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张永东：“义和团运动”新评 (一）义和团内乱的出现 -- 木瓜

一、义和团内乱的出现

一八六一年"辛酉事件"后，慈禧太后支持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他不仅为当时封闭与落后的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开中国的国门，使西方的文化、思想、宗教、理论进入中国。这段时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大为改善。但是，西方文化、技术、思想、宗教等的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国的的传统文化、宗教、思想发生矛盾。他一方面与中国上层的一些封建特权发生矛盾，另一方又与传统的儒教文化发生矛盾。就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担心西方"洋人"影响的增大，会动摇清王朝。而最初也就表现在各地的一些反洋斗争中。

反洋教斗争的主力是农民。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长期处于封建主义在桎梏之下，又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不具备世界眼光的。，他们看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西方的新产品进入中国，侵略了人的利益。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开始对西方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产了一种抵触思想。这又导致他们对西方外来的不同宗教信仰、礼俗和生活方式，也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而农民的这种小生产的保守排外情绪，又正好迎合封建统治上层的一部分的排外思想，他们开始里应外合。而这种结合又表现在反对"洋教"的斗争。

自"洋务运动"后，随着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科学的的传入中国，外国的一些文化和思想，甚至宗教也开始传入中国。这些文化和思想最初大多数都是由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以传教的形式传入中国，当地的中国外国传教士，对于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技术，以及西方文明和文化都起了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山东便是外国传教士活动较多的地方。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国的这些传统拳教发生冲突，这个冲突不仅表现在文化，思想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对教徒的争夺上在中共出版的一些书籍中，把西方最初到中国来的一些传教士，说成是"侵略者"和"帝国主义分子"。实际上在当时历史西方的传教士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来华的许多传教士中有不少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抱着为宗教献身的精神来中国传教：也有些是失业者，借传教来中国谋生。还有部分传教士支持中国变革，支持中国的变革人士，如康有为就是靠传教士的帮助才逃脱清政府的追捕：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传播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他们最早在中西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教会在中国开设医院，以医疗作为传教为手段向中国传播现代西方医学技术。在客观上传教士、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技知识引进了中国，为中国训练出一批西医和护士。传教士还创办了许多教会学校，一些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除了宗教课程，还开设了英语、近代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课程。这也是当时的中国没有的。他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大批不同于中国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

最初反洋教斗争的自发性、分散性、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提不出明确的纲领口号：斗争形式和手段也很落后，斗争的方式和目的也主要是以"拆洋楼、扒铁道，电线全杆全不要"为主。义和团主要是以民间习武的拳会、结杜和信奉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武术拳会、结社，在道光后大体有两种发展趋向，一种作为秘密组织而流传。一种变为民间拳会。所以一部分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另一部分则无宗教迷信。原白莲教支派有些在甲午战后己由反清的秘密宗教发展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西方的和自保身家的暴力组织，随着斗争在各地的发展，也育一些民团参加进来。义和团原名义和拳，这组织起源于民间的白莲教，后来白莲教在大理内乱失败，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有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尽管这些组织有些由一些贫苦的民众参加，他们通过结社的方式组织成秘密组织，但是他又是民间一种迷信和封建色彩很浓的组织，极具欺骗性。这种组织最初是以传习拳术来发展教徒，后来则完全采用一种称哥道弟，或者烧杀强掠的办法来发展组织，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安。这些组织他不仅代表当时中国的最具封建和保守的力量，而且还带着很强的排外性。

从上述状况，可知没有统一领导，极为分散，和育较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是义和团组织的两个显着特点。参加义和团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流民，还有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水陆运输工人，以及散兵游勇：发展到京，津后不少中小地主、政府官吏和清军也参加了义和团。义和拳首先在冠县梨园屯一带展开反洋斗争：冠县梨园屯的天主教民与和义和团团民因建教堂和玉皇庙基发生争执，一些团民拆毁教堂，一八九七年春一些教民在在旧基上重建教堂，村民阎书勤等率众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并邀请直鲁交界处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他们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竖起、助清灭洋"大旗，率众暴动。直攻该县的红桃园教堂，随即东撤临清。之后，队伍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重返冠县展开反洋斗争，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力量扩展到直隶南部，一八九九年春，义和拳的斗争已遍及鲁西北地区。

山东巡抚张汝梅因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使义和团势力扩大引起朝廷的不安，后职由按察使毓贤升任山东巡抚。

面对"洋教"和义和拳兴起，朝廷内部也出现了两种意见。以直隶总裕禄，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等主张对义和拳采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为什幺要采取"抚"的政策？由于"洋教"大量的进入可以改为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而义和团的兴起又会造成内乱，这便在一部分清朝官僚中产生了以中国"拳民"对付"洋教"的办法。他们想通过加强"拳民"与"教民"之间的冲突，既达到了统治的目的，又实现了排外主义。而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洋务派则始终反对以"拳民"对付"教民"的略策，对于义和拳坚持"剿除"为第一义。

义和拳称义和团最早见于一八九八年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他认为这样"既顺舆情亦易钤束"。一八九九年夏，继任的山东巡抚毓贤出示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义和团得到迅速发展，并开始日益扩大起来，成为了以农民的流民为主体的反西方组织、义和团的组织一般分为两级，上一级是团，下一级是坛。坛，又称坛口，坛厂（场），拳厂（场），是义和团的基层组织，它是军事，宗教和政治一体的组织。坛上面虽说有上一级的团，但实际上并没有团一级的领导机构。有的坛口可以管辖几个，几十个以至几百个坛，故有称之为总坛的。各团都有自己的领袖，总团或其系统的领袖，一般称为老师，也有称教师、团首、大帅、祖师等。坛的首领称为大师兄，二师兄，首领的名字大都是公开的，上如张德成是天津一支坎字团首领，李来中是北京一支干字团的首领。坛口大半都设在一些庙、寺、院里，或其它公共场所。各个坛口都供奉他们信仰的"神灵"和敬仰人物的牌位。如玉皇大帝，关圣帝君、梨山老母等。在义和团盛行的地区，团坛很多，有一个村设二个坛口，甚至一个村设几个不同字号团坛，也有几个村设一个团坛的。各坛团民数无定额。义和团还有一些妇女组织，女青少年团叫红灯照，老妇团称黑灯照，成年妈女团名之为蓝灯照等。著名的有天津林黑儿（"黄莲圣母"）领导的红灯照。

山东是义和拳内乱最凶的地方，由于山东巡抚从李秉衡开始，张汝梅和毓贤都采取了抚的策略，使义和拳在山东获得了至少半合法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山东巡抚张汝梅他在向朝廷写的收编义和拳的报告中说，他派了专员调查，了解到冠县、南宫、曲周等县都有拳民的活动，"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所以他认为，"改拳勇为民团"，也就是"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之自卫身家，守望相助"这个办法是适当的。次年二月继任巡抚的毓贤也用"抚"的策略来对待义和拳。义和拳得到了巡抚承认的某种合法地位，开始在山东境内迅速发展，而义和拳改为"义和团"这个名称就是由于官方实行这种抚的策略而取的。

山东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地位，那知改名后的义和团，在得到朝廷一部分官僚的支持下，他们打出"保清灭洋"口号，吸引了更多受欺骗的群众，一时间，山东的许多地方都成了义和团的拳厂，如庄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拳厂多达八百个，他们采用一些中国传统的迷信和封建的东西欺骗"拳民"，如用画符，念咒，请神的"法术"，自称能练成"神拳"，刀枪不能伤身，还能使敌方刀枪失灵，他们所请的神也是五花八门，大多是神话故事和流行小说中的角色，如洪钧老祖、骊山老母、关羽、张飞、黄三太、黄天霸、孙行者、猪八戒等等，挑动一部分"拳民"与"教民"互相残杀，甚至肆意的攻击无辜的民众和朝廷，侵扰人们的正常生活和一部分人的正常信教自由，他们还到处放火烧毁教堂，攻击教民。这些都引起外国的不满和朝廷的不安。

山东义和团内乱，开始引起一些国家对山东巡抚毓贤的不满，他们开始要求清政府撤换他。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对清廷建议说："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美国对外关系》，第二卷，一九０二年，第七七至八四页。）暗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可以担当这一任务。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致函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情势下进行话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他将顺利地迅速平定叛乱。"（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三至四页。）

对于山东的局势，袁世凯早已表示关注。一八九九年五月，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此间，他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七月回到小站，他立即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已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建议：在山东必须"慎选牧令"，"讲求约章"，"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一，第九至十一页。）他的这些建议对于解决当时的山东内乱上具有一定的益处，十一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的建议。由于袁世凯的献策以及人们和西方各国对袁世凯才能的评价，再经荣禄推荐袁世凯被派到山东，去解决山东内乱。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清政府发出上谕，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三月十四日实授）。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世凯统率。消息传出，许多人甚至国外的许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解决山东内乱的唯一人选。如第二天，美国公使康格就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去信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复，我们希望如此。"（参阅《美国对外关系》，第二卷，一九０二年，第七七至八四页。）

袁世凯到任山东巡抚后，应该说在平定义和团内乱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据说义和团的"拳民"都有神体附功，刀枪不入的本领。在袁世凯去山东前历任山东巡抚都被义和团的捉神弄鬼的把戏所欺骗，而且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也被欺骗。袁世凯知道，要想从根本解决和平定山东义和团内乱，就必须戳穿义和团这些欺骗人们的封建与迷信把戏。有一次，为了戳穿这个把戏，袁世凯给一些义和团的首领下了请贴，让他们来巡营表演他们的"法术"，好家伙，当这几个首领一个个装神弄鬼，口吐白沫，一个头领欺骗袁世凯说，神功附体后就什幺打不死。为了验证这个所谓的"刀枪不入"，袁世凯进行当场验证，随着两声枪响，两个欺骗者应身而倒毙命。自这次表演后，袁世凯通过事实教育了"拳民"，也教育那些受欺骗的民众。

就在袁世凯到达济南的第四天（十二月三十日），平阴、肥城交界处发生了一起教案，英国传教士卜鲁克被一些"拳民"杀死，袁世凯清楚外国传教士的正常活动得不保护和外国传教士的安全没有保障，这不仅影响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也影响以道德闻名的天朝帝国的名声。从维护国家名声和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袁世凯以法严惩了几个罪犯，其中判案处决两个杀人者死刑，一个终身监禁，两名有期徒刑，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还罚出事地方居民银五百两，为卜鲁克竖立纪念碑，并给赔给教堂银九千两，将肥城县令撤职。袁世凯以如此大胆的胸怀，处理了这起杀害无辜外国外教士的案件，既惩办了凶手，又教育了一些受欺骗的"拳民"，同时又较好的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受到中外民众和政府的一致好评。

正是在袁世凯的这种文明和理智的治理下，一些受欺骗的"拳民"开始纷纷觉醒，他纷纷退出"义和团"，义和团也开始在山东瓦解，而且这个时期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在山东也趋于好转，一些外国传教士又开始回来到中国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山东的治安秩序也开始大为好转，义和团过去任意杀人放火，强掠他人财产的现象被禁止。为了巩固这些种秩序，袁世凯还采取了一些"治本治标"的办法，从提高广大民众的素质出发，袁世凯编印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材料和大量的白话诗歌，四处张贴，广播民间，开始在山东起到了较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