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张永东：“义和团运动”新评 (一）义和团内乱的出现 -- 木瓜

五、处斩"五大臣"

北京自五月中旬以后，在慈禧太后借拳拒洋思想影响下，以载漪、刚毅为首的顽固势力，召引义和团入京，包围使馆、教堂，烧杀事件时有发生，延及和平居民，京城秩序大乱。就连光绪的处境也处于危险中，载漪为他的目的，在义和团民中煽动"杀一龙（光绪帝）"的活动之后，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五日），载漪、载勋一伙又带领六十余名义和团民闯到光绪帝临时居住的宁寿宫门。这些人，口称寻找"二毛子"，"大声呼噪，请皇帝出宫，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欲对光绪帝下毒手。甚至大阿哥傅倘也仗势欺人，当面"呼帝为鬼子徒弟"，（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来》，第六七卷，第四页。）最后由于慈禧的杀二十几个闹事的义和团头日才平息。但局势发展令人忧虑。可是，在清廷中，在几次御前会议上，由于载满一派人的控制，持异议的大臣多哗不敢言。宣战后，局势已成骑虎，"灭洋"--实际在北京仅表现为围攻使馆、教堂--之声笼罩一切。在北京满洲权贵及附合它们的朝臣如痴如狂的气氛下，预示着局势将不可收拾。这时在朝臣中却有几个人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他们公开地与载筋、刚毅等立异，提出他们的解决时局方案。这就是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沉、立山五人。这五人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前夕，未经审讯，而被斩决。这就是五大臣被杀事件。

五大臣中以袁昶、许景澄的言行，最为突出和有力，死事尤烈，堪称与戊戌六君子媲美的爱国者。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十八年外放安徽宁池大广道。二十四年迁陕西按察使，未到任，摧为江宁布政使。后调直隶，旋内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二十六年以太常寺卿充总署大臣。许景澄，字竹贯，浙江嘉兴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学士文祥以使才荐于朝廷，光绪六年诏命出使日本，以丁父忧未行。十年出任为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十六年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十八年俄国侵我帕米尔地区领土，景澄据理力争，维护主权不遗余力，表现出外交才能和尽忠职守的精神。二十四年，诏景澄充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侍郎，直至二十六年。袁昶、许景澄以总署大臣和卿贰身分，参加宣战前历次御前会议，在端、刚集团得到慈禧太后左袒，高倡恃拳剿洋而左右。朝局情况下，二人不俱权势，抗言直陈，又多方奔走游说，以期力挽狂澜于即倒。在五月二十日御前会议上，袁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袁租：《乱中日记残稿》）。袁昶看建言不见用，退朝又找庆王奕诉?痢⒍送踉劁簟⑷俾坏冉?言，结果是奕励"神色沮丧"，"荣匙之"，而"端甚怒"。二十二日，他与许景澄草制一个《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呈上，宗旨大抵与前引二十日御前面奏内容相同。该折说："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袁昶、许景澄的主张很明显，慈禧和载漪。刚毅主张是"招团剿洋"，他们是"剿团和洋"，即坚决镇压义和团，以阻洋兵之续来。其具体方案是先清北京城内，即责成荣禄督带武卫中军，"暂关闭前三门"，挑选得力将弁和劲兵，各自分队屠杀，并认为这样是很容易作到的。义和团在京城既被扼止，各国公使添调的洋兵也就无由再来了。袁、许这种主张，对义和团的手段可以说是够残忍的了，但在客观上确有其不得已和合理性，不失为一种办法。义和团自被端、刚之流招入北京后，陷入载漪、刚毅统率义和团大臣控制下，终日围攻使馆、教堂和焚杀，不再有昔日反对教会、教民欺压的反抗强暴的精神，进京后的所行已使自己走入歧途或反面，为野心家所驱使，与载滴、刚毅所为沉淫一气，无进步性可言，只能给国家带来危害。两相比较，袁、许的主张，不能不说是明智之举，化险为夷之途，关系中国祸福的一件大事。

在此疏上陈约二十余日，看到"未蒙俞允施行"，又上第二疏，专门申说保护公使的必要："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这里把保护使馆的意义说得十分清楚。

接着，六月二十七日袁起又会同许景澄上第三疏，痛低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硫贤、董福祥之流的误国，要求"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他们把这称为正本清源。认为这样做以后，"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人地"（《义和团》丛刊，第四册，一五七至一八八页。）于此可见袁、许忠诚无贰之苦心。

袁昶心地坦荡，居正而无邪，曾致书奕诉?粒?请劝载漪勿为祸首，说"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奕诣，光绪生父）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意端于为大阿哥溥俏之父，应学奕谩而避嫌疑，这本无它。但该书为载漪所得，即上奏太后，后来便以此，坐以离间罪名。"

许景澄原本谨慎，因屡为外使，故熟悉外情，却因忠而见疑。五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手携许景澄衣，恳切他说："天下数万万生灵，立见涂炭，汝不可不切言之。景澄答："似宜而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还。光绪帝首肯而举朝皆怒许之失言。"（《义和团》丛刊，第一册，三四０页。）太后在场，见状也颇为不满，大声斥责光绪帝："皇帝放手，毋误事。"

袁、许二人为免中国招祸，直述忠言，既为权贵嫉恨，尤为太后所不容，于七月初二日被逮捕，初三日彼处斩，初四日奉殊谕宣告天下。

其余如徐用仪、联元、立山也于八月十六日并斩于市。徐用仪，字彼云，浙江海盐人，由副贡生入赀为刑部主事。累迁至大理寺卿，历兵部、吏部侍郎，授军机大臣。甲午战争，附孙毓汶主和，孙毓汶罢，翁同和用事，主战，用仪与翁同和相忤，遂出枢廷，戊戌政变皇太后复训政，改三品衔，命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联元，字仙蘅，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侍讲。后外任，升迁至广东惠潮嘉道。光绪二十四年摧安徽按察使，人觐改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后补内阁学士。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五年以员外郎出监苏州织造，历四任。后累迁奉宸苑卿、总管内务府大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二十六年擢户部尚书。徐用仪，曾值总署多年，稍谐外事，德使克林德被害、用仪骇曰："祸始此矣"。见袁、许被害，他终日愤滋，极口称冤。联元在庚子事起后，于御前会议时就与崇缔（顽固党，大阿哥师傅）争论于帝前，"谓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极口称义和团不可信，使臣不可杀。且云：按公法凡杀驻京使臣，敌国必以兵报复，若战而胜当屠城。此事万不可行"（《清史稿》本传，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立山因久典内廷，深得太后宠眷，为权贵所嫉。当联军至天津时，廷臣集议御前，载漪盛推拳民可用。立山适在侧，太后谓："汝言如何？"立山答："拳民虽无它，然其术多不验。"载漪怒曰："用其心耳，奚问术？！立山必与外人通，请以立山退外兵！"立山说："首言战者，载畸也。臣主和，又不谙外事，不足任。"载漪益仇之，因其宅邻教堂，乃中以蜚语，谓藏匿外人，竟论死（《清史稿》本传。按：有说：立山，家饶有资财，因与涧公（载们筒胞弟）争一妓，致遭诬陷。）立山，本后党，据说被监时，太后曾使人间讯照料。但，仍不能贷一死。

五大臣的被杀，固然是清廷内部顽固与洋务两派斗争的结果，是顽固派对洋务派的大反动，也应看作是愚昧狂妄战胜理智，倒退战胜进步。据王彦威《庚子西巡大事记》：许景澄奉使俄国十年，于外国情形尤为熟悉，袁昶久直总署，留心时务，徐用仪则为译署前辈，娴习政事，三人者同心协志，每议交涉事，赖其力者居多，三人为译署眉目。三人被害纯为政见之不同。袁、许被逮后，荣禄曾约同事力争，"比入对，助荣极谏者惟王协揍（文韶）一人，余皆默默不发，太后不许，令退班。荣请独对，复力争之。太后曰：”荣禄汝敢违诏旨乎？荣乃不敢复言。退曰：吾负两公矣！徐尚书（用仪）之被逮，荣相欲往约徐桐，请入谏。徐曰：”此等背国向外之人，杀一人少一汉好，吾不惟不能借同入谏，并劝公不必为请命也。荣与王协揆力争之，亦不能得。”"载漪甚至并奏王文韶为汉奸，总算在荣禄保奏下得以免究。与五大臣被杀同时，因戊戍政变被遣戍新疆的已革侍郎张荫桓也被杀于戍所。

五大臣仅因所持政见不同，或竟与政见牵涉不大，而出之于蓄意诬陷，结果被投诸狱，最后连当时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业一律处斩。这时慈禧在"反洋"的"狂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下所犯的错误，但是后来慈禧很快也改正了自已的错误。辛丑条约后，清廷很快颁诏昭雪五人，给予旌表。史称"五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