蒙古地区与内地有很大的差别，在王相卿他们面前横着两个巨大的障碍。

第一个差别与障碍是蒙古地区地大人稀。在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下，运送货物要走几千里，送货上门从这家到那家要走几十、上百里。可以想见，“丹门沁”比货郎担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以致于这个商机即便被许多大商号看在眼里，却也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人愿意受这样的苦，去挣那点工钱。王相卿他们从体制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大盛魁采取“人力合股”的方式，入股的都是曾经参加送军粮的民工，他们既是财东，又当伙计，既拿工钱，又得分红。财东都是伙计，伙计都是财东。这样，自然就提高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吃再大的苦，也是为自己打工出力，从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差别和障碍是蒙古牧民没有货币。也就是没有银子，自古以来都是以物易物。更为重要的是，蒙古牧民拿来易物的主要是牲畜。牛马羊这些牲畜每年只能在夏、秋赶往归化，而归化的货物只能在冬季运往漠北草原。这样就出来一个时间差，在没有货币结算的情况下，就只能实行赊账交易。即大盛魁在冬季将货物运到提供给牧民，牧民在夏季再将相应的牲畜交给大盛魁。对游牧在广大草原的牧民实行赊账，显然具有非常巨大的风险，更何况草原上天灾人祸不断。大盛魁的初期，天灾人祸击垮了他们的赊账生意，财东伙计散摊，甚至史大学和张杰都离开了王相卿。王相卿独自一人，不屈不饶地艰难探索，终于找到了由蒙古盟旗政府为牧民赊账提供担保的办法。当然，这是王相卿努力探索的结果，更是蒙古牧民欢迎和需要“丹门沁”的反映。

任何一种商业创新，初期都要经过艰难的探索，才能形成可行的商业模式。而可行的商业模式一旦形成，难免不被其他商号发现和仿效。这就意味着，可行的创新商业模式一旦形成，激烈的竞争必将就此展开。然而，此时的王相卿却沉浸在成功的自得之中，以为可以凭借他的“一招鲜，吃遍天”，想要包揽草原送货赊账生意，对于其他商号要求合作，开出苛刻的让利要求。

对此，王相卿的师傅老采头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采头的祖上是晋商大户，到了他这一辈家道中落。康熙开关前，老采头独自浪迹草原，做着违法的“丹门沁”。他对于商海的沉浮，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为了提醒王相卿，他给了王一条上联“贪心惹祸十分仍不满足乃人生大病”，要求王相卿对出下联。却被得意忘形的王相卿扔在脑后。

这时，与王相卿有着刻骨爱恨情仇的皇商孙文举，对大盛魁的草原赊账生意进行了一番改良谋划，利用朝廷举行草原楚古拉大会，商议整理赊账生意的机会，对王相卿发起了进攻，把王相卿打了个措手不及。情急之中，王相卿提出“一本一利”的办法，与皇商孙文举抗衡。

所谓“一本一利”，是指在赊账生意中，无论牧民欠债多久，当收取的利息相当于本金时，停收利息，只还本金。也就是说，无论欠债多久，利息也会不超过本金，所以称为“一本一利”。

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将财东的利益让给牧民。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停息，欠债一方的压力自然解除，多久才能还上本金，就会成为一个悬案。这样的办法，自然受到财东们的抵制。在楚古拉大会上，财东们（同时也是伙计）与王相卿吵成一锅粥，结果被朝廷大员取消资格赶出会场。

大盛魁由此失去了草原赊账生意，已经运到漠北的货物只好低价处理，亏损严重，元气大伤。为了挽回损失，同时被巨额利润诱惑，王相卿决定铤而走险，与俄罗斯商人进行走私生意，结果被皇商孙文举告发，遭到朝廷边军突袭，烧毁了全部货物，大盛魁最终一败涂地。

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个结拜兄弟身无分文，又被财东逼他们偿还本银，痛感财东见利不见义。当初，是财东舍不得让利，反对“一本一利”，故而丢失了草原生意。现在一败涂地，财东们又上门逼债。王相卿因此决定，一旦有了出路，大盛魁再也不要财东。

走投无路之下，王相卿只好去再找他的师傅老采头，本想借些银两，重新来过。没想到老采头非但不借给他银两，反倒向他指出，大盛魁起家靠的就是大家入股，大家有份，既是财东，又是伙计，才能死心塌地吃苦卖命做“丹门沁”。如果商号是我的，或者是你的，以后谁愿意再去为大盛魁死心塌地吃苦卖命啊？同时，老采头又问王相卿是否对出了下联，王相卿这时候哪有这个心情？老采头闻声怒斥王相卿说，你就知道跟我借钱！难道我这个师傅，就是赔干净了再给你钱的傻财主吗？实话告诉你，对不出下联，就算借给你钱，早晚也是再赔光！哪怕你挣了万贯家财，迟早还是赔干净！

很显然，王相卿这时候遇到的是个两难境地。要财东吧，那就舍不出利，做不了“一本一利”，拿不回草原赊账生意；不要财东吧，从哪儿得到本金和人力资源？

穷途末路之下，王、史、张三人流落在归化郊外的破财神庙中，大年三十只能以香炉中供奉财神的小米熬粥充饥。王相卿灰心绝望，甚至想到了死，兄弟三人抱头痛哭。这时候，打外边来了个牵骆驼的蒙古老人，跟他们讨了粥喝，又在庙中借住一宿。第二天，蒙古老人说去找朋友，托他们代为看管两个箱子。老人一去不回，三人无奈之下决定打开箱子，却惊讶地发现，两个箱子中装的都是银子。三人遍寻蒙古老人不见，疑似财神爷给他们送来的银子。此时王相卿想起师傅老采头对他说过的话，于是三人在财神像前跪下，立誓大盛魁今后就是财神爷的，只立财神爷一个财东，兄弟三人都是为财神爷打工，重振大盛魁。

这样，大盛魁就成为一个古往今来非常独特的、实际上没有股东的商号。王相卿决定，今后大盛魁除了财神爷，不得再有其他财东，也不准借用商号外的资金。同时，为了保证员工的积极性，他又决定，今后大盛魁的掌柜伙计都可以顶一份身股，也就是为员工设立内部职工股份。这样，财神爷成为一个虚设的“财东”，“财神股”的分红占全部红利的四分之一，永远留在商号中，实际上就是企业发展的公积金。而每个员工都可享有身股，则保证了“大盛魁是大家的”的企业实质，保持了大盛魁的员工“既是伙计，又当财东，既拿工钱，又得分红”的传统。

此后，王相卿回乡招徒，挑担赶脚，广结善缘，为夺回草原赊账生意展开行动，但却在与皇商孙文举的争斗中屡屡败下阵来。痛定思痛，王相卿意识到，与皇商争斗终究不是办法，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和为贵，由此他对了一条下联“和气生财草地上挑银子（做生意的意思）没有冤家”，他要跟孙文举“和”。皇商孙文举对王相卿态度的转变十分惊讶，但看在山西老乡的份上，决定让王相卿的驼队运送孙家承办的军供货物。这时，漠北草原的蒙古牧民来找王相卿，说是由于遭灾还不上赊欠，孙家停止了对他们部落的赊账货物供应，请求大盛魁帮忙。由于大盛魁没有做草原生意的执照，为了躲避关卡的检查，王相卿决定“借鸡生蛋”，利用为皇商运送军供货物的机会，夹带自己给牧民的日用货物，送去漠北草原。没想到，他的这招被孙文举发觉，孙文举将计就计，把王相卿几千里运来的所有货物全部进了自己的仓库。而王相卿由于是“走私夹带”声张不得，吃了一个哑巴亏，闹了个鸡飞蛋打，气得大哥史大学拿烟袋锅追着打他，还一个劲地追问：他不跟你和，你咋办？你咋办！

这使王相卿意识到，“和”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的下联对的不对。王相卿冥思苦想之中，被他招来的徒弟秦越看见。秦越是个爱读书的书香子弟，因为家道中落，不得已做了学徒。秦越看了上联，马上根据它的立意和对仗，对出了下联“舍利招财一味就学吃亏是处世良方”。于是，一副含义深刻又简明易懂的对联从此诞生：

王相卿由此大受启发，从此把“舍利招财”作为经商法宝。

草原上的羊毛随风飘落，谁捡就是谁的，牧民从不要钱。王相卿却用砖茶向牧民“买”羊毛，结果把无人要的羊毛变成草原上的一项大宗商品。

孙文举发现王相卿做成冻羊肉生意，于是抬高羊子的收购价，压低羊肉的销售价，与王相卿争夺京羊市场。王相卿却主动让出冻羊肉生意，转做冻饺子生意。大年三十，大盛魁从数千里之外，为漠北草原戍边的清军官兵送去冻饺子，此举让乌里雅苏台大将军深为感动，不但给了大盛魁高额军供价格，而且把王相卿被皇商孙文举夺去的货物发还大盛魁。王相卿又把这些货物送给了遭灾的蒙古部落牧民。

三年后，朝廷重开楚古拉会议，王相卿再次提出实行“一本一利”的让利办法，加上这些年来的舍利义举，大盛魁受到盟旗政府、部落王爷和牧民们的欢迎，夺回了失去的草原赊账生意。后来，王相卿又定出一个号规，大盛魁的掌柜伙计每年夏天去草原上收取赊账生意的牲畜时，不得向牧民催帐，牧民能给多少羊马，就收多少羊马。

从此，“舍利招财”、“学吃亏”的商业文化，在大盛魁扎下了根。在大盛魁的厅堂里，供奉着关老爷（蒙古地区认为关老爷是财神）像，两边是那幅对联，上联是“贪心惹祸十分仍不满足乃人生大病”，下联是“舍利招财一味就学吃亏是处世良方”。关老爷像下，供着三样传家宝。一是一条扁担，代表着大盛魁是挑着货物上门送货的草原“丹门沁”。二是两个木箱，那是财神爷送来银子用过的箱子。三是一块石头，据说是称重量用的衡器，代表买卖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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