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张永东：“义和团运动”新评 (一）义和团内乱的出现 -- 木瓜

七、如何认识义和团？

如何认识义和团？虽然目前出版的一些有关义和团的书籍，大都对义和团做了肯定认识，甚至一些书把义和团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农民运动，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近些年来一些人也开始对这说法提出批评，一九九九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凌志军，马立诚撰写的《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曾对义作团做了这样的评价，这也是目前中国最为客观的评价，现引抄如下：

"复旦大学学者姜义华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勃兴于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风潮中，士大夫喊出了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保种就是保卫民族独立，保国就是保卫国家主权，保教就是保卫传统思想与文化；这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虽然当时没有民族主义这一名词。”"……

"他们强迫北京所有的”洋药店”改名”土药”。

据史书载；

义和团在右安门外焚烧教民的住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前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义和团纵火焚四千余家……火延城阀，三日不灭。”

慈禧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奖给十万两银子。大臣载漪在官邸中也设了拳坛，早晚膜拜。这一来更助长声威，使”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

结果；车夫小工，都放弃了辛苦的本业，参加义和团。域郊附近的无赖，也纷纷赶来。城里”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平素有私仇的，就在这时指为教民，于是杀掉全家；死者数十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满丹，亦毙之。”

他们烧掉地图，砸碎放大镜，眠镜及西洋钟表，因为这些都是从外国传来的东西。不从的，他们就大开杀戒、以示与外国”划清界限”

义和团还把一些地名改为”切洋街”，”断洋桥”。一些平时接近外国人的中国人，被义和团称作”二毛子”“三毛子”，加以杀害。

作家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一书中写的义和团大闹北京的情景，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增加了许多在课本中不易读到的知识：

"义和团一旦迸了城，在慈褡太后和端王暗中庇护之下，行凶作恶；弄得人人战栗，全城震惊。他们各处游荡，寻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杀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各处去烧教堂，烧洋房子，毁坏洋镜子、洋伞、洋钟、洋画，杀的中国人倒比杀的洋人多，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很简单：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面前，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纸灰是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神坛是对着大街，对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义和团的人就要烧香，而那些拳民就打拳：拜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这个《西游记》小说上的猴子精就是他们供奉的神灵。于是满街香烟绦绕，香味扑鼻，人人觉得似乎进了西游记异域殊方的神仙国度。"

"前几天，博威信洋行被抢了，把钟表、镜子都砸碎了。一个人拿了一瓶子香水当酒喝。喝下去，脸变得煞白，倒在地上乱"喊叫乱，说喝下洋药中了毒……他以为电话是妖魔地雷，装在哪儿要炸死他，于是就把电话砸烂，把电线割断了。"

在天津，人们把仇恨集中到铁路、轮船和电线上，认为这些东西给自己带来了苦难。”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借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

一九００年四至五月间，天津各处贴遍揭帖，勒令教堂的人一周之内全部离开，并提出"挖铁皤、砍电线、毁轮船"，把外国人统统赶出中国。

在东北，州县教堂被烈火吞没，俄国铁路站房和火车站被义和团拆毁。义和团与清军联合，打败了侵占哈尔滨的俄国军队。

在山西、河南、内蒙、大部分教堂都被烧毁，外国传教士和许多教民被杀死。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义和团认为：”只有把一切洋人赶走，一切洋物取消，人民大众才有出头之日。”（《近代中国八十年》）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张义和团揭帖是：”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

最可悲的是，在慈禧太后召见义和团大师兄之后，大臣们顺着”上头”的意旨，馅媚干进，争以义和团为奇货，竟相建言。

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策说：”攻打外国大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杀尽外国驻华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是当今的上策。这样定能大振国威，让外国害怕。”顽固派首领端王载满看后，竟然高兴他说：”这真是公论！”

御史徐道现在奏折中竟引出传说中的神话人物说：”洪钧老祖已经下令让五条巨龙去守大沽，不劳我们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外国的军舰一定都会自行沉没。”

还有一位御史陈嘉言不知从什幺地方得到了传达上天意旨的帛书，说：”帛书已经预言：外国当自行灭亡。”

义和团是一柄双刃剑，其历史作用是非常复杂的。

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意志；但同时、它盲目排外、笼统排外的民族主义，以及排斥近代生产方式、排斥科学技术的愚昧封闭，则具有明显的落后性，阻碍了中国的前进与发展。

义和团反对改革（戊戌变法）的取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令人痛心。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他又说，”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瞿秋白分析说，义和团”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一九九七年为《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指出：从现代化这一新范式来看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把中国近代史仅仅视为一场”革命史”，从新范式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及人物，都要重新审视。比如义和团，对它盲目排外等不利于现代化的消极方面，就会有较多分析和批评。对于近代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也不是简单地把”侵略”与”反侵略”作为唯一的视角与标准，而是较多自省，对那种固步自封，以”天朝上国”自居的闭关心态持批判态度，对危害匪浅、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多一分警惕；同时，它更多地看到西学东渐对中国新文化的催生作用，并认为只有这种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

资深历史学家李时岳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了义和团的盲目性和落后性。他说：义和团反对基督教的理由之一是说基督教造成了华北大旱。义和团以其蒙昧思维创造了一种鼓动愚民的有效范例。义和团把反基督教扩大为杀掉一切在华的外国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许有洋人。”义和团又把矛头指向科学技术：”挑铁道，砍电线，旋再毁坏大轮船。”“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这种盲目排外引，回归闭关锁国旧时代的企图，反映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垂死挣扎，貌似爱国，实属祸国。义和团尽管事出有因，有广大群众参加，但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不值得肯定。

事实上，义和团是受载猗等顽固派大臣利用的。李时岳文章指出，载猗亲贵集团是为了乱中夺权。慈禧欲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废掉光绪，遭到各方特别是外国使团反对未遂。载漪欲”借兵力摄使臣”，打义和团的主意。载漪曾指使义和团闯人宫中企图搜杀光绪皇帝。义和团还曾下令”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义和团还责令”康有为回国治罪”。义和团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堕人黑暗势力掌握之中。

关于八国联军问题。李时岳文章说，八国联军以代中国平乱为名，并未向中国宣战，而清政府却是对外宣了战的。宣战书尽管慷慨陈词，却没说明为什幺宣战，也没说明向那个国家宣战，实为奇文。载漪集团假造各国使团要求归政光绪的照会给慈慈，激怒慈禧，不惜以国事为赌注，要求攻打各国使馆。说穿了，他们是为皇位而战。义和团就作了载猗、徐桐之流的工具。

一九九七年去世的作家王小波在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中有这样一段忧虑的文字，”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一--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

义和团封闭排外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早在清初，一六五六年（顺治十三年），清政府就厉行"海禁"，宣布”片板不许下海”。

一七五七年，干隆皇帝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下令封闭江苏、浙江、福建三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口岸对外通商。

两年之后，干隆又下令在广东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其后又陆续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行动范围以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等作下了极为繁细苛刻的规定。

闭关的又一措施，是一七六０年在广州恢复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批准的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性官商组织，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并担保外国人交税，约束外国人在广州的起居活动等，不许民间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与外国人接触。这一制度一直实施到鸦片战争爆发才被打破。"（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广州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三四至-二三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