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西方人看中国电影 -- 尔雅

安娜请我们去她家，一大半是为了她的先生──布。布是一位退休的物理学家兼科幻作家，业余爱好是收藏。他多次来中国讲学，对中国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喜欢结交中国朋友，与我同去的张先生就是他在中国认识的朋友之一。张先生是个年逾古稀的胖老头，原来是外语学院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打成右派，在东北林场受过不少苦，但一直没放弃专业，改正以后，专事翻译，翻译过布写的科幻小说。这次到挪威看女儿，顺便来瑞典看望当年的老朋友。有了张先生，我心里踏实了──万一听不懂说不清，他可以做我的翻译。周五下午五时，安娜把汽车准时开到我住的公寓楼下，接上我之后又转到宾馆，接上张先生。安娜的家在另外一个小城，开车得走四十分钟。这个小城里到处都是中国媒体大吹特吹的「汤耗子」──两层或三层小楼，楼的四周是一片很大的绿地。瑞典是欧洲第四大国家，总共才八百五十万人口，有的是地方。布是个和蔼的老先生，中等身材，戴个大眼镜，眼镜后面眨巴著一双浅灰色眼睛，鼻子不大不小，头发没了，胡子却极发达，把下半个脸盖得严严实实。我们进门的时候，他正在厨房忙活，两只手沾满了面粉，握手拥抱只好免了。安娜说，他是一个烹饪高手，最善于用烤箱──面包、土豆、鱼、肉都用烤箱烤。两个月后，布在吃了我的煮饺子之后，告诉我，他打算用烤箱烤饺子。

　　坐客的重要节目是吃饭，饭桌上，布向我们夸耀他的中国文物收藏。于是，饭后的节目就是到地下室参观他的收藏。地下室有五、六间大小不一的房子，里面放著各种木制的架子，架上分门别类堆著他收藏的文物：柏林墙上的砖块、斯大林铜像上锯下来的手指、文革期间烧制的有毛主席像的陶器、毛主席与林彪在一起接见红卫兵的邮票、红卫兵小报、样板戏的剧照、73年到75年的《中国摄影》、数百种毛主席像章、各种各样的老三篇、老五篇，形形色色的袖章──百万雄狮、首都三司、保定革造、贵州狂飙、内蒙师院红旗……，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我问他：「你收集这些东西干甚么？」

　　我是隆德收藏家协会的会员，我原来收集印度的文物，但是它们太贵了。中国的我还买得起，而且还有中国朋友替我砍价。」他指了指张先生。「我的理想是2006年与罗伯特合作，在瑞典办一个中国文物展览。届时张先生将被邀请为嘉宾，当然不会让他白当，他得帮助我们为每一件展品写说明。」国内的好事者一直嚷嚷建立甚么文革博物馆，嚷嚷了二十多年，连个影儿也没见。要是布的这番话让他们知道了，肯定又得痛心疾首，痛不欲生。其实他们大可以想开点，这年头提倡资源共享，提倡文化交流，提倡与国际接轨。中国好不容易有了一种可以与各国人民共享的东西，这东西让大家有了交流的机会，有了共同的语言，中国以此为桥梁走向了世界。这是好事，干嘛要捶胸顿足，非要争国内国外，谁先谁后呢？再说，这些文物在国内二道贩子手里肯定不如在布的地下室里保存得好。余秋雨说的对，幸亏王道士把敦煌文物卖给了法国佬，要不然，它们早就灰飞烟灭了。王道士是保护中华文物的功臣，应该给他平反昭雪，树碑立传。　　

　 从地下室往上走的时候，我对布说：「预祝你的展览成功，如果你也邀请我的话，我会让你的像章再增加几枚。」

　　布挺认真：「我现在要求的是种类而不是数量，如果你能找到我没有的种类，我就一定邀请你参加。如果你能找到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剧照，我愿意支付往返机票。」　　「你要它干吗？它是文革前的东西。」我问。

　　布瞪大眼睛，惊讶地看著我：「你不知道吗？它是样板戏的妈妈，没有它，就不会有那十八个样板戏。」我拍拍他的肩膀：「样板戏只有八个。」

　　ＮＯ，ＮＯ，江青说过，样板戏有十八个。这是罗伯特告诉我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一提起罗伯特，我没脾气了。那家伙自称是乾嘉学派的海外传人，写起文章来，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句无来历。他这么说，肯定有充分的证据。　　

　　我们回到客厅，安娜已经准备好了咖啡，正在那里喷云吐雾。我们啜著咖啡，侃起了大山。　　

　　布还惦记著他的样板戏：「我看过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很让我吃惊，中国人能跳这么好的芭蕾舞。可是，我不明白，为甚么那些美丽的姑娘要舞枪弄刀，满台都是刀光剑影。把漂亮大腿和野蛮的刀枪混在一起，是要展示人性的原始冲动──性与暴力吗？」　　

　　这个问题实在无法回答，可是那大眼镜后面的灰眼睛盯著我，非回答不可。　　

　　我尽可能委婉地告诉他：「恐怕你的理解有点偏差，它不是想展示性与暴力，它想展示阶级斗争──受压迫的人民拿起武器反抗压迫。」　　

　　　　「反抗压迫有各种方式，一定要用刀枪，一定要流血，一定要死人吗？　　

　　　　「我们也不想流血，不想死人，可是革命不能不流血，不能不死人。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使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　　

　　老先生耸了耸肩膀：「革命？为甚么一定要革命？你看，我们不革命，不是也从北欧海盗变成了文明人。」　　

　　安娜在旁边纠正布教授：「我们也革过命，只不过时间太短，还没等流血死人就结束了。」

　「怎么回事？」我和张先生不约而同。　　

　　老先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本世纪初，列宁组织了布尔甚维克党，这个党领导俄国工人进行组织武装，推翻了沙皇。瑞典的激进派决心向俄国人学习──推翻瑞典的国王，建立他们布尔甚维克的人民政权。他们把总部设在离这里不远的马尔摩，那是瑞典的第三大城市，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激进派夺了工会的权，领导工人们进行武装斗争──修街垒，筑工事，准备迎战警察和军队。工人们当然愿意斗争，因为他们一罢工，资本家就得长工资。要是修街垒，堵交通，拿起枪杆子，再打死几个警察，让整个城市瘫痪，工资该长多少呢？所以，他们修街垒时都很卖力。可是修到中午，大家都饿了，领导人放他们回家吃饭。吃完了再接著干。没想到，工人们吃了饭都不来了──他们怕累，怕死，不干了。结果革命只革了半天，就流产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国王陛下的领导下。」

　「流产是因为他们回家还有饭吃，中国人之所以革命，就是因为回家没饭吃。」我觉得这个回答一针见血，非常精辟。　　

　　可是老先生不以为然：「没饭吃也不见得一定要革命，印度很多人也没饭吃，

　　为甚么不革命呢？是因为他们有个甘地，中国有个毛泽东吗？不是，是中国人天生就喜欢革命。这是中国官员们告诉我的。他说，不喜欢革命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要革命的。我们革了半天就累了，你们革了半个世纪还不累，难道你们回家还没有饭吃吗？」

　「东西方对时间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讲，半个世纪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它大概只相当于你们的半天。你知道，中国的历史太长了。」张先生说。　　

　　我对张先生的幽默并不欣赏，布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我说：「中国人也感到累了。所以从八十年代起就不再搞阶级斗争，不搞运动了。」

　　布不同意：「可是，我去年在中国的时候，电视里还在播放《红色娘子军》

　芭蕾舞是为美，为爱创造的，你们为甚么非要让它革命呢？

　「这叫『洋为中用』。」张先生还挺会插科打诨。

　　布耸耸肩：「我宁愿西方没有发明芭蕾舞。它让我想起了齐瓦格医生，不是白求恩医生。你看过《齐瓦格医生》的电影吗？英国导演大卫．里恩导的。」

　　我看过，但是我告诉他没看过──为的是扫他的兴。　　

　　没想到，他老人家一点也不气馁，兴致勃勃地讲起来：「你要看，一定要看。不但要关心诗人齐瓦格医生，还要关心他情人的丈夫，就是那个叫斯尼克的年轻人，他仇恨沙皇政府，同情贫困的下层人。他撒发传单，参加游行，为穷人向政府要面包。沙皇的骑兵冲散了游行队伍，他受了伤。从此，他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把穷人救出苦难。他参加了红军，英勇作战，有一次差点被白军的炸弹炸死，炸弹给他的脸上留了一道长长的月芽形伤疤。他成了红军的指挥官，他的妻子听说他在亚库坦，带著孩子去找他，可他拒绝见他美丽的妻子。他烧毁村子，抢走了农民的粮食，只因为当地人接待了白军。那可是冬天呀，俄罗斯的冬天！大雪、寒风，村民们冻死了，饿死了。可他并不认为这有甚么错。他认为，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在创造历史，在创造一个人间天堂。在审讯齐瓦格的时候，他说，他原来喜欢齐瓦格的诗，但现在讨厌他的诗──情感、心灵、洞察力是天底下最没用的东西，在俄国，个人生活被抹杀了，历史不存在了。为甚么？因为革命，因为他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可是，这样的革命者却死在革命者手里──更革命的革命者怀疑他对革命的忠诚，宣布了他犯了背叛革命的罪行。在押往刑场的路上，他夺过了卫兵的枪，自杀了。」

　 要不是张先生的翻译，以我的英语听力肯定是听不懂他的这套长篇大论的。问题是，尽管我弄明白了这个曲折的故事，仍旧弄不懂布先生的意思──这跟芭蕾舞，跟《红色娘子军》有甚么联系？我懒得问，正好安娜的女儿问我中国少数民族的事，我乘机溜到另一个房间，留下张老先生独自对付布。　　

　　回来的路上，张老告诉我，布之所以对《齐瓦格医生》中的斯尼克感兴趣，是因为他是被自己的理想杀死的。布认为，理想是可以杀人的，要么杀别人，要么杀自己。而中国的芭蕾舞正是大卫．里恩摄影机下的斯尼克。

日本人的逻辑──西方人看中国电影之四

作者：启之

瑞典大学的规矩是，老师和学生都迟到，上课时间是8点30，8点40进教室，9点来齐了就阿弥陀佛。只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才能惯出这样的毛病来。吃了几次早来的亏，我也入乡随俗，保证8点45进教室。这一次，教室里还是空空荡荡，于是我泡了一杯咖啡，边喝边看比尔．奥古斯特的《斯米拉对雪的感觉》。

　　9点半了，居然还没有动静。我出去转了一圈，整个大楼静悄悄的，外面的绿地上散落着十几个青年人，光着身子做日光浴，白屁股与绿草相映成趣。这情景我在挪威也见过，北欧缺少阳光，是不是有这种规定，阳光好的时候，学生就自动停课晒屁股？

　　回到教室，里面居然坐着一男一女。一见我进来，马上站起，一齐鞠躬，一齐捧上名片，一齐用英语说："早晨好，请允许我听您的课。"

　　不用问，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文发音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我还差。看看他们递上的名片：男的叫高树仓一，女的叫完田美子，两位都在哥德堡大学学中文。男的长尖脸，大眼，八字眉。女的圆脸，细眼，弯眉。两人都戴眼镜，三十出头，大约是夫妻。

　　他们解释，今天是瑞典的仲夏节，学校放假，他们从网上看到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专页，知道我在这里讲电影，就从哥德堡赶来，事先给我打过电话，没人接，就到教室来看看。能碰到我，他们深感荣幸云云。

　　我这才想起来，上周去哥本哈根，临行前研究中心的秘书问我，学校要放假，我是否愿意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几天？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谢绝了。仲夏节是瑞典特有的节日，据说这一天阳光最好，所以屁股也要见见天日。

　　经过一番交谈，知道他们在哥德堡大学研究传播学。来哥德堡之前，在北大呆了四年，听过严家炎的课，在斯德哥尔摩呆了三年，听过罗多弼的课，还见到过诺贝尔文学奖中文评委马悦然，他们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孔捷生的小说和北岛的诗，认为姚是中国古典文学大师，孔是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北岛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来这里一是旅游，二是为博士论文做准备。我试着说了几句中文，他们都听懂了。

　　我请他们坐，两个人鞠躬。刚坐下，高树又起身鞠躬--问我能不能把谈话录下来，我说没问题。他第三次鞠躬，完田跟着鞠。我想起了一位美国记者在日本的观感--日本人的腰简直像弹簧一样，一天要弯成百上千次，人人乐此不疲。我跟那位美国记者同样，对这种形式主义的礼貌并不欣赏--阳光下的屁股比西装里的弹簧要真实坦荡得多。

　　客套之后转入正题，高树扶扶眼镜："我们正在准备关于中国电影与国民性的博士论文，听说您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特地来请教。"

　　五年前，一位北大同窗跟我借美元，说他要去美国研究明清小说。与这位同窗比起来，这两位到瑞典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人只能是小小巫了。

　　高树又要起身鞠躬，我赶紧示意免了。没想到按下葫芦起来瓢，完田冷不丁地起立鞠躬，并轻启樱唇："我们想请教的问题，可能多有冒犯，请先生原谅。"

　　我不得不移座欠身。心想，跟日本人在一起，我的腰也得弹簧化。

　　高树开问了："请问，贵国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反映的是不是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不假思索：电影是虚构，但它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

　　完田：您一定看过《地雷战》，麻烦您再看一遍，只看其中的一段，我们需要您的讲解。

　　说着，她把手提电脑打开，装进《地雷战》的光盘。

　　我懒得再看这种老掉牙的片子："你们一定得看电影才能提问题吗？"

　　高树："我们怕讲不清楚。"

　　"那好，请把电脑关上，这里有多功能光盘机。"

　　几分钟之后，这部1962年拍的，曾经与《地道战》、《平原作战》一起被誉为"老三片"的抗日电影呈现在瑞典的电视屏幕上。奇怪的是，它与我当年看过的不太一样--片名下面多了三个字"教学片"，开头还加上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并有简要的说明。完田对这个电影非常熟悉，放过开头之后，她就将光盘快进，直到四分之一的地方才恢复正常。

　　高树提醒我："教授，请您注意一下这个情节。"

　　我盯着屏幕--

　　黄村据点的鬼子和伪军要扫荡根据地，途经赵家庄，赵家庄的三个女民兵为了把敌人引进地雷阵，在山上打冷枪吸引他们过来。中野队长和一个伪军军官躲在一块大岩石后面，寻找开枪的人。伪军军官一会指着前面说："太君，土八路的这边。"一会儿又指着左边："太君，土八路的那边。"中野生气地打断他："什么这边，那边。"指着侧面的山峦："土八路的那边！"伪军军官赶紧点头称是。

　　中野得意自己的发现，对伪军军官打着交叉的手势，指示他："你们的这边，我们的那边。"伪军军官向身后的伪军招手。鬼子和伪军兵分两路，向山上包抄过去。

　　这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我回头看着完田。完田莞尔一笑，露出两排白且尖的牙。她关掉光盘机："启之教授，在日中战争期间，确实存在着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军队吗？"

　　这不是问题，这是挑衅，我不得不正告她："完田女士，我得纠正你，在中日历史上不存在日中战争，只存在日本侵华。至于你的问题我看是多余的--任何时期，任何外国侵略者都会在被侵略的国家里找到背叛者。中国也不会例外。"

　　完田依然笑容可掬，一边鞠躬一边说："谢谢指教。"

　　高树："您能否告诉我们，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友军的人数？"

　　"对侵略者是友军，对被侵略者是叛军，是伪军。高树先生，你在提到他们的时候最好注意用词。至于你的问题，历史书上有，我不记得。"

　　高树起身鞠躬，嘴里发出："哈伊，哈伊，yea, yea,"的声音，表示认错。

　　完田伸出涂了指甲油的纤纤细指，从皮包里取出另一张光盘："您一定看过《地道战》，这里面有答案。"

　　所谓答案就在高家庄民兵队长高传宝的一句话上。完田对这部电影的熟悉程度让我吃惊，她准确地将光盘调到关键处，屏幕上出现了高传宝敲钟的身影，在"当当当"洪亮的钟声中，高家庄的男女民兵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大树下集合。

　　高传宝拿着一份情报，向民兵们传达："上次没有打死的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又来了。

　　一民兵问："队长，来了多少？"

　　高传宝扬扬情报："这上面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高树："贵国电影提供的数字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是日本的两倍。贵国学者胡华先生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对此提供了详确的数字，请您过目。"

　　他从背包中拿出一个三寸厚的自制的大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日文，侧面贴着分类的标签，他翻到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递给我。

　　两张中文书的复印件展现在我的面前，左边的一页是"1938年至1945年的日伪人数表"，右边一页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南地区抗击日伪军战绩统计表"。左边的数字太多，我看得不仔细，只留下一个基本印象--伪军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总人数少于日本。右边的数字一目了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日军是52万4千余人，伪军则是118万6千余众。

　　高树指着那两页说: "这左面的是胡华先生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下册的第801页的复印件，这右面的是同一本书的第802页的复印件。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我打断他："这确实是中国人写的，中国出的书，但是，它只能说明，伪军在总数上少于日本军队，你不妨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看看。"

　　高树："这下面有一行注释，请先生细读。"

　　这时，我才注意到复印件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上述所统计的日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四区，伪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三区。

　　高树的脸上闪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日本军队的人数是四个地区的，伪军的人数只有三个地区的，这两个数字是不可以比较的。"

　　完田在一边添油加醋："也就是说，伪军的实际人数未必比日军少，倒很可能比日军多。"

　　真让人窝囊！这是什么***学术著作！我心里暗暗骂街。表面上还挺强硬："你们从电影说到史书，到底想说明什么？"

　　高树："我们只想向您讨教，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多投降日本？这是否与国民性有关？"

　　他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神难以捉摸。

　　我压着火--不管这两个日本人怀揣什么动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你不能否认，几乎所有的抗日电影中都有这类形象，你不能否认伪军之多、汉奸之众与国民性无关。他们为什么投靠侵略者呢？没见有人研究过。

　　大约是政府腐败，社会黑暗，国家亏待了他们；大约是小人当道，邪气上升，与其当小人，不如找个靠山当汉奸；大约是心中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或者是相信了大东亚共存共荣的鬼话，从种族主义出发，以为这是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战争，黄种人要雪耻，要报仇，要做天下的主人。

　　"……它确实与国民性有关，一盘散沙、有家无国、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跟日本人说这些话让我很难受，但我还是不太情愿地说了。这两位日本人看来是中国通，不说他们也知道。尽管如此，面前的那台录音机还是让我老大不舒服。

　　高树和完田一齐站起，又朝我鞠了一大躬。

　　我不知道这回该不该回鞠一躬。

《被告山杠爷》：中国的“孙子”

影评家说老外看不懂《被告山杠爷》，我选片的时候，上高中的女儿也这样说。本想把它作为教学参考片，讲《天网》时随便提一下。现在我改了主意--让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啃啃这块硬骨头吧。为了防止他们在细枝末节上跟我胡搅，我先发下译成英文的语言点和故事梗概。下面是梗概的缩写版：

　　在四川的大山里，有个叫堆堆坪的村子。一天，县检察院来了人调查村长山杠爷违法的事。村民们都替他抱不平--山杠爷可是个好人呀，你看，他不占公家便宜，事事为集体、为村民们着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治村有方，全村像个和睦的大家庭。这样的模范干部怎么能犯法呢？

　　山杠爷确实犯了法--他把夯娃的婆姨强英绑起来游街，弄得她没脸做人，吊死在山杠爷的家门口。他私拆明喜给桂花的信，强迫明喜回村。他说捆谁就捆谁，想关谁就关谁，酒鬼和王路都被他捆过、关过。他还动手打人，党员赵二立就被他当众打了四个大嘴巴。

　　但是，山杠爷犯的法都合情合理，绑强英游街，因为她打骂婆婆，不听从劝告。为了树立孝敬老人的风气，山杠爷不得不这样做。她不思悔改还以死相抗，是自绝于人民。他私拆信件，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春耕计划。他捆、关酒鬼，因为他除了赌博就是喝酒，还打婆姨。而王路被捆被关，是因为他拒交公粮。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被山杠爷整过的人都替他说话。明喜和桂花为山杠爷说情，称赞他是个好家长；强英的婆婆哭着喊着要替山杠爷坐牢；赵二立感激山杠爷--那四个大嘴巴打得好，打出了党的威信，打掉了他的私心，打出了村里的水库，打来了致富的鱼塘。

　　山杠爷对他的孙子说，堆堆坪就是一个缩小的中国，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堆堆坪。因此，国法就是村规，村规就是国法。可是检察院告诉山杠爷，他的行为触犯了国法。山杠爷反问：不捆、不关、不游街，怎么对付那些刁汉泼妇？检察院说，进行思想教育。山杠爷正告他们：你们那一套在堆堆坪行不通！

　　在安排了接班人之后，山杠爷被带走了，村民们失魂落魄。人们想不到，检举山杠爷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孙子虎娃。

　　这回教室里多了一个人，一位高高胖胖的中年女性，她学日本人的样子双手捧上名片：达琳娜，丹麦汉学家，欧盟特邀观察员。

　　"你看过这部片子吗？"我问。

　　"看过，还有《天网》、《秋菊打官司》，都是干部成了犯人。"她的中文怪声怪调的。

　　"请说说你的看法。"

　　她侃侃而谈："中国有260万个孙子，这些孙子要是学了法律，中国就会更加民主。我访问了100个孙子，其中有32个孙子不知道怎么使用自己的权力，有47个孙子知道，但是他们不想运用这一权力。"

　　我越听越糊涂，这位达琳娜是不是说，山杠爷的孙子，因为学了法律，才使山杠爷受到法律的制裁？

　　"你怎么知道中国有260万个孙子？"

　　达琳娜惊讶地睁大灰眼睛："这是中国政府公布的。你难道不知道？"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统计孙子？"

　　"因为，他们要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孙子是实行民主的基础。"

　　孙子是民主的基础？虎娃这样的孙子多了，山杠爷这样的土皇帝就少了，中国的希望在孙子们身上。这个理似乎也讲得通。不过，中国的孙子绝不止260万，全国的中小学生就有上千万，他们在家里除了当儿子女儿就是当孙子孙女……？

　　我正在胡思乱想，魏安妮悄悄地塞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孙子 = 村子。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汉学家S、C 不分。

　　达琳娜的发音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几个未来的汉学家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看着我写在黑板上的汉字和拼音，达琳娜红着脸声明："我所说的孙子是village, 是hamlet，不是grandson。"

　　我用提问给她下台阶："苏飞娅，照你看，堆堆坪要投票选举，谁会当选？"

　　苏飞娅："山杠爷，不过他被抓走了。"

　　费米："投票选举是不是非得选党员？"他转向达琳娜："你在中国视察了100个村子，是不是都是这样？"

　　达琳娜："中国有没有这种规定我不知道，但是，我所见的党员与群众没什么不同。我认为，堆堆坪不具备投票选举的条件，按我设计的方案，投票选举的地方（她不敢说孙子了）60% 的选民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堆堆坪只有一个初中生，不能进行民主选举。……"

　　托马斯下巴上的红胡子一翘一翘的： "我看过报道，中国的农民用豆子当选票，选自己信任的村长。数豆子用不着上初中。这说明，没有文化也可以当选民。一百年前就有人说，中国民智未开，不能马上实行民主。我想问，什么叫民智，民智开不开的标准是什么？是初中还是高中？你的说法正在被别人利用，使中国永远停留在堆堆坪的水平！"

　　达琳娜向前倾着身子，硕大的胸脯起伏着。她大概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无礼攻击，她在努力地克服着自己的情绪，直至冒出了机关枪扫射一般的丹麦英文。

　　我屏住呼吸，伸长脖子，立起耳朵，连蒙带猜，才听懂一半："……你以为照你的办法数豆子中国就民主了吗？不！数豆子的选民只能选出皇帝，只能成为暴君手下的暴民，想一想红卫兵吧！"

　　托马斯冷笑着，摸了一把胡子，每一根胡子因此都带上讥讽："第一，红卫兵恰恰都是受过教育的，你知道蒯大富吗？他可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呀。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当起暴民来比文盲们好得多。第二，山杠爷对他的孙子，不是村子说：国法就是村规，村规就是国法。可是电影告诉我们，国法不是村规，国法要惩治村规，要惩办他这个制定村规的土皇帝。这就是说，中国有了民主的基础，数豆子也一样能数出民主来。"

　　达琳娜改成了中文："请问，豆子先生，是谁写信检举了山杠爷的？是他的grandson, 他在学校学了法律，才有了这封信。"

　　托马斯朝达琳娜深鞠一躬，脑袋几乎碰到了桌子上："孙子女士，谢谢你的提醒。不过豆子先生也要提醒你，中国缺的并不是教育和文化，而是实行民主的决心。违法的人在西方也有，几个土皇帝不能作为借口。"

　　在外国的课堂上，听外国人为你的国家吵得面红耳赤，心里是什么滋味？此时此刻，我想的只是如何中止这场德丹大战，民主呀、自由呀、人权呀早让我扔到恐龙蛋里去了。

　　我站起，朝唇枪舌箭们拱手："感谢二位对中国的关心，你们是同行，我不希望一部中国电影造成你们之间的不和。现在离下课还有二十分钟，我想请别的同学发表意见。

　　我向费米、苏飞娅和魏安妮递了个眼色，这些鬼精灵马上行动起来。

　　苏飞娅："强英的婆婆应该把儿子和儿媳赶出去。或者把房子卖了，到养老院去。"

　　我微笑着朝苏飞娅点点头，心说，你最好让强英婆婆雇兰勃当保镖，让汤姆叔叔看大门，请乌比．戈登堡当女仆。饿了就吃肉糜，饱了就遛狗，没事就看看美国肥皂剧，闷得慌了就找心理医生。

　　虚假的微笑鼓励了费米，他喝了一口咖啡，抹抹嘴："我认为，堆堆坪应该成立陪审团。"

　　亏他想得出来！

　　魏安妮对数字总有浓厚的兴趣："是不是想退党的人，都要挨打呢？赵二立挨了四个耳光，别人会挨几个耳光？"

　　这个问题容易，我告诉魏安妮："挨打与退党并没有联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宜退党。至于想退党的人要挨几个耳光，这没有一定，要看山杠爷愤怒的水平。"

　　下课后，达琳娜请我吃午餐，牛排送来之前，她表示歉意--托马斯讽刺她的发音，让她丢了面子，她压不住火，给我找了麻烦。托马斯的大名她早有耳闻，这次真让她开了眼。她认为，托马斯比山杠爷还专制。最后，她说，她还要在瑞典待一周，希望我每天拿出两个小时纠正她的S和C的发音。每小时付一百丹麦克朗。

　　半年后，我在一个研讨会上见到她，她老远就冲我喊："村子，村子！你好吗？"害得与会者都管我叫Mr.村子。而自从那堂课以后，大家都管托马斯叫"豆子"，他非但不生气，还恬不知耻地自我标榜：小球推动大球，豆子推动民主。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电影反映的文化差异――以《蒋筑英》为例

作者：启 之

这堂课讨论《蒋筑英》，为了让学生们深入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事先复印了《光明日报》介绍蒋筑英、罗健夫的文章、王兴东的剧本和他的编剧札记，让他们人手一份。我心想，就这些材料也够你们看的，看得你们头昏脑胀，省得上课提那些八不靠的问题。

　　这一着还真灵，我坐在讲台上足足五分钟没人提问，托马斯鼓着两只眼睛翻报纸，苏飞娅与魏安妮小声嘀咕什么，费米在支着电脑猛敲，罗伯特到英国开会去了，没来。

　　魏安妮打破了沉默: “我们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蒋筑英死了之后，他的领导和同事为什么要骗他的妻子和儿女，把他们骗到三千公里之外的成都？”

　　我说：“我建议你用瞒，而不要用骗。他们瞒着蒋太太，是怕她受不了丈夫死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这是善意的，是出于人道的考虑。

　　费米马上停下来，托马斯也不读报了，他们四个人互相看了看，仿佛早有交流。

　　费米：“我们认为瞒着真实情况才是不人道的。”

　　魏安妮: “难道蒋太太到了几千里之外的医院，突然在太平间里见到死了的丈夫就受得了吗？如果是我，我会更受不了。我会恨那些骗我来的人。（她坚持用骗）我会认为他们是很残忍，他们是在拿我的感情开玩笑！”

　　你瞧瞧，中国人的好心，到了欧洲就成了驴肝肺。

　　我给她解释：“假如我突然出车祸死在了贵国，贵大学派你去中国通知我父母，而你知道，我父母只有我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们又年迈体衰，心脏不好，你会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一见到他们就说：嘿，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们不要伤心――启之死了，是被汽车撞死的，尸体运不回来，欢迎你们到瑞典去看看他的遗容，机票等费用由保险公司出，不花你们一个大子儿。”

　　魏安妮不说话了。

　　苏飞娅一甩她那黄缎子般的头发：“我们还要说，亲爱的，请-节-爱-随-便。”

　　我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节哀顺变，又在“哀”和“顺”下面狠狠地打了一个惊叹号。然后转向魏安妮，留下苏飞娅一个人红着脸，看着黑板。

　　“魏安妮，你当然不会像我说的这样生硬，这样公事公办，但是，我老妈听了你的话马上昏了过去，我老爸抓住你的脖领子，说你造谣惑众。等你解释清楚了，把我老妈have gone。你这不是害死了一条人命吗？

　　费米插话：“如果不告诉他们，而是把他们骗到了瑞典，他们突然见到你的遗体，两人全伤心死了，那不是害死了两条人命吗？”

　　嘿，这位口香糖先生倒会安排――让我们两代人都在这儿安息了。

　　魏安妮缓过劲来：“即使知道你的父母的身体情况，我也要把真相告诉他们，但是我会准备好急救药品，叫上救护车。我会先跟他们说，你是一个很敬业的教师，我们很爱你，把你给我们批改的作业给他们看，然后，我会把你和我们的合影给他们看，说你在这里过得很愉快，然后，我会把报纸上的关于瑞典交通事故的记录拿给他们，告诉他们每年在瑞典有多少人死在车轮下。最后，我会把你死亡的消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心脏出了毛病，我就给他们服药，然后把他们扶上救护车。等他们平静下来，我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愿意不愿意来瑞典――要知道，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我不能假定他们一定要来瑞典。”

　　她顿了顿，“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给别人？为什么不事先征求蒋太太的意见就把她带到几千里之外去，为什么不问问蒋先生的儿女，是否愿意去成都，就把他们骗上飞机？这种事我在中国遇到的太多了，他们都是好心，为你好，可实际上，我觉得是为他们自己好。”

　　我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是因为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人权理念已经深入到了他们血液里，落实到了我车祸身亡的假设中。

　　一直沉默不语的托马斯站了起来，走到黑板前，拿起炭素笔，写了一串英文：report the good news but not the bad.（报喜不报忧。）

　　他抖动着红胡子：“你们说的全是鸡毛蒜皮，这，（他敲着黑板）才是要害，才是关键。报喜不报忧是中国的传统。中国人总是喜欢说好话，听好事，制造好人好事，把相反的瞒起来。一直到瞒不住了，才承认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藏起来，让后代去猜。所以中国人总是在猜测和等待中过日子。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在哪儿摆着，蒋太太从长春到成都猜了一路――蒋先生怎么啦？直到她在太平间看到了死人，领导和同事实在瞒不住了，才不得不承认蒋先生死了。死于肿瘤造成的大出血，生理原因只是蒋先生英年早逝的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仍旧瞒着。到现在，蒋先生死了十六年了，这二分之一仍旧藏着掖着！”

　　我看着这位红胡子，心里好生奇怪――这小子的屁股到底坐在哪条板凳上，怎么一会左，一会右？一会明白，一会糊涂？无论如何，得采取行动，这讲台得由中国人占领，岂能让一个西方的“后红卫兵”在这里大放厥词！

　　“红胡子，不，托马斯，喜欢说好话，听好事，是人性，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不想搞特殊。藏着掖着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二次大战期间，瑞典为了自己的安全，借道给德国，这件事不也是藏到五十年后才公开吗？藏着掖着自有其道理，藏是为了安定团结，掖着是为了社会稳定。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在你们瑞典不也是一样吗？”

　　“启之先生，我是德国人，不是瑞典人。我认为，天下只有一个道理，那就是事实！”

　　“托马斯，你是汉学家，汉学家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特色，看来，你还得好好在这方面补补课。”

　　托马斯不屑地耸了耸肩。

　　费米来劲了：“中国特色，我喜欢这个词。它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以前我不懂中国电影，看了王兴东的剧本和编剧札记之后，我懂了。王兴东就是一个中国特色。我要去采访他，你知道怎么找到他吗？”

　　“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你可以到那里去找他。”

　　费米：“王是否会允许我把他的编剧札记译成英文？”

　　“这个我不敢肯定。据说，他是一个非常谦逊、不爱出头露面的人。”

　　费米兴奋起来：“我喜欢这种人，我会想办法让他授权给我。我还要告诉他，他是我最佩服的编剧，一个世界一流的幻想家，他有超人的想像力……。

　　费米说了几句瑞典语，我掉在五里云中，学生们哄堂大笑，苏飞娅又坐到了桌子上。

　　费米用鼠标点击着电脑：“Now, let‘s listen to what he wrote.”（现在，让我们听听他写的。）他用中文念起来：

　　“他活着，活在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心中，他与另一位科技工作者罗健夫的名字，在十年前的秋季产生了一次组合性的共振！他俩用生命之光向全社会划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保护和关心一下中年知识分子吧！他的死，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解决中年知识分子住房、工资、入党、职称的问题，并对全国的中年知识分子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他的死，使无数个蒋筑英活下来了，在整个一代人中都感受到他那永恒不息的心跳。他的死，使全社会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像碑一样卓立于心头。他的死，使我们党看到知识分子中产生这样高尚的灵魂，没有理由不爱护他们理解他们帮助他们，把追赶世界的重任交给他们。”

　　费米念到这儿打住，用力地嚼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填进嘴里的口香糖。

　　托马斯又跳了出来：“这就是中国特色？！”