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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张永东:“义和团运动”新评 (一)义和团内乱的出现 -- 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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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七)如何认识义和团?

七、如何认识义和团?

如何认识义和团?虽然目前出版的一些有关义和团的书籍,大都对义和团做了肯定认识,甚至一些书把义和团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农民运动,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近些年来一些人也开始对这说法提出批评,一九九九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凌志军,马立诚撰写的《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曾对义作团做了这样的评价,这也是目前中国最为客观的评价,现引抄如下:

"复旦大学学者姜义华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勃兴于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风潮中,士大夫喊出了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保种就是保卫民族独立,保国就是保卫国家主权,保教就是保卫传统思想与文化;这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虽然当时没有民族主义这一名词。”"……

"他们强迫北京所有的”洋药店”改名”土药”。

据史书载;

义和团在右安门外焚烧教民的住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前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义和团纵火焚四千余家……火延城阀,三日不灭。”

慈禧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奖给十万两银子。大臣载漪在官邸中也设了拳坛,早晚膜拜。这一来更助长声威,使”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

结果;车夫小工,都放弃了辛苦的本业,参加义和团。域郊附近的无赖,也纷纷赶来。城里”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平素有私仇的,就在这时指为教民,于是杀掉全家;死者数十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满丹,亦毙之。”

他们烧掉地图,砸碎放大镜,眠镜及西洋钟表,因为这些都是从外国传来的东西。不从的,他们就大开杀戒、以示与外国”划清界限”

义和团还把一些地名改为”切洋街”,”断洋桥”。一些平时接近外国人的中国人,被义和团称作”二毛子”“三毛子”,加以杀害。

作家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一书中写的义和团大闹北京的情景,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增加了许多在课本中不易读到的知识:

"义和团一旦迸了城,在慈褡太后和端王暗中庇护之下,行凶作恶;弄得人人战栗,全城震惊。他们各处游荡,寻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杀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各处去烧教堂,烧洋房子,毁坏洋镜子、洋伞、洋钟、洋画,杀的中国人倒比杀的洋人多,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很简单: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面前,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纸灰是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神坛是对着大街,对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义和团的人就要烧香,而那些拳民就打拳:拜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这个《西游记》小说上的猴子精就是他们供奉的神灵。于是满街香烟绦绕,香味扑鼻,人人觉得似乎进了西游记异域殊方的神仙国度。"

"前几天,博威信洋行被抢了,把钟表、镜子都砸碎了。一个人拿了一瓶子香水当酒喝。喝下去,脸变得煞白,倒在地上乱"喊叫乱,说喝下洋药中了毒……他以为电话是妖魔地雷,装在哪儿要炸死他,于是就把电话砸烂,把电线割断了。"

在天津,人们把仇恨集中到铁路、轮船和电线上,认为这些东西给自己带来了苦难。”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借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

一九00年四至五月间,天津各处贴遍揭帖,勒令教堂的人一周之内全部离开,并提出"挖铁皤、砍电线、毁轮船",把外国人统统赶出中国。

在东北,州县教堂被烈火吞没,俄国铁路站房和火车站被义和团拆毁。义和团与清军联合,打败了侵占哈尔滨的俄国军队。

在山西、河南、内蒙、大部分教堂都被烧毁,外国传教士和许多教民被杀死。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义和团认为:”只有把一切洋人赶走,一切洋物取消,人民大众才有出头之日。”(《近代中国八十年》)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张义和团揭帖是:”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

最可悲的是,在慈禧太后召见义和团大师兄之后,大臣们顺着”上头”的意旨,馅媚干进,争以义和团为奇货,竟相建言。

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策说:”攻打外国大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杀尽外国驻华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是当今的上策。这样定能大振国威,让外国害怕。”顽固派首领端王载满看后,竟然高兴他说:”这真是公论!”

御史徐道现在奏折中竟引出传说中的神话人物说:”洪钧老祖已经下令让五条巨龙去守大沽,不劳我们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外国的军舰一定都会自行沉没。”

还有一位御史陈嘉言不知从什幺地方得到了传达上天意旨的帛书,说:”帛书已经预言:外国当自行灭亡。”

义和团是一柄双刃剑,其历史作用是非常复杂的。

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意志;但同时、它盲目排外、笼统排外的民族主义,以及排斥近代生产方式、排斥科学技术的愚昧封闭,则具有明显的落后性,阻碍了中国的前进与发展。

义和团反对改革(戊戌变法)的取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令人痛心。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他又说,”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瞿秋白分析说,义和团”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一九九七年为《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指出:从现代化这一新范式来看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把中国近代史仅仅视为一场”革命史”,从新范式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及人物,都要重新审视。比如义和团,对它盲目排外等不利于现代化的消极方面,就会有较多分析和批评。对于近代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也不是简单地把”侵略”与”反侵略”作为唯一的视角与标准,而是较多自省,对那种固步自封,以”天朝上国”自居的闭关心态持批判态度,对危害匪浅、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多一分警惕;同时,它更多地看到西学东渐对中国新文化的催生作用,并认为只有这种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

资深历史学家李时岳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了义和团的盲目性和落后性。他说:义和团反对基督教的理由之一是说基督教造成了华北大旱。义和团以其蒙昧思维创造了一种鼓动愚民的有效范例。义和团把反基督教扩大为杀掉一切在华的外国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许有洋人。”义和团又把矛头指向科学技术:”挑铁道,砍电线,旋再毁坏大轮船。”“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这种盲目排外引,回归闭关锁国旧时代的企图,反映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垂死挣扎,貌似爱国,实属祸国。义和团尽管事出有因,有广大群众参加,但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不值得肯定。

事实上,义和团是受载猗等顽固派大臣利用的。李时岳文章指出,载猗亲贵集团是为了乱中夺权。慈禧欲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废掉光绪,遭到各方特别是外国使团反对未遂。载漪欲”借兵力摄使臣”,打义和团的主意。载漪曾指使义和团闯人宫中企图搜杀光绪皇帝。义和团还曾下令”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义和团还责令”康有为回国治罪”。义和团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堕人黑暗势力掌握之中。

关于八国联军问题。李时岳文章说,八国联军以代中国平乱为名,并未向中国宣战,而清政府却是对外宣了战的。宣战书尽管慷慨陈词,却没说明为什幺宣战,也没说明向那个国家宣战,实为奇文。载漪集团假造各国使团要求归政光绪的照会给慈慈,激怒慈禧,不惜以国事为赌注,要求攻打各国使馆。说穿了,他们是为皇位而战。义和团就作了载猗、徐桐之流的工具。

一九九七年去世的作家王小波在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中有这样一段忧虑的文字,”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一--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

义和团封闭排外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早在清初,一六五六年(顺治十三年),清政府就厉行"海禁",宣布”片板不许下海”。

一七五七年,干隆皇帝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下令封闭江苏、浙江、福建三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口岸对外通商。

两年之后,干隆又下令在广东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其后又陆续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行动范围以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等作下了极为繁细苛刻的规定。

闭关的又一措施,是一七六0年在广州恢复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批准的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性官商组织,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并担保外国人交税,约束外国人在广州的起居活动等,不许民间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与外国人接触。这一制度一直实施到鸦片战争爆发才被打破。"(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广州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三四至-二三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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